在对实例的观察上,作者提出观察的两个方面:一为整个建筑物之形式(平面和立面),一为建筑各部之手法或作风;其中位置最重要的莫过于斗栱,“斗栱演变的沿革,差不多就可以说是中国建筑结构法演变史”,只须看斗栱便差不多对年代知七八分。这些虽然是对非大木结构的古建筑的年代判定方法,但实际延续着与木结构建筑判定的一贯精神。
文中不仅强调了正确的研究方法,也对南北朝、唐、五代、辽、宋、元、明各时代构件形式与风格有一定的分析与总结,可以说是梁、林乃至学社成员几年来调研的心得成果之一。
1935年刘敦桢的《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就是采用几年间学社探索出来的已渐趋成熟的工作方法写出的。这时已基本不在行文中讨论和总结方法论的问题,学术论文的重心在于已知辽代建筑实例间的比较,从中尝试总结一些规律;同时也在尝试解答此前的学术论文中提出的问题。比如,刘在本文中就探讨了南北朝佛寺布局和辽代佛寺布局遗址,是对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提出辽代院落布局已不可考的问题之探索。
1936年刘敦桢外出调研写下的《河北、河南、山东古建筑调查日记》,是有别于调查报告的日记体。除纪行和记录工作进度外,主要记录所考察实例的特别之处和现场的想法。其中,作者在现场的思想点滴更是实时产生的精华,值得后来的研究者重视。这种体例篇幅不长,但各种研究方法,如文献、碑记、实例比照等基本齐备,是撰写调查报告的极好准备,是今后调研工作必须延续和发扬的。
实例比照上,刘敦桢除了像先前一样对比各时代各地区建筑,以及石窟的造像、壁画等材料之外,更比照日本已发现的早期建筑的手法,辅助推证年代。这种新的比照方法是建立在作者对日本建筑的深刻了解和掌握上的。
在分析建筑手法时,刘敦桢继续从时空限制对建筑营建影响的角度分析问题:他发现河北易县开元寺毗卢、观音、药师三殿的手法异于已知辽例而类似《营造法式》;究其原因,他从历史上易县地处辽宋接壤之地、自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割让后直到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才实际归辽所有的特定时空背景,推想易县乃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多。此处他更加深入地运用了从历史的时空背景上探究建筑做法的分析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刊登了日本人关野贞和竹岛卓一的《辽金时代之建筑及佛像》。关野和竹岛比学社早一些起步专注辽代建筑,考察大同华严寺、蓟县独乐寺等地的时间均比学社早。这篇论文从题目上便显出与众不同: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对单体建筑的研究和发现,而意欲综合它们,得出断代史性质的结论了。事实上,日本人却并未达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刘敦桢在同期刊物上所写书评指出:该篇上册自独乐寺观音阁以次收辽金木建筑九所,多见于营造学社汇刊,唯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未经国人介绍76。现在有学者亦指出,日本人的这本书的确较详细地阐述了个别建筑的特点,但是对整个辽金建筑的时代背景和建筑特征勾划得不够充分;更重要的是关野和竹岛未谈到《营造法式》77。此处显示了当时日本人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局限,即他们能够实地考察,但因语言与资料来源所限而无法很好地进行文献研究;总结的目的也没能很好地达到。同时,此处也表明虽然中国营造学社在选择调查对象上受到日本人的影响,但是在方法和成果上已经超过了日本学者的研究。
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中国营造学社暂时解散;1938年,学社在西南由梁思成、刘敦桢带领成立分社。东北、华北已被日本侵略者所占,学社失去了对辽代建筑实地研究的条件,对辽代建筑实例的研究被迫暂停。
1942年梁思成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其中辽、宋的文献资料由林徽因负责收集。1944年成书。此前,日本人伊东忠太有《支那建筑史》,但由于材料限制,止于六朝,未涉及辽代建筑。而1934年中国人乐嘉藻出版的《中国建筑史》,在梁思成看来却不能称其为“史”78。因此,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是第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完整、系统而科学的中国建筑史。
该书在体例上将五代、宋、辽、金合为一章,先叙述“都市及宫殿”;随后按类型将这几个朝代的实物统一分为“木构“、”砖石塔幢“和“其它”(墓葬、桥梁等),逐个分析;最后按照“建筑型类”和“细节分析”对各时代建筑的特征进行综合总结。这种体例既照顾到时间延续的一定联系,又区分了类型,重要实例也得到了分别讲解。
以往很少述及的辽代宫殿与城市情况,该书也专辟一节讲述。当时关于辽城市情况,仅有奉宽《燕京故城考》、[日]那波利贞《辽、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和朱契《辽、金燕京城郭宫苑图考》等寥寥数文79,更没有考古发掘资料,故梁思成仅能以文献资料为主。
在叙述辽宫殿城市之前,梁思成先将辽代的历史背景、疆域等基本情况作简要介绍。这种将建筑史放于整个中国历史背景下考察的方法,成为后来的研究者撰写中国建筑史的必然做法。
实物分析部分多是营造学社调研工作的成果和初步总结;唯一缺憾的是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尚未能由学社亲自调查测量,故梁思成撰写该实例时应用的仍是日本人伊东忠太的实物研究资料。
(四)1949-1966年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从1950年到1955年,文化部文物局和地方文物部门组织了对一些重要古建筑损毁状况的勘察,为今后基本修缮和大型保护工程作准备。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活动是在1950年7月,由文物局组织考古和古建筑两方面的专家组成的雁北文物勘察团前往雁北地区勘察,并出版了《雁北文物勘察团报告》80。报告集里,关于辽代建筑的文章有刘致平的《古建组勘查综述》、《大同及正定古代建筑勘查纪要》和莫宗江的《应县、朔县及太原晋祠之古代建筑》。他们考察并判断为辽代建筑的有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善化寺普贤阁、善化寺大雄宝殿和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由于他们的考察目的在于文物保护,所以基本沿袭了前人的学术研究结论,而将重点放在确立国宝级文物保护单位,开列各细部损毁状况清单,根据当时财力和人力条件分轻重缓急地提出修缮步骤和建议等工作上。在修缮步骤上,他们基本沿用了中国营造学社的方法和建议,是谨慎而科学的。
限于当时的人财物力,文物建筑保护工作须寻找重点中的重点进行,确定一个大型修缮工程前要反复勘察。1952年罗哲文为准备修缮工程而再次前往雁北,写出《雁北古建筑的勘查》81,对适合和有能力进行重点修缮的建筑提出建议和具体实施方法,对其它建筑在1951、1952年所做的基本修缮进行检查,并再次记录现状,提出短期修缮建议和长期修缮中需考虑的重要问题。
在修缮工程中不但对文物建筑进行了基本的保护,更宝贵的发现是1953年对山西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善化寺普贤阁的维修中均发现了梁上的金代题字82,解决了此前对建筑年代的争议。年代问题的解决不仅为后来的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和分析该建筑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也为如何鉴定古建筑年代提供了新的认识。
解放前中国人没能测绘的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在解放后终于得到了考察测绘。继1950年简单的现状调查83和1952年的勘察84之后,1961年杜仙洲等经详细测绘发表了《义县奉国寺大雄殿调查报告》85。这篇调查报告继承了梁思成等学社调查报告的传统,完整采用了《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总结的工作方法和论文体例。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作出已知辽金建筑实例材栔、斗栱等尺寸的总结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