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工作成就是完成了大量实例调查测绘，积累了图纸资料，读懂《营造法式》与则例，使从表面形象上认识古建形式、结构、构件名称与尺度；也做了部分单项专题与断代分析。总之，此阶段为研究古建史积累了基本常识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梁思成写出他的中国建筑史。
解放后，文保与考古工作者完成了大量实地调查等基础工作，积累了很多资料；但他们多从文保、考古、修理角度测绘，不能完全满足建筑史研究需要。对《营造法式》与则例只知表面，故古建研究者仍需对其建筑设计、结构原则与理论进行研究，知其所以然——这也是基础工作。
文章还对已有的三本建筑史（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简史》、《中国古代建筑史》）作出总结。陈明达认为：已有三本建筑史都重现象少实质，重艺术少技术，更无总结建筑学理论，可见当时每写后一本都未先讨论前一本之优缺点，无计划性；后两本只注重基础材料数量之增加，忽略实质内容提高，以致第一本中已涉及的建筑设计理论、结构等问题未得到实质性深入，反而因简化文字而泯灭。其实，每本中都能找出应深入研究的课题，并且还有许多空白点都未得到关注和研究。作者提出，古建研究者应把已有的建筑史看作一定阶段工作的检阅，看看其基本资料有否不足，单项研究是否抓住要点关键、有何不足。书中富启发性的论述常是供下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然后，分轻重缓急拟定下一阶段继续研究的目标和研究计划，待完成这个新计划后就可以写新一本建筑史，以此总结工作，发现新的问题。
陈明达对建筑史学科自身发展的总结和建议，恰好成文于上世纪80年代初。这其实是对旧阶段工作的总的回顾，也是对新阶段的寄望，是从宏观层面对建筑史研究方法提出的建议，为80年代至今的研究工作指出了基本方向和任务。20多年过去了，如今当年提出的任务仍未完全解决，而且出现了新的任务和问题；现在，这些都急待学术史研究加以归纳总结。
1983年，《营造法式》研究最重要的成果——《营造法式注释》（卷上）出版99。梁思成从1940年前后就开始对《营造法式》的注释工作，中途停顿了一段时期后，于1961年到1963年间完成了“卷上”，即石作、大木作部分100。由于历史缘由，直到1978至1980年间，梁思成的文稿才被整理出来。这不仅是梁思成的研究结晶，也是从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中国人的实例调查研究的结晶。辽代建筑作为实例中的重要部分，成为注释《营造法式》的关键之一——对辽代建筑的认识和研究不断发展，帮助研究者不断全面和深入地理解《营造法式》，然后才有能力对《营造法式》加以详尽注释；同时，《营造法式注释》对研究者进一步理解和分析辽代建筑实例又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的研究者正是从对《营造法式》的深入研究中拓宽了对辽代建筑的分析方法，进而加深了对辽代建筑的认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徐伯安、郭黛姮承继了对《营造法式注释》整理和编校工作，终于在2001年出版的《梁思成全集》中将《营造法式注释》上、下合卷出版，构造了《营造法式》研究最重要的基石。
《营造法式注释》（卷上）整理出版后，对《营造法式》和《营造法式注释》的研究持续开展，成为此后的学术热点101。
1980年开始潘谷西陆续发表《〈营造法式〉初探》之一、二、三、四102，其中作者从已经掌握的大量唐、辽、宋实例和对《营造法式注释》的研究，提出《营造法式》与江南建筑关系更加密切，和冀、晋一带疏远的观点。由此可见实例研究的重要性——从实例入手才能真正搞清辽代建筑的时代性和地区性，《营造法式》不是一个随便可以套用的模子。联想到有的文物部门在整修古建筑时不认真考察原状，或不重视原状所体现的地方性，而搬弄《营造法式》条目的错误做法，我们尤应强调地区性的分析。
1981年陈明达发表了《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103，延续了他注重实例数据的研究方法。书中他将《营造法式》原文的各部分内容集中起来，归纳各种规定的共同点，除了从文字上详细推敲分析外，还将唐、五代、辽、宋、金、元各代重要实例的各部分数据详细列表，在实例之间、实例与《营造法式》之间相互比较，由此推算出一些世纪存在而《营造法式》没有明确记载的设计规定和手法。由此，既加深了对《营造法式》的理解，亦推进了对实例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上均有重要突破，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
对辽代重要木构建筑的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分析上。1984年是观音阁重建千年纪念（公元984年-1994年），多篇文章从各角度对独乐寺进行分析，提出了新的观点看法。其中，曹汛的《独乐寺认宗寻亲——兼论辽代伽蓝布置之典型格局》104将独乐寺与同类型的伽蓝相联系，并从仅存遗址和文字资料推证辽代伽蓝的典型格局，画出两种方案的复原图。张家骥的《独乐寺观音阁的空间艺术》105从建筑学设计的角度对观音阁的空间处理作了分析，是以往少见的分析方法。宿白的《独乐寺观音阁与蓟州玉田韩家》106通过历史文献和碑文题记等材料严谨而详细考证了独乐寺观音阁的重建背景，对理解观音阁的类型、做法等具有重要作用。陈明达的《独乐寺观音阁、山门建筑构图分析》107继续采用了以材分进行模数分析的方法，尤其从美学比例考虑，对观音阁、山门的外部立面构图和内部空间处理作出分析，其分析方法又深入了一层。韩嘉谷的《独乐寺史迹考》108引用科技考古中碳14、热释光等方法对构件年代的测试结果，对独乐寺和观音寺白塔作出重修和历代修缮的年代判断，其研究方法是创新之举。郭黛姮的《独乐寺观音阁在建筑史的地位》109就观音阁的结构及结构类型、抗震性能等问题，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纠正一些错误说法，并提出：观音阁虽非年代最早者，但其地位远超于年代地位；其科学结构和抗震性能在世界建筑史上极为重要。
198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驭寰主编出版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由于该书偏重从技术的角度分析古建筑实例，所以部分解决了陈明达指出的三本建筑史
“重艺术轻技术”的问题。其中在辽代木结构建筑部分，该书不仅从用材、截面比例、斗栱、梁架结构、受力情况等方面分析主要单体建筑，还总结了同时代的一些技术手法、手法来源和影响，并且附有许多实测图。被该书列为辽代木构建筑的包括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山西大同下华严寺海会殿、山西大同善化寺大殿、山西应县佛宫寺释伽塔、河北易县开元寺毗卢、观音、药师三殿、河北涞源县阁院寺文殊殿、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天津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河北新城县开善寺大殿和山西大同上华严寺大殿110。
1990年陈明达出版了《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战国–北宋》111一书，再次从技术角度分析和总结建筑实例。该书更加注意各时代之间的技术发展与联系，还保持了列表对比实例数据的一贯特点。其中，作者首次将已知唐、五代、辽、宋、金重要木构的梁架结构分类为“海会殿形式”、“佛光寺形式”和“奉国寺形式”，这种分类方式和思路多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参考或引用112。作者认为辽宋建筑表现出了材料力学和数学的成就，体现了宋代科技发展的水平，将古建筑技术上升到科学的层次。
上世纪80年以来，考古方面的新材料依然丰富，包括砖塔、城址、重要墓葬等。一些新的建筑遗址、祭祀遗址的发现虽然不属地上建筑遗存，但有助于丰富辽代建筑的类型，扩大研究者的理解。在天津蓟县观音寺白塔113、内蒙古宁城县辽中京大塔114、北京天宁寺塔115、辽宁朝阳北塔116、辽庆州释伽佛舍利塔（即庆州白塔）117、山西灵丘觉山寺砖塔118的修缮工程或保护工作中，文物工作者通过考古钻探、考古发掘、近景摄影测量技术等方法，对这些建筑及其附属遗址进行年代分析和形制判断，为进一步理解各个实例的发展演变，及其反映的时代变化，提供了新的材料。比如，依靠考古发掘和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天津蓟县观音寺白塔的修建年代的认识就从最初仅推测白塔与独乐寺规划有关119，最终发展到辨识了白塔始建、多次修葺等整个沿革过程120。不仅如此，考古工作者能运用他们在宗教、制度、风俗等方面的知识分析塔和墓葬的建筑功能等情况，而这正是不少建筑研究者所缺乏的；所以考古报告有助于更深入理解辽代建筑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为建筑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知识和思路。
1999年傅熹年发表的《试论唐至明代官式建筑发展的脉络及其与地方传统的关系》，首次专题讨论了官式建筑和地方传统的关系。此讨论思路更加明确了建筑地区性特点的重要性，是以往研究思路的发展。其中对辽代建筑遗存中官式建筑与地方传统的区分，对继续分析辽代建筑遗存有重要影响。
2001年傅熹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循陈明达在《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提出的线索，将陈明达的方法从单体建筑向建筑群落、城市布局推广开去，对现存实例的精确实测图进行分析，发现了城市规划、建筑群落和单体建筑设计采用扩大模数的设计手法。这对更深入认识辽代建筑提供了方法和观点的指导。在对辽代实例的分析中，他还发现了不少以往单纯靠形制分析无法发现的特点，核实或改变了对以往某些实例的沿革、发展演变的判断。比如，他推算出天津蓟县独乐寺山门所用的基本尺为29.8cm，略大于观音阁辽尺，由此判断山门的建造年代可能比阁稍晚。
四、对辽代建筑的文物保护
解放前，中国营造学社在开展实地调查时已注意到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在学社的调查报告中，他们不仅记录下当时的建筑状况，还注意区分每个单体建筑的价值，以利于之后的保护工作。
辽代建筑年代久远，颓坏情况相对于稍晚的建筑物更为严重。以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为例，解放前学社调查时善化寺曾充女校，当时成操兵之地，柱架北倾；非急与修治，恐颓毁期不远。1951年雁北文物勘察团调查时，大雄宝殿颓毁尤甚，最严重的是由于殿后有大水塘，殿基浸软，梁架向后倾斜。至1953年罗哲文再次前往考察，水塘已干涸并准备填平，但台基坍塌，梁架北倾，角柱劈裂等损毁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