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使中国建筑史研究工作陷于近十年的停顿，1975年开始才逐渐恢复。随着新材料的增加，随着对《营造法式》研究的逐步深入，随着研究思路的开阔，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的研究不断产生新的综合性成果。
三、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的研究
（一）背景57
如前所述，在中国人对辽代建筑进行研究之前，欧洲人与日本人已涉及此领域。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中国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可视为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研究的背景。
1、欧洲人的研究
较早涉足中国建筑领域的欧洲人的著作有[英]
James Fergusson的《建筑史图说手册》（Illustrated
Handbook of Architecture of All Ages and All
Countries，1855年）及《印度及东方建筑史》（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1867-1910年）。作者并未亲自考察中国建筑，而主要从当时欧洲有关中国的旅游手册等有限的资料上了解情况，并从西方建筑的传统出发，认为中国没有可称其为建筑的东西。1910年[英]Banister
Fletcher发表的《世界建筑史》（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其“建筑之树”将东方建筑列入主干，引起东方建筑研究者如伊东忠太的强烈反对。[德]Oskar
Munsterberg的《中国艺术史》（Chinasische
Kunstgschichte）则认为中国建筑的民居、宫殿、寺院皆同型，千篇一律58。然而同时，[德]Ernst
Boerschmann的《中国的建筑和宗教文化》（Die
Baukunst und Religioese Kultur der Chinesen，1911年），《中国建筑》（Chinesische
Architektur，1925年），《中国的建筑与景观》（Baukunst
and Landschaft in China，1926年）和《中国的建筑陶器》（Chinesische
Baukeramik，1927年）是经过实地考察后才提交的报告。
总的来说，欧洲早期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没有形成体系，实地考察很少，更不用说文献研究了。尽管如此，他们对日本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和考察产生了主要影响。
2、日本人的研究
自1893年冈仓天心按一定的路线实地考察了中国多省的名胜古迹和美术遗存后，日本人不断模仿这条路线，到中国考察。从1893年到1935年，冈仓天心、鸟居龙藏、伊东忠太、关野贞、冢本晴、常盘大定和伊藤清照等日本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普查了中国各地的文化史迹。他们的研究方法包括：查阅文献资料；
采访研究（向当地人了解建筑的历史和位置是早期研究常采用的方法，如伊东忠太与中国人笔谈）；普查（实地考察）；美术徒手草图；摄影；实测（测绘）；发掘（考古发掘方法），从各学科综合考察；文字研究法（伊东忠太从图形文字考察建筑的沿革）。总之，他们意欲建立中国建筑史框架（1925年，伊东忠太《支那建筑史》；1929年，伊藤清造《支那的建筑》），并整理结集了部分中国建筑资料（1929年，伊东忠太、关野贞、冢本晴合著《支那建筑》；1925年，关野贞《支那佛教史迹》）。日本研究者虽尚未开展专题研究，但已为之奠定了基础。
1926年始，日本创立了一些研究机构，开始对中国建筑进行专题研究。其中较重要的两家机构有1929年由东京和京都帝国大学有关东方学研究的学者发起创立的东方文化学院（包括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和1926年成立的东亚考古学会，二者的经费均来自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在这些机构的支持下，其中一些学者选择了与辽代建筑相关的研究课题：1928年鸟居龙藏的辽文化研究；1928-1929年关野贞、1930年水野清一、1934年冢本善隆等的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研究；1934年关野贞和竹岛卓一的辽金建筑研究；1939年田村实造的辽庆陵研究。其中，关野贞、竹岛卓一的《辽金时代之建筑及佛像》和田村实造、小林行雄的《庆陵》对中国研究者的影响较大。
总之，日本人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作为中国人的研究背景，对中国人开展研究产生了影响。种种细节将在下文结合中国学者的研究论及。
（二）1932年以前中国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