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在梁思成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他提出了文物保护的几个基本思想，对后来的文物建筑保护工作很有影响：

一是根据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材料特点，在文物建筑保护时应先考虑防水、防火、避雷的问题。这一条在解放初期的文物保护普查和基本保护维修中已经得到保障。

二是不宜轻易考虑建筑复原，保存现状为保存古建之最良方法。对于这一点，后来的研究者或主持工程者却未能与梁思成一般远见，因种种原因造成了一些古建筑维修反成破坏的后果。

三是修缮保护的主持者需“有专门智识，在美术、历史、工程各方面皆精通博学”。这一条更加不容易达到，应该是文物建筑保护的一个理想和目标了。

1950年7月，政务院发出《切实保护古物建筑的指示》，指出山西大同华严下寺海会殿等古建筑被拆除破坏是和国家保护文物的政策相违背的¹²¹。这一建国后首个文物建筑保护的政策，即与辽代建筑的保护密切相关。此后，随着国家建设的开展，文物保护工作也逐步发展。受梁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的影响，文物部门在保护文物建筑的时候基本沿用了学社的建议和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限于当时的国情，文物建筑保护只能分出轻重缓急，对重要保护单位进行普查，开列各细部损毁状况清单，然后为每个单体建筑订出近期一般保养和长期修缮目标。大型修缮工程要挑选重点中的重点作为保护对象，在制订修缮方案前要通过多次勘察¹²²，比较谨慎。50年代以来，文物部门修缮了辽宁义县奉国寺、山西大同华严下寺薄伽教藏殿、山西大同善化寺大殿、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西应县佛宫寺释伽塔等，及时保存了这批极为重要的辽代建筑遗存¹²³。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各地文物部门又再次对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做了修缮保护的工作，其中除辽代木结构建筑外也包括一批辽塔。对于一些工程上的重大问题，如应县佛宫寺释伽塔的保护，国家文物局还多次组织专家会议讨论¹²⁴。不过，也有个别地区的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不尽人意，如随意以复原名义改动了建筑原状，或拆毁了其它时代的相关建筑等。

五、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研究的意义与成就

中国最早研究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机构是“中国营造学社”；这一机构的主要研究人员是梁思成和刘敦桢。1932年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是梁思成的第一篇古建筑学术论文，也是中国人第一篇采用科学研究方法进行古建筑研究的学术论文。而这些第一的研究对象——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就是辽代建筑。正是从调查辽代建筑开始，中国建筑史进入了科学研究阶段。

中国人开展古建筑研究之初，所发现早期古建遗存中年代、规模、等级、数量均极重要的古代建筑就是辽代建筑，因此，对辽代建筑的调查研究成为早期中国建筑史调查研究的主体。在对辽代建筑的调查过程中，中国营造学社，以调查辽代建筑的经典著作《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为代表，开创、积累、明确了一整套研究古建筑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奠定了此后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石。其中，对实例进行实地调查、测绘，是中国建筑史研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自中国营造学社提出和应用这个研究方法以来，实践不断证明了这个方法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同时，历史文献能为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内容与线索，并对实地考察成果加以核查、解释和补充，亦不可或缺。

在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的研究过程中，随着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不断增多和更新，研究思路不断拓宽，由此对辽代建筑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这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的深入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对辽代建筑实例进行的研究，为早期解读中国建筑史的重要文献《营造法式》作出极为关键的贡献；后期，对辽代建筑的深入研究又大大推动了对《营造法式》的进一步研究和认识。此外，一些学者运用考古学、科技史、宗教学、历史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结合实例对辽代建筑的若干方面作出分析，为加深对辽代建筑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重要帮助。

中国人对文物建筑保护工作的重视也是从辽代建筑的保护开始的。解放前中国营造学社为保护辽代建筑而提出的基本要点至今仍是文物保护工作的主要思想之一。解放后，对辽代建筑的文物保护和修缮工作不仅为保存辽代建筑起了重要作用，还为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新依据，使辽代建筑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

现有的辽代建筑遗存，无论规模、等级、数量和保存质量，均构成中古时期古建筑遗存的最重要部分。辽代建筑上承唐代、五代建筑，与宋代建筑关系紧密，而下启金代、元代建筑；从辽代建筑到金代建筑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古代建筑承唐启宋这一重大过渡与转变的反映。对辽代建筑的研究和总结，使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基本分期成为可能，从而构建起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框架。

致谢

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华教授是本课题的指导教师，他在繁忙的工作和研究之余十分关注本课题的进展情况，从宏观到微观，从方法论到具体体例，均给予了重要指导，使以往未接触正式学术研究的我得以入门并最终完成本文。考古文博学院的李志荣博士从选题、研究计划、中期报告一直到结题的全过程中都密切关注我的工作，提供大量材料，引导思路，并耐心而细致地披阅修改本文，给我以极大的帮助和启示。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金英老师，北京大学教务部王海欣老师对本课题申请校长基金资助给予了热情的关心支持和许多具体帮助。这些都是我铭记在心而至为感激的。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