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科举荣身之路长期无法实现。儒生们渴望能通过科举“立国安邦为相宰”，但统治者却不需要他们。元朝统治者固守其祖宗之法，拒绝汉化的重要手段就是拒绝科举选官，因为一旦开科取士，蒙古色目族的文人肯定不敌有着良好儒学文化修养的汉族文人，势必会有大量汉人、南人因科举考试成功而涌入朝廷。

元统治者认为若以汉法为官执政，逐渐就会改变元朝政权的组成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使元蒙步金辽后尘而被华夏中原文化同化。因此，蒙元贵族把阻挠恢复科举作为保护民族利益、维护民族特权统治地位的最后防线，对恢复科举取士表现出高度的排斥。

纵观有元一代，从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开始，到1368年朱元璋灭元，历十一帝98年，在这近百年时间里，科举制度时兴时废，并且取士时也贯行四等人制，蒙古色目优先于汉人，这就造成了元代文人的悲剧命运。

据《元史》之《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仁宗本纪》记载，蒙古直到窝阔台至元九年也就是公元1238年才接受耶律楚材建议起用十二名儒生为十路征收课税使，又接受耶律楚材“请用儒生选士的主张”，举行了戊戌选试。
这是蒙元入主后举行的第一次科举考试，沿用宋金科举科目，但却无乡试、会试、殿试之制度，也不设状元、榜眼、探花，不伦不类。窝阔台曾有诏令说中选者除“议事官”，“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但却并未得到实施。耶律楚材以此试图恢复因战乱而停止的科举制度的努力也宣告失败。

崇尚汉法的元仁宗于1313年下诏重开科举，并于1315年正式开科考试，中断近80年的科举取士终于重新开始。这次科举基本沿袭宋金旧制，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内容除四书五经外，还有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蔡沈《书经集传》、胡安国《春秋传》，程颐《易传》，以及古注疏《礼记》等。
并且还规定，蒙古、色目人考两场，汉人、南人考三场，考试内容也是难易不同，以南北二榜分别取士，蒙古、色目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各二十五名，两榜共两个状元，一百名进士。蒙古色目人口稀少，而汉人南人人口数量庞大，所以明显不公平。

元代科举规定每次选拔进士一百人，而宋朝每次选进士三百人，多的年份可达五六百人，金朝仅占半个中国，每科五百人，多者超过九百人。
元朝每科取一百进士，而且四等人中每等二十五，看似一视同仁，但要考虑到蒙古、色目与汉人、南人所占人口比例，就可以发现其中的不公，而且在录取时，也是经常偏袒蒙古、色目人。
据欧阳周《中国元代教育史》统计，元代十六次科举总计录取进士1139人，其中顺帝在位时就录取了七百人。十六次科举考试中，十四次录取数量均不足额，缺额的当然不会是蒙古人和色目人。

因此，这样算来，有元一代，中原儒生考中进士者不过五百人左右，并且元代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吏，只占元代文官总数的百分之二，其中的汉人、南人不会超过一半。
以此来看，中原儒士中举者少，由科举入仕者更是少得可怜。元朝虽然职官设立沿从汉制，但官员选拔却不用汉法而以四等人制，随意性极大，选官看“跟脚”，即出身和民族背景。
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元代儒生仍然有着剪不断的科举情结。唐宋以来，读书、科举、做官早已成为儒生们不二之人生理想道路。他们对科举致仕的崇拜已深入骨髓。

儒生们的这种科举致仕情结也体现在元杂剧中。

关汉卿生于十三世纪初，卒于元成宗大德年间，也就是其生年大概在十三世纪二十年代到十四世纪初。他一生确定经历过的科举也就只有几次，第一次是窝阔台戊戌选试，那个时候关汉卿只有十岁，第二次是在元仁宗延祐元年（1315年），他已经八十有余。显然，关汉卿并未参加过元朝举办的科举考试。

但关汉卿在剧中依然为他的主人公们选择了科举致仕这条路。作为立足于现实的作家来说，这更反映了关汉卿潜意识中对于科举功名的认同，甚至把这个作为人生圆满的必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