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衰落
中国，如果总是对几近猖獗的外国入侵被动，是不能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存活四千年和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延续两千年的。在其整个历史时期，征服者不得不采纳中国文化或逐渐被他们的臣民吞噬，中国人善于用耐心掩盖其实际性。又一个考验时期到了。
在1860年冲突之后，皇帝和朝廷的抵制派逃命离开首都。恭亲王，皇帝的同父异母弟弟，承担了事实上的政府首脑作用。在谈判结束敌对行动后，恭亲王在1861年给皇帝的奏折中概括了令人吃惊的战略选择：
今捻叛燃势于北而太平于南，使我军耗资疲怠。蛮夷趁虚而入以图制我。如不抑怒而奋敌，恐遭大难矣。然倘无视其害，不予应付，奈何遗悲于子孙乎。
这是一个经典的战败困境：一个社会在顺应征服者的同时还能保持其凝聚力吗？如何建立能力扭转不利的力量平衡呢？恭亲王引用中国古语说：“为势所迫交友求和；实为攻防之策。”
由于没有总体解决方案，恭亲王的奏折建立了危险之中的优先选项，其效果相当于远交近攻原则。这是一个中国古典战略，大约一百年之后将再次被毛泽东重新采用。恭亲王的奏折在其评估各种侵略者所代表的威胁中展现了巨大的地缘政治敏锐性。
尽管面对英国紧迫和实际的威胁，恭亲王的奏折把英国放在长远危险的最后位置，而把中国国内的稳定和俄罗斯排在第一位：
太平和捻叛节节得胜，实为我大清心腹之患。罗刹（俄罗斯）与我毗邻，意欲蚕食我疆土，实如芒刺在背。至于英国，其目的为买卖，但举止凶猛、匪顾吾人尊严。若非规之以法，我无以立足矣。此乃肋下之痛。故而，我应先平太平及捻叛之乱，再抑罗刹，而后制英夷。
为了实现他针对外国列强的远距离目标，恭亲王提出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办公室—外交部雏形—来管理与西方列强事务和分析外国报纸，获得中国境外发展的信息。他抱有希望地预测，这将是一个临时性的必要，当军事行动结束和各国事务简化后，随即取消。直到1890年，这个新部门并没有作为国家办事处列在大都市的官方纪录。其官员大都是从其他更重要的部门借调来的，作为一种临时指派。他们频繁轮流值班。虽然它的一些城市被外国势力占领，中国把外交政策当作一时权宜之计而非中国未来的永久策略。新部门的全称叫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措辞，可以开放性地解释为，中国根本不是与所有外国从事外交，而是作为其普世帝国的一部分处理自己的事务。
恭亲王政策的实施落入李鸿章的手上，他是朝廷一品大员，在清廷镇压太平叛逆运动中从指挥军队上升到突出的位置。雄心勃勃、温文尔雅、面对屈辱而淡然处之、深谙中国古典传统、临危不惧，他成为近四十年中国对外的面孔。他把自己浇铸成在外国列强坚持要求领土和经济优惠和中国朝廷政治优势的虚张声势之间的调解人。根据定义，他的政策可能永远不会满足任何一方的完全赞许。特别在中国，李鸿章留下了一份有争议的遗产，尤其是对那些敦促更具对抗性行为的人。然而，他的努力—被中国朝廷传统好战派认为无穷复杂，他们定期坚持以最少的准备与外国列强战斗—表现出显着的能力引导晚清中国在各种严重缺乏吸引力的选项之间腾挪，并通常减轻其危害。
李鸿章在危机中赢得声誉，以军事专家和“蛮夷管理者”的身份在十九世纪中叶动乱的中国浮现。1862年，李被派往管理东部富裕的江苏省，在那里他发现其主要城市被太平叛军围困，但由决心扞卫新商业特权的西洋军队保卫着。应用恭亲王备忘录（奏折）的格言，李与西方势力联盟，摧毁了他们的共同敌人，并使自己成为那里的最终权威。在一次实际上的中西联合剿匪战役中，李与查尔斯“中国人”戈登结下了共事之缘（戈登是著名的英国探险家，后来在苏丹喀土穆包围战中被马赫迪杀害）。李和戈登最后又掰了，因为李下令将捕获的叛军领袖执行死刑而戈登已许诺宽大处理。随着1864年平息了太平天国的威胁，李鸿章被节节提拔到日益重要的位置，他成为中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和主要谈判代表频繁活动于外交危机之中。
一个在功能更其强大的国家和显着不同文化围攻下的社会代表面临两种选择。他可以尝试弥补文化差距，采纳军事上更强一方的行为方式，从而减少因文化歧视而诱发的压力。或者他可以炫耀其特色，坚持自己文化的有效性，并获得尊重自己信念的力量。
在19世纪，日本领导人选择了第一种事业，事实上，当他们遇到西方时他们自己的国家已经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并已显示出它的社会凝聚力。李鸿章代表一个被叛乱破坏的国家，需要外国的帮助平息叛乱，他没有这样的选择。无论这一事业有何好处，他也不会放弃儒家思想的根源。
李鸿章在中国的旅行帐户是一个中国风暴的严峻记录：在颇具代表性的1869年至1871年两年期间内，他四处奔忙；在中国西南地区，法国代表对反基督教暴动欲试牛刀；在北部，新的骚乱事件爆发；回到西南偏远地区，越南边境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起义；然后向西北方向，解决一个重大的穆斯林叛乱；从那里再跑到东部的天津港，那里屠杀基督徒已引来法国军舰和军事干预的威胁；最后向东南，台湾本岛正酝酿一个新的危机（当时被西方称作福尔摩萨）。
在由西方行为准则定义的外交舞台上李鸿章是一个打扮鲜明的人物。他穿着儒家式的长袖蟒袍，并自豪地炫耀古老的排名级别，如“双眼孔雀花翎”和“黄马褂”，他的西方同行只能困惑地看着。他的头顶前半部被剃光后面留了一个长辫子—清代发型，头戴官冠。他用文言文发言，只有极少数的外国人能懂。他带着一种超凡脱俗的宁静气度，一位当代英国人，怀着敬畏和不解的混合感情，将他比作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访客。
他的言行举止似乎暗示，中国的艰辛和让步只是中国文明走向最终胜利道路上的临时障碍。他的老师，曾国藩，一个一流的儒家学者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老司令，在1862年曾劝导李如何使用儒家的自我约束基本价值作为外交工具（大意）：“在与外国人联系时，你的方式及仪态不应该太轻浮，你应该有一个略显模糊，休闲的外观。让他们的侮辱、欺骗、蔑视以及一切似乎被你理解，但又似乎不理解，总之你应该看起来有点愚蠢。”（其实，李鸿章后来发展了一种“痞子腔”外交风格，译者）
像那个时代的每一位中国其他高官，他相信中国道德价值观的优越性和其传统帝国特权的公正性。不同之处不在于他对中国优越性的评估和诊断：至少在当时，中国缺乏物质或军事基础。在太平天国冲突中研究过西方武器，并检索过外国经济发展趋势的信息，他意识到，中国已经十分危险地落后于世界各地的发展阶段。正如他在1872年给皇帝的奏折中直言警告说：生活在当今还说“拒夷”和“驱夷于疆土之外”肯定是肤浅的妄谈……他们每天都生产武器，争取比我们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胜利，置其优越的技术对我们的不足。
李得出了与魏源相似的结论，只不过现在改革的紧迫性比魏源时期成时间指数增长。因此，李警告：
依现今局面，对外须与蛮夷媾和，对内则须改制。若我仍固守成规，国将日益衰落矣……现外国多行改革，蒸蒸日上。我若谨守旧制，断被其葬送之，非守固之顽徒而不悔也。
经过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政策辩论，在19世纪60年代期间，李和他的官僚盟友提出了一个行动过程，他们命名为“自强”。在186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以“中国民用和军用系统的一切都远远优于西方，只有在枪械上绝对不可能超越”作为出发点（和一个软化打击他的帝国读者的手段）。但鉴于其最近的灾难，李劝告，中国精英们伤不起再小看外国的创新，“嘲笑外国的锐利武器为奇技淫巧，认为这是不必要学习生产的东西。”中国需要枪支，蒸汽轮船，重型机械，以及生产它们的技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