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论中国

  中国的主要社会价值是由两千多年前的一位哲学家孔子(551-479B.C.)提出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770-476B.C.)末期,那是一个政治动荡时期最后导致各国互相残杀的战国时代(475-221B.C.)。周朝的统治衰落,无力管束诸王对政治强权的竞争,贪婪和暴力并驰,“天下”不成体统。

  像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译者注)一样,孔子是个游说者,希望能够在一个国家拜相以辅佐其生存发展。但是和马基雅维里不一样的是,孔子关心构建河蟹社会,而马基雅维里只玩弄权术。孔子的主题思想是温情统治,礼教周全和虔敬孝顺。也许因为这些都不能给他的可能雇主提供一个取得权力和财富的捷径,没有一个国王给他下聘书。孔子最后没有实践他的愿望,含憾而死,而中国继续滑向政治塌崩和战争。

  但是孔子的学说,由他的学生们记录下来,得以保存。当流血终止而中国再次统一站起来时,汉朝(206B.C.-A.D.220)采纳了孔子的思想作为朝纲。孔子的话语以及后来学者的补充评论被收集成册—论语,并逐渐演变成中国的圣经和宪法的集成体。专攻这些课本的人通过全国科举被选入国家的官僚体制中服务,即被派到各地为皇帝维持河蟹社会。

  孔子为治理他所处时代的乱纲现象而提出的答案是构建一个公正的河蟹社会。他声称这是在中国一个遥远的黄金时代(周朝,译者注)就被实践过的。人类的中心精神任务就是重新发掘这一将要失传的社会秩序。精神的满足不是自我解脱和自我解放而是耐心地恢复已被忘掉的自我约束原则(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译者注),其目标是复礼而不是社会进步。

  孔子提倡一种社会等级制度,每个人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要认清自己的位置。在孔子的社会里,每个人以服从为天命而达到整体河蟹。不似神教类宗教,孔子不是提倡自我救赎。他的哲学讲究通过个人的正当行为救赎社会。面向现实世界,他的思想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不是通向死后灵魂再生的路线图。

  在中国秩序的顶端站立着皇帝,这是一个在西方制度里找不到平行的一个位置。他具有社会秩序在精神和实务上的双重体现。中国皇帝既是一个政治统治者又是一个超自然的象征。作为政治统治者,他集天下主权于一身,站在政治等级的终端,至高无上。这正好是孔子社会结构这面镜子里的映像。中国的礼数程序坚持用叩头—双膝跪伏用前额触地三次表示臣服—的方式表达对上尊的敬仰。

  皇帝的第二个作用即超自然的象征是作为“天子”,一个承接天地人的符号。这一符号也暗示了皇帝的义务。通过人性作为,正确的礼仪和适量的刑罚来引导大大小小事务取得大河蟹。如果皇帝失德,便天下大乱。甚至自然灾害都可能喻示天地失衡,当朝皇帝已失去上天的旨意,叛乱即起,新朝将取代旧朝继续执行天意重整河蟹社会。

  总的来说,中国的政治学也倾向于把总的战略形势看作整体的一部分:好和坏、近和远、强和弱、过去和未来都是互相关联的。西方把历史看作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其间人类在一次次与邪恶和倒退力量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与之相反,中国人的历史观则强调一个衰落与复兴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认识自然和世界,但不能完全控制它。(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译者注)。人们能够把握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与河蟹共舞。因此,战略和政治仅是与对手“斗争共存”的手段。目的是把对手运作到弱势地位同时加强自己的势,或战略地位。

  当然,这种“运作”办法是理想化的,而非总能现实发生。在中国历史中,曾出现过“大张旗鼓”的杀戮,比如三国时代、清朝初期、太平天国叛乱、二十世纪的内战,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每次最大的流血冲突都伴随着中国内部秩序的崩溃----用另一句话说,是治疗内伤留的血。

  总的来说,中国的圣人认为世界是征服不过来的;聪明的统治者只能希望与他的周边河蟹相处。没有神马新世界让人口繁衍。中国就是希望之地,而中国人早就在那里代代繁衍生存了。中央王国的文化祈福能够施予四方,就像中国对待她的周边邻国那样。但是,冒险出海去驯化蛮夷就不那么荣耀了,因为远处的蛮夷不可能够学会传统。

  也许这就是中国放弃航海的深层原因吧。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1820年评论中国说:中国过分依赖陆地,这限制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只有走向大海才能解放出来。“亚洲国家的光辉政治说教中缺少脱离陆圈限制伸向海洋的愿望,尽管这些国家都与大海相接,如中国”。西方国家已经起航把他们的价值和贸易带到世界各个角落。在这方面,黑格尔评论道,大陆中国—事实上曾经有过强大的航海能力—“被自己的历史发展观托了后腿”。

  有着这些特殊的传统和上千年的至尊习惯,中国作为这样一个传奇性的帝国走进现代:一个国家宣称她的文化和政体是普世性的,却不给力传播;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却对外国贸易和技术发明无动于衷;一个有着辉煌文化的国家由一帮对西方的远洋出征一无所知的所谓学者精英们掌管着;一个在无比广大的地理范围上建立的政权不知道技术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将威胁他的存在。

  第二章
叩头的问题和鸦片战争

  马噶尔尼使团。两个世界秩序的碰撞。鸦片战争。

  第二章叩头的问题和鸦片战争

  在18世纪末,中国站在帝国伟大的高度。1644年,东北的满族部落骑马进入中国,建立了清朝,将中国变成一个军事大国。结合满族和蒙古族的军事实力和汉人的文化和政府实力,它开始了北部和西部的领土扩张计划,建立中国领域的影响力深入到蒙古,西藏,和现代新疆。中国站在亚洲占主导地位,它至少是地球上任何帝国的强大对手。

  然而,清朝的高峰也变成了自己命运的转折点。对于中国的广袤财富吸引了西方帝国和贸易公司的关注,它们远在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概念和国器范围之外经营。在历史上第一次,中国面临的“蛮夷”不再寻求取代中国王朝和宣称天意为己任;相反,他们建议用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景愿更换中国中心系统,即自由贸易而不是进贡,设立驻京大使馆和外交交流体系,不要称外国元首为“尊敬的蛮夷”和要求他们承诺效忠北京的皇帝。

  中国的精英们还不知道,这些外国社会已制定了新的工业和科学方法,几个世纪以来首次—或许曾经—超越中国。在西方,蒸汽机、铁路、新的制造业和资本形成使生产力获得巨大进步。满怀着征服的冲动,他们蜂拥而入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西方列强认为中国普遍称霸欧洲和亚洲是可笑的。他们决心将自己的国际行为标准强加于中国,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由此产生的对抗严重挑战了中国的基本宇宙观,留下的伤口在一个世纪后中国恢复天下一统的时代仍然化脓。

  从17世纪开始,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欧洲商人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他们看待欧洲人与其他帝国边缘的藩篱有很少区别,也许他们特别地更缺乏中国文化造诣。在中国官方看来,这些“西洋蛮夷”被归类为“进贡使节”或“蛮夷商人。”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些人被允许前往北京,如果有皇帝在场,他们被期望执行叩头仪式:一种额头触地三次的虚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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