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称英王为“尔国王”并赞许英王乔治“恭顺”派使节到中国进贡，但实质上几乎全部反驳了英国提出的互派大使和通商贸易的请求。全文陈述如下：
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
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赐赍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
因为似乎没有更多的事情要做，马戛尔尼决定通过广州返回英国。当他准备离开时，他观察到在皇帝全盘拒绝英国的要求后，中国官吏，如果有什么意思的话，更周到地照顾他，使得马戛尔尼反思，也许天朝三思其事。他询问效果，但中国人做完了外交礼节。因为蛮夷觐见者似乎并不明白精妙，皇帝又下了一道近乎威胁的圣旨。皇帝安慰英王乔治，他知道“尔邦偏居海外，隔断重洋。”但中国首都是“四方万国瞻仰之中枢；凡仰赖我朝之人均不许在京买卖。”他最后告诫：
朕已特此详晰开示，尔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皇帝，显然不熟悉暴力贪婪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能力，他在玩火，虽然他不知道。马戛尔尼离开中国后给予的评估意味不祥：
两只英国护卫舰将压倒帝国的整个海军力量；在半个夏季之内，他们可以完全摧毁其沿海的航船和减少沿海省份的居民，从食鱼为生到绝对饥荒。
无论当时中国的行为现在看起来如何霸道，人们必须记住，它已经在组织和维持一个主要的国际秩序方面工作了几百年。在马戛尔尼的时代，与西方贸易的福祗远非不言自明：因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大致为英国的七倍，皇帝也许以为是伦敦需要北京的援助，而非反过来。毫无疑问，天朝庆贺自己麻利地处理了这一蛮夷使团，这种使团其后二十多年没有重来。但休养生息的原因不是中国外交的技能而是拿破仑的战争，它消耗了欧洲国家的资源。拿破仑完蛋不久，在1816年，英国就有了新任务出现在中国沿海，它由阿默斯特勋爵率领。这次在英国使节和天朝官吏之间关于礼仪的对峙演变成宫殿外的肢体斗殴。当阿默斯特拒绝给皇帝叩头时，中国人坚持他这样做，称皇帝为“天下主权，”，他断然取消使命。英国的摄政王子被命令“服从”，为“文明转型的进展”而努力；在此期间，没有进一步派大使的必要，“以证明你确实是我们的代表。”
1834年，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派出另一个使团尝试全面决议。帕默斯顿，对清朝法规方面略知一二，派出苏格兰的海军将官纳皮尔勋爵并给予互相矛盾的指示：一方面要“遵循中国的法律和惯例”，另一方面，同时，要求永久性的外交关系和英国驻京大使馆，进入中国沿海更多的口岸，以及，作为良好的措施，与日本自由贸易。
纳皮尔抵达广州后，他和当地总督却进入僵局：每方都拒绝接受对方的信件，因为双方都认为对待一个如此低位的对手是自贬身份。中国地方当局给纳皮尔起了一个中国外号，称他为“碌碌小人”，他则使用本地的翻译服务在广州周边张贴交战书。最后，天命为中国解决了这个棘手的蛮夷问题，纳皮尔和他的翻译官都染上了疟疾热病并离开这个世界。然而，在死前，纳皮尔注意到香港的存在，当时那是一个人烟稀少的礁岩岛，他评估它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天然良港。
中国可能为强迫另一轮叛逆蛮夷遵守天朝法则而沾沾自喜。但是，这是最后一次英国接受拒绝。其后每年，英国的坚持变得更具威胁性。法国历史学家阿兰，佩雷菲特总结了马戛尔尼使命余波在英国的反应：“如果中国仍然封闭，那么大门必须用炮轰开。”中国的外交动作和断然拒绝只能延迟却不能避免与现代国际体系互动，因为它是沿着欧洲和美国的思路设计的。照此计算，将对中国社会在其漫长历史中造成最令人痛苦的社会、知识和道德变形。
两个世界秩序的碰撞：鸦片战争
方兴未艾的西方工业国家显然不会长期遵守这样一个外交机制，他们被称为“蛮夷”“进贡”，或被严格监管在单一的中国港口城市进行季节性贸易。对他们来说，中国不情愿对西方商人的“利润”（在儒家思想里隐约是一个不道德的概念）胃口作出让步；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西方使节建议，中国可能只是许多国家中的一个，或者说，中国应该在首都有与蛮夷使节永久性日常接触的生活。
以现代眼光看，特别是按西方的标准，西方使节的初步建议并没有离谱：自由贸易，定期的外交接触，和常驻使馆，这些目标并不得罪当代情面，而是一种标准的进行外交处理方式。但终极摊牌却起因于西方入侵的更可耻的一面：坚持不受限制地进口进中国鸦片。
在十九世纪中叶，鸦片在英国被允许但在中国被禁止，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消费此物。英属印度是世界上大部分罂粟种植中心，英国和美国商人与中国的走私者沆瀣一气，做着一个生意兴隆的买卖。当时，鸦片其实是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任何进展的一种为数不多的外国产品；英国的著名工业制造品被当作奇巧**技或（相当于中国）劣质产品被驳回。西方的礼貌舆论视鸦片贸易为一种尴尬。然而，商家都不愿意放弃这一利润丰厚的贸易。
清廷曾辩论鸦片合法化和管理其销售；它最终决定彻底打击和铲除鸦片贸易。1839年，北京派出钦差林则徐，一个有相当技能表现的官员，去广州关闭贸易并迫使西方商人遵守官方的禁令。一个传统的儒家文官，林处理此事就像任何特别顽固不化的蛮族问题：通过武力和道义劝告双管齐下。在抵达广州后，他要求西方贸易代表团交出并销毁所有的鸦片。当这一要求无效时，他封锁所有外国人—包括那些与鸦片贸易无关的人—在他们的工厂，并宣布他们只有交出他们的违禁品后才释放他们。
然后，林发给维多利亚女王一封信给，以超乎传统礼仪的口气，赞美她的前辈“恭顺”“进贡”给中国：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