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植树造林的意义

我国古代讲求天人合一,主张将自然界和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其中蕴含着朴素的生态文明保护思想,因此“环保”“绿色”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传统理念。宋代延续前代的做法,设有专门的环境保护部门——虞部,各州县又设“农师”之职,聘请通晓农林知识者担任之,也为民众植树造林提供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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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对植树造林尤其重视。我们展开《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不管是郊外的道路两旁,汴河沿岸,还是繁华都市内的街道两边,都是绿树成荫。这当然是宋朝政府大力推广植树造林的结果。

植树造林的成果:清明上河图绿树成荫
植树造林的成果:清明上河图绿树成荫

宋太祖立国之后,即诏令沿黄河、汴河两岸的州县,必须多种植“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民欲广树艺者听”。因为植被能够巩固河岸、堤坝。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朝廷任命谢德权领护汴河,谢德权即调征夫役,在京师河段“植树数千万(株),以固堤岸”。难怪后来日本僧人成寻来中国旅行,乘舟至汴河时,看到沿岸皆“杨柳相连”“榆柳成林”。

我们现在习惯在公路两旁种植林木,宋人也是这么做的。大中祥符九年(1016),一位官员发现“诸路多阙系官材木”,便向朝廷提了一个建议:可令“马递铺卒夹官道植榆柳,或随地土所宜种杂木,五七年可致茂盛,供费之外,炎暑之月,亦足荫及路人”。宋真宗批准了这一建议。宋仁宗时,陶弼在阳朔当县令,“课民植木官道旁,夹数百里,自是行者无夏秋暑暍之苦,它郡县悉效之”。

宋朝地方官若在任内积极植树造林,是可以作为升迁之政绩的,《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县丞任满,任内种植林木滋茂,依格推赏,即事功显著者,所属监司保奏,乞优与推恩”;如果导致绿化面积减少,则要受处分,“任内种植林木亏三分,降半年名次,五分降一年,八分降一资”。政府又立法严禁盗伐林木,“违者置罪”;即使是官方出于公共用途要砍伐木材,也必须向“都木务”申请采伐许可。

宋朝的大规模植树造林,还有军事防御方面的重要意义。从公元960年北宋建国开始,一直到公元1279年南宋之亡,在长达319年的历史中,两宋一直处在与多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对峙和苦战之中。对于北宋来讲,失去了燕云十六州,不再有长城作为北方屏障,而辽国又是当时东亚第一军事强国,其军事压力是空前的。对于南宋来说,失去了北方的大片国土以后,只有依靠江南半壁江山来维系统治,其对手又是来势汹汹的金国和蒙元,形势更加严峻。

在失去了诸多天险以后,两宋除了在边境和重点区域大量驻军以外,还修筑了许多军事工事,而通过植树造林打造的“森林防线”,也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

宋朝定都开封,而开封是四战之地,几乎无险可守。辽国的契丹铁骑一旦突破河北防线,就可以直接兵临城下了。

因此,对于北宋来说,河北地区的防务就是其生命线。在河北平原地区北宋设置了三个“路”(带有军区性质的行政区划),即“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河东路”。

北宋植树造林是一项重要军事防御措施
北宋植树造林是一项重要军事防御措施

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三个“路”除了在西部太行山区有高山险关之外,其东部地区地势平坦,自古以来无险可据,非常容易受到机动快速的契丹铁骑进攻。

为此,从宋太祖建国伊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针对北疆防护,他就号召边民植树造林,《宋史》记载:“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植树。” 同时还在经济上给予减免赋税的优惠,比如宋太祖下诏说:“有能广植桑枣, 开垦荒田者, 并只纳旧租, 永不通检。”

这样做的成效也非常明显,南宋史学家王明清所著的《挥麈后录》中说:

“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

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一带,地势广平,有利于骑兵突袭,契丹铁骑原来常常从此出入。但此时这里的树木之间的小径仅能容纳一名骑兵通过,可以有效阻滞辽国骑兵推进的步伐,也可见当时植树密度之大。

后来的北宋皇帝继续执行在边境“多种树”的政策,并且还纳入到了国家规划。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内出《北面榆柳图》示辅臣,数逾三百万。帝曰:‘此可代鹿角也。’”(《宋会要辑稿》)

这里说的是,当时宋真宗已经命人规划绘制出了《北面榆柳图》,作为后来全面打造军事防御林的总规划,而且他还诏河北等地“缘边官道左右及时种植榆柳”(《续资治通鉴长篇》)。

宋仁宗时,又命“自保州以西无塘水处,广植林木,异时以限敌马”(《续资治通鉴长篇》)。

到了宋神宗时期,诏令北部边境地区“人户地内,令自植榆桑或所宜之木,官为立劝课之法。”(《续资治通鉴长篇》),朝廷出台配套政策,鼓励督促边民种树育林。

另外,宋廷还屡屡颁布禁令,严禁对军事防御林滥砍乱伐,否则不论军民,一律严惩。《宋刑统》中有记载:“诸毁伐树木、稼穑者,准盗论”。庆历年间,宋仁宗专门下诏说:“河北堤塘及所在闲田中官所种林木,毋辄有采伐,违者置其罪。”(《宋会要辑稿》)

因此,到了北宋后期,宋廷在河北的植树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宋朝科学家沈括曾经说:“定州北境先种榆柳以为寨,榆柳植者以亿计。”(《续资治通鉴长篇》)

由于朝廷的重视,宋神宗熙宁年间,北宋在定州防线的榆树、柳树已经数以亿计。

这些树木与河北边境上同时存在的水塘、屯田等互相配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北宋在地理上的劣势。而且,这些栽种的林木还可以用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起到了“以限敌骑,且给邦之材用”的双重作用。

而辽国人对北宋边境上的军事防御林深恶痛绝,《宋史》记载:“雄州种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堂堂契丹铁骑,竟然趁夜越境伐树搞破坏。可见,北宋在河北边境上的植树造林策略是相当成功的。

相较于北宋时期重点防御河北来说,南宋的国防线更长,更加缺乏防御纵深。

在与金军对峙时期,宋金之间主要有三大战区:两淮、荆襄和川陕。

南宋植树造林是一项重要军事防御措施
南宋植树造林是一项重要军事防御措施

而这三大战区中,除了川陕有巴蜀地区的崇山峻岭作为天然屏障以外,两淮和荆襄地区与北宋时期的河北并无二致,也没有崇山峻岭或者大江阻隔,对于比契丹人更勇猛好战的女真人来说,更加容易突破。

因此,南宋开始仿照北宋在河北的“植树御敌”经验,开始在三大战区实行军事防御植树造林建设工程。

乾道八年(公元1172),宋孝宗下诏:

“要害边关之地,广植杂木榆柳之数,以捍奔冲。”(《宋会要辑稿》)

宋光宗时期,朝廷又下诏:“密切差人点检各处近边私小便路,有碍边防去处,同共措置断塞多种林木,令人守防。”(《宋会要辑稿》)

跟北宋一样,南宋依然选择生长快、寿命长的榆树和柳树作为主要的军事防御树种,在重点防御区域广泛栽种。

南宋建立之初,金国为迅速灭掉南宋,曾发起了“搜山检海捉赵构”的军事行动,重点进攻两淮地区并直取临安。

而经过岳飞、韩世忠、刘琦等人的艰苦阻击,金军快速灭亡南宋的计划并未得逞。

于是,金国抛开两淮和荆襄,而将兵锋直指川陕,意在夺取巴蜀以后,从西向和北向两面合围攻灭南宋。

但是,不同于两淮和荆襄地区,川陕地区不仅多崇山峻岭,而且有大量的天然原始森林,成为天然的军事防御林。

而此前,不少地方为了打造兵器、制造船筏,已经对这些森林多有破坏。为此,南宋朝廷下诏:“四川安抚制置大使司,相度禁之(树木采伐)。”(《宋会要辑稿》)同时,还下令继续人工栽种树木,来巩固其防御作用。

总体上看,与北宋在河北的作为类似,南宋在两淮、荆襄多是局部栽种人工林,来弥补防御手段的单一与不足。而在川陕地区,则是通过对已有天然林的有效保护和控制,来加大防御力度,有效阻止了金军南下。

综上所述,北宋、南宋分别依靠在河北和两淮、荆襄、川陕地区植树造林,兴建起了大规模的“绿色长城”,同时依托当地的关隘、堡垒、水田等构成了立体的防御纵深,这也算是两宋时代比较成功的防御战略。

不光如此,如果从今天环保的理念来看,后人更是要对宋朝的“军事防御林工程”大书特书。

但边疆植树造林仅仅是御敌的辅助手段而已,再有效的防御也只是防御。宋真宗就曾经客观理性地评价河北地区的森林、水田防御体系:“若群寇犯边,须别为备御,此险亦不足恃。”(《续资治通鉴长编》)

自古以来,决定战争胜负的,通常不是各类防御工事,更不是这些阻拦骑兵顺利通行的树木。毕竟,宋人可以植树造林,辽人和金人就可以伐树、烧林。

对于两宋来说,费尽心思建设各类防御体系,这本无可厚非。但因为有了这些“完备”的防御工事,反而丧失了恢复故土之心,这才是最可怕的。

宋太宗曾经说过一句话:“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篇》)

因此,守内虚外、将从中御、被动防守,一直成为此后两宋的主旋律,其在精气神上也始终无法如汉唐那般振作。

相比于防御北人南下,宋人植树造林对环境保护和民生的影响,更加深远,这既有传统环保理念的延续,也有是宋代社会现实的压力所致。宋代手工业发达,特别是煤炭的大量使用,导致空气污染,如延州普遍以煤(石炭)为日用燃料,整个城市笼罩在煤烟之中:“炒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宋代生齿日繁,对土地、林木资源难免出现过度开发之趋势,这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与生态破坏。别以为只有今日的北京才有“沙尘暴”,宋代文献中即多次出现扬尘天气与雾霾天气的记录,严重者,“暴风起西北有声,折木吹沙,黄尘蔽天”。换言之,跟之前的任何王朝相比,宋朝人面临着更为迫切的环保压力,不能不更加重视植树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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