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与被征服:伊尔汗国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

蒙古人西征改变了亚欧历史,一众文明成果被推倒并以新的方式重组延续。而蒙古族群自己,也在这场历时一个多世纪,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长途旅行中被塑造、被征服,以不同的形式适应了不同的文化。

伊尔汗国蒙古人自上而下改宗伊斯兰教,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例。

一、伊尔汗国的建立

1251年,蒙哥继承大汗之位。为了进一步拓展帝国领土,他遵照祖父成吉思汗的遗愿,派遣拖雷之子旭烈兀展开第三次西征。

旭烈兀领导的蒙古第三次西征相当顺利,征服了阿姆河以西直到埃及边境的地区,并在忽必烈掌政时期将该地划入其统治范围。这便是后来伊尔汗国的前身,属蒙古四大汗国之一,旭烈兀及其继承者自称伊尔汗,并尊奉元朝为宗主国。

中东、伊朗、部分河中地,分给了伊尔汗国▼

征服与被征服:伊尔汗国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

然而对于蒙古人来说,伊尔汗国的疆土并不是一个容易统治的地区。这里历史上主要是波斯人、阿拉伯人与突厥人的地盘,这里还有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等等,地方势力盘根错节,长期以来处于多教并立的局面,其中有伊斯兰教、萨满教、基督教、佛教等不同的宗教,一些宗教内部还有分支,情况极其纷乱繁杂,并且伊斯兰教已地位稳固,信众广大。

而蒙古人的传统政策很大程度受到萨满教教条的影响,萨满教在意识形态上与亚伯拉罕一神教迥然不同,它所崇拜的神灵非常广泛,既有自然神崇拜、祖先神崇拜,也有生物神崇拜。

来自东北亚的萨满教事实上是一种多神教,这与原本游牧+渔猎的生存环境非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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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通过萨满的舞蹈、击鼓、歌唱来完成精神世界对神灵的邀请或引诱,并通过萨满的躯体完成神与凡人的交流。萨满还宣传森林、河流和山脉等万物有灵,从而使人类活动受到某些禁忌的制约。

这种在中东一神教看来估计是邪魔外道了!这与伊斯兰教强调的绝对一神、禁止偶像崇拜等教条严重冲突,很难为当地的穆斯林民众所接受。事实上,在伊尔汗国的领土上,已经有数个世纪没有出现过万物有灵的偶像崇拜宗教了(或者转入地下)。

所以在这些被征服的穆斯林眼中,蒙古人属于“异教徒”。 虽然蒙古征服西亚期间,清真寺受到的破坏没有像十字军对清真寺的故意摧毁那般严重,但对统治了这片领土几百年并信奉绝对一神的穆斯林来说,蒙古人的到来依然是一场灾难。

伊尔汗国早期沿用的蒙古札萨(法典)也深受萨满教一些禁忌的影响。它与本地伊斯兰教法之间的不相容也引发了很多矛盾。

更让当地穆斯林难受的是,伊尔汗国建立之后,佛教徒也跟随蒙古人的步伐从中国西北部以及吐蕃和克什米尔迁入伊尔汗国。旭烈兀及其继任者曾对佛教给予特别的认可,还建造过不少寺庙。蒙古贵族中也有很多佛教信仰者,其中包括伊尔汗海合都,甚至合赞汗也曾在佛教环境中接受教育。

这些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信仰冲突也是难以化解的。

蒙古统治者是相对宗教宽容的

除了佛教外,中东原有的诸多宗教也被接受和庇护

伊尔汗国大汗与他的基督教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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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伊尔汗国的早期宗教政策以及内部矛盾

成吉思汗本人相对宗教宽容,在这位大汗眼中,每个 “博学和虔诚”的宗教都应该被尊敬地对待。他还开创性地宣称,所有宗教都是一条条 “通往上帝殿堂”的不同道路,并颁布法典表示他的后代不应该偏向任何宗教。

长生天的心是辽阔的,所以在伊尔汗国建立初期,蒙古人对各个宗教持一视同仁的态度。

这种对宗教仁慈大度,当然是有一定功利因素的。

在中古时期,各个文明的宗教人员往往是当地受过良好教育,并具有政治斗争和群众管理经验的人才。缺乏行政经验和群众基础的蒙古帝国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拉拢民心,并利用神职人员来推动对民众的统治。

即使放在现代,宗教领袖的意义也至关重要,神职人员阶层本身就可以组织起一个政权。

以伊尔汗国为例,在当地建立了新的行政体系后,达官要人当中既有蒙古人,也有当地的波斯人、突厥人、犹太人等。虽然当地官员并不能够过多地参与汗国的重要决策,但他们在行政官僚系统和政策参谋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使得伊尔汗国的行政系统中,许多官员仍然信仰伊斯兰教,外来的萨满文化和佛教文化并没有能深入到汗国的基层。

到了基层还得靠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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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意味着,由上而下的新宗教转化几乎不可能成功,萨满传统的习俗和法典也不会得到当地人民的广泛支持。相反,由于本地穆斯林官员的广泛参与,来自草原的汗国上层终究有一天会被当地的宗教和习俗所转化,被征服。

历史也的确在向着这个方向演化着。

在经历了汗国早期统治者与官僚、群众的对立之后,蒙古贵族中开始不断有人皈依伊斯兰教,成为了蒙古味的穆斯林。而本地官僚们也在成功向部分大权贵推销信仰之后,把目标对准了汗国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物——征服蒙古大汗。

就是下面这位

伊尔汗国中兴之主——合赞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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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伊儿汗国合赞汗在位时期宗教改革

合赞汗是伊尔汗国第七位可汗,阿鲁浑汗的长子。

合赞汗登位之前,由于蒙古历代统治者缺乏治国之才,并逐渐沉溺于宫中宴饮享乐,从而导致官僚勾结,宰相权力逐渐膨胀,大汗对国家往往只是统而不治。

而且,因为前几任可汗游离于各种宗教信仰之间,各个民族、阶级、宗教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那些已伊斯兰化的大贵族诸如捏兀鲁思以及部分伊斯兰教人士,已经开始主张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并反对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

可以马上得天下,也可以马上享乐

但马上治天下就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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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与拜都汗夺位的政治需要,也为了进一步获得前面所述的贵族以及广大穆斯林的支持,合赞汗最终不得不也皈依伊斯兰教,自名“马哈茂德”,并把伊斯兰教作为伊尔汗国的国教。

伊尔汗国伊斯兰化的大门也就此打开。

自合赞汗信奉伊斯兰教并将伊斯兰教封为国教时起,他便坚持蒙古人乃至全伊尔汗国国民都要伊斯兰化,其余宗教都被视为异教。合赞汗开始对异教徒集会活动加以限制,基督教徒、佛教僧侣均受到严重镇压与迫害。

在他的治下,只有清真寺是合法的宗教建筑,基督教堂、犹太教堂以及佛教寺庙均被拆毁。

合赞汗正在学习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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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宗教改革在给其他宗教信徒带来灾难的同时,也消除了被穆斯林视为“异教徒”的蒙古人与广大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差异与隔阂。

其实合赞汗从来都不是一个认真的虔诚的穆斯林,但他的确从中看到了实质性的政治利益。对合赞汗来说,宗教改革是成功的,因为他改宗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教,而是保持汗国的长治久安。通过将统治阶级与民众基本盘绑定,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在蒙古人数十年的衰退之势下,仍然能再造团结、重振武力,确实是一位中兴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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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已经被视为穆斯林之王的合赞汗将伊尔汗国拯救于危机四伏的局面,外防埃及的马穆鲁克、东部的察合台汗国,内防境内各个宗教信徒之间的敌对情绪。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运动,使伊尔汗国面临的危险局势有所改观。

合赞汗的统治对蒙古与伊朗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让远道而来的族人适应了定居生活,与当地居民进行文化交融,而不至于被逐出波斯。

但本质上说,这场改革是以蒙古人被征服,从此与当地人融合以及逐渐消失为代价的。

如果说蒙古人还在那里留下了什么痕迹,那就是如今阿富汗境内第三大民族哈扎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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