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城市发展与经济中心南移

城市是区域发展的产物,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环境所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它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现象,但从区域角度来看,它只是一个“点”,有着自己的影响区域(腹地或集散区)。隋唐时期陆路交通、大运河和海外贸易线路的发展和完善,使其沿线中心城市和重要港口在其影响区域内成为焦点或核心,与腹地之间产生强烈的互动关系,带动整个区域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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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隋唐时期;区域开发;城市;腹地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进步的结晶。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学术界分歧很大,目前尚无公认的定论。主要有防御说、集中说、地利说、礼仪中心说和政治权利说,当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第一种解释,也就是“城市兴起的具体地点虽然不同,但是它的作用则是相同的,即都是为了防御和保护的目的而兴建的[1]”。古代城市大区位的选址既受政治经济文化总趋势的影响,也受大的自然环境背景变迁的影响。而就具体小区域的选址来看,平原广阔、水陆交通便利、地形有利、水源丰富、地形高低适中、气候温和、物产丰盈往往是建都选址的重要因素[2]。城市的发展则与整个区域开发的背景紧密相连,文章以隋唐时期的城市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当时的区域开发为背景,重点分析城市发展与腹地互动的关系,探寻中国古代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因素,以求对现代化城市建设有所参考价值。

1.隋唐时期的城市发展概况

隋朝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的局面,国家的统一,经济的一度恢复发展以及大运河的沟通都为繁荣城市经济创造了条件。隋初按规划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大兴城(长安城)及东部洛阳,到唐朝时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之一。

隋唐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已转移到南方,南方地区的城市发展也全面铺开。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和东南沿海地区,成为当时瞩目的主要城市发展区。

隋唐时期,军事政治中心仍在关中,而经济中心已移到江淮流域,这就出现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的情况。隋统一后,大力修通了大运河,就旨在解决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联系问题。大运河的沟通促进了国内商业的流通,成为封建帝国的经济命脉。沿运河的一些城市都有发展,如“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当时号称四大都市。其他如黄河与汴河交互处的汴州(开封),还有商丘、睢阳、泗州等地也有发展。

隋唐时期国力强大,商路畅通,经济繁荣,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又重新通畅,这一带的一些城市又繁荣起来。除了陆路交通,海上交通也很发达。西亚各国特别是阿拉伯商人大量来中国经商,广州及扬州是当时的重要港口和贸易城市,唐泉州也成为重要的港口。唐时期国内最大的商业城市有三个:一为南方海港城市广州(番禺),一为长江与运河交互处的扬州(江都、广陵),一为运河至黄河的转运中心汴州(开封),都集中在东南沿海及大运河沿线。此外,益州(成都)、洪州(南昌)等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

经过国内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技术和经济也有提高和发展。在原来没有什么城市的边远地区也建造了一些城市,如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其规划布局与长安相似。

2.城市(City)—腹地(Hinterland)互动与区域开发

“腹地”一词源于对港口城市的研究。George Chisholm在《商业地理手册》(《Handbook of Commercial Geography》,1888)里第一次引入德语词Hinterland (背后的土地),指港口周围的物资集散地区。20世纪初,内陆中心城市的周边地区开始成为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Hinterland开始引申用于内陆城市,与另一个德语词Umland (周围的土地)相互混用。至20世纪50年代,腹地(Hinterland)基本定型于指内陆或港口等各类经济中心城市的附属地区,有时它也称为城市贡地[3]。现在城市腹地一般指与某城市地理位置接近,或与某城市具有密切经济联系而作为原材料、产品供应基地或重要销售市场的地区。

城市与腹地在经济上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要受腹地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而腹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也离不开城市在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帮助和支援。城市作为一种复杂的动态现象,它的兴起和发展受自然、经济、政治、社会和人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从区域角度来看,城市只是一个“点”,几乎每个城市都是一个地区的经济、政治或文化的中心,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影响区域(腹地或集散区),都在其影响区域内起着焦点或核心作用。隋唐时期城市的发展无疑也与腹地产生了较强烈的互动关系。

2.1 发达的陆路交通带动中心城市与腹地经济

我国古代的城市往往是一个地区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发达的陆路交通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腹地,有利于城市与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4]。

隋唐以前几百年间,南北分裂,交通受阻,长江、淮河以及长安以南的秦岭山脉有时竟成为南北政权的“国界线”,商人为此裹足不前,商业发展自然受到不少限制。 在隋唐时代,水陆交通状况大为改善,由于隋唐皆定都长安,当时陆路交通便以长安为中心向外辐射,以至全国各地,甚至还可以通到域外有关国家和部落。陆路方面,由长安向全国各地辐射的道路共有14条[5]。这些道路四通八达,大约可以分为5条干线:一是自长安经凤翔、成都到达西南各地;二是自长安经荆州、长沙、桂林到达安南或广州;三是自长安东行,经洛阳、开封、滑县、齐州(今山东济南)到河北诸地或泛海至辽东地区;四是经太原、娘子关、范阳抵达北方各地;五是自长安、按西行经邠州(今陕西彬县)、凉州(今甘肃武威)前往西域各地,即著名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在长安通往各地的交通干线上都设有驿站,每30里设一驿站,驿站备有旅馆、驿卒及车船、马驴等交通工具,以备传递公文和官吏往来以及商贾行人之用。唐代通往少数名族地区和外国的道路主要有七条路线[6]。上述道路仅是一些最重要的交通要道,至于较次要的道路更是四通八达,无远不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隋唐以前的几个世纪里,西域商路(丝绸之路)时断时续,不甚通畅。唐初则努力经营西域以开商路,这为西域诸族商人和波斯、大食等外来商人来中国内地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正是在这些有利条件下,长安商人可以周流四方,从事贸易,而全国各地的商人,尤其是腹地的商人也纷纷将外地商品贩运到长安,甚至许多外国商人也前来长安经商。加上唐政府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鼓励外商来中国贸易,允许外商长期在中国居住,和中国人通婚,在中国任官。长安、洛阳聚集了各国的使节、商人,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会。

2.2大运河的开凿牵引沿线城市和腹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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