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相似的边塞从军经历。

盛唐时期国力强盛，当时“诗人视野广阔，精神振奋，边塞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当时人热心从军和密切关心边塞，还有政治制度和英雄人物的影响”。盛唐时期“边塞与内地联系空前加强，各族人民交往增多，交通便利……这就为从军出使，漫游塞上提供了方便，实际上也就为诗人直接和间接地吸取边塞生活养料创造了可观条件”。可以说，从军赴边、建功立业是当时文人的普遍时尚。从初唐起，文人就以此为理想，于是官吏巡边和诗人从军几乎形成一股潮流，而戍边开疆、建功立业也成为他们建功立业的首选途径。正像杨炯所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盛唐以后，国力更强，诗人的浪漫气质和追求功业的热切希望及自信力也更强，此风变得更盛。正像胡震亨所评：“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皆是。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唐音癸签》）这些人自然要“一窥塞垣，说尽戍旅”(殷璠《河岳英灵集》评崔颢语)。就这样，一些诗人始赴边塞，去亲身经历战争的宏大场面，接受战争的洗礼，了解戍卒的心曲，接触边塞的风土人情。边塞，这块过去人们心目中的不毛之地，此时又重新产生了神奇的色彩，这里无论是战争场面还是风土人情，甚至季节的变化，山水情态都有别于内地，引得诗人们兴致勃发，此时，高适和王昌龄紧随时代潮流，热心从军和密切关心边塞。高适到过蓟门、卢龙一带，寻求进身之路；后入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为掌书记。王昌龄也成了从军尚武潮流的一名弄潮儿，他漫游西北，奔赴边塞，先后到了泾州、萧关、临洮、玉门关等边地一带。高适和王昌龄他们那为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恩报国门的豪壮情怀，都在他们戍守边疆、东征西伐中的行为中体现出来，这一切都记录在他们的边塞诗上。正因为他们有过相似的边塞从军经历，他们对边塞倾注了相似的感情，在边塞诗歌创作中也赋予了相似的边塞情怀。

3、唐代文人浪漫好奇的思想。

唐朝是我国古代疆域最辽阔的时期，各民族、各地区相互融合。文人对自己生活以外的祖国广阔土地充满了好奇，特别是与他们的民族、文化不相同的边塞。他们更多的关注边塞并用具有文人代表性的笔记录下自己的见闻、感受、思想。高适和王昌龄也都具备了浪漫好奇的唐人气质，他们以这种气质关注边塞，并用自己的心灵之笔抒写了对边关的向往和热爱之情。

4、生活经历与关注对象有所不同。

由于高适和王昌龄他们的生活经历与关注对象有所不同，在诗作题材上丰富多彩、各有侧重，在形式上又各有特点与擅长，所以他们在边塞诗创作上难免有一些不同之处。

以上几个原因，是造成高适和王昌龄边塞诗创作异同的几个主要原因。作为唐代边塞诗代表人物的高适和王昌龄不可避免、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

综上所述，盛唐时代造就了高适和王昌龄这两位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和王昌龄造就了盛唐边塞诗的辉煌。他们在表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以及爱国等方面，有着共同的追求和向往。他们的情怀是广阔的，可以包容一切；他们的情怀是积极热情的，足以让人震憾！同时，他们对戍边士兵的关注与同情，体现了他们的人性光辉。他们的悲壮而又雄厚浑成的诗风，让人读来充满力量和振奋感。他们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注，增添了诗歌的历史沧桑感以及现实魅力。这些是高适和王昌龄边塞诗的特色，当然他们的边塞诗也代表着最强的“盛唐之音”！

参考文献

[1]吴湘洲.《高适岑参诗选》.中华书局,2005.8.

[2]彭庆生，张仁健《唐诗精品》.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1.

[3]吴湘洲.《高适岑参诗选》.中华书局,2005.8.

[4]佟培基.《全唐诗精华》.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11.

[5](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

[6]佟培基.《全唐诗精华》.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11.

[7]佟培基.《全唐诗精华》.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11.

[8]吴湘洲.《高适岑参诗选》.中华书局,2005.8.

[9]佟培基.《全唐诗精华》.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11.

[10]萧涤非.《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2.

[11]佟培基.《全唐诗精华》.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