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表现了居妇念远之情。
如高适《燕歌行》中的“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这里就写出了家中的妻子因与远在边关之外的丈夫天各一方，相见的机会很少，思念之深，肝肠寸断！同时，王昌龄的《闺怨》也写道：“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5]这是一首为后人推为闺情之作第一（清人黄生《唐诗摘钞》）的闺怨诗。诗写丈夫久戌不归，妻子因见陌上柳色陡生寂寞悔恨之心。由“不知愁”到知愁，不可知的“封侯”之想，因现实中的寂寞春光而陡然猛省。今日之“悔”，悔的正是昨日之“教”，情感真实深刻。 ④对边塞风情展开了尽情的描写。
高适的边塞诗描写了边塞风光和异域风俗，如：“雪静胡天牧马还，月照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塞上听吹笛》）[16]又如《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孤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17]《部落曲》：“蕃军傍塞游，代马喷风秋。老将垂金甲，阏氏着锦裘。周戈蒙豹尾，红旆插狼头。”[18]表现了边地少数民族的生活风貌和强悍勇武的精神。
王昌龄的组诗《从军行七首》中最有名的两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其四）“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从军行》其五） 若谈到边塞诗，我们的脑海里肯定会浮现出朔北，大漠，城关，战争等西北边陲特有的元素。虽未曾看到真景，但却是诗性大发，怎么都想吟上几句而后快，这时你就应该借用上面的诗句来抒发自己的那一瞬间的豪情壮志。这两首诗皆明白如话，边塞的一景一物，一情一景均被浓缩在其中，这也正是边塞诗的风格与精髓之所在。
⑤诗风充满着悲壮的共同格调。
在高适和王昌龄的诗中表现出来的为国建功的理想抱负使人感受豪壮，而这种理想抱负在现实追求中的挫折和失落，又使人感到悲凉；奇险的大漠风光使人感受雄奇壮美；将士们经受的劳苦艰辛又使人产生同情和怜惜；奋勇杀敌、尽忠报国的气节使人感受崇高；血染沙场、骨埋荒野又使人感到沉痛；对和平生活的强烈渴望使人向往美好；人们不得不为此忍受离乡背井、无尽思亲又令人愁肠欲断。这些诗中，既写出战争中的雄壮，更写出战争中的悲苦，这种壮和悲的并存，崇高和沉痛的纠结，造成了高适和王昌龄边塞诗悲壮的氛围和格调，给人悲壮的情感体验。
他们的“悲壮之风”，大概是由于当时的整个盛唐气象的影响，抱有“入世”愿望的他们怀有强烈的报国立业的豪情壮志，再加之所选的“边塞”题材，塞外地域广阔，风景壮丽，战争军旅生活的悲壮，以及诗中所蕴含的深厚情感的缘故。
⑥都具有雄厚浑成的诗风。
诗人的性格和经历反映在创作上，使高适的诗歌具有沉雄深厚的特色。高适对自己的抱负和才华充满自信：“公侯皆我辈，动用在谋略。圣心思贤才，朅来刈葵藿。”（《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对历史上的英雄勋绩也不胜向往：“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下曲》）[19]因其如此，现实中的不遇使诗人格外愤激不平。在《效古赠崔二》诗中，他讥刺那些“邈然在云霄”的贵宦唯知游宴享乐，而有才之士只能沉沦草泽，揭示了布衣与权贵的对立。他渴望得到明主的见赏和重用，常借古代人事抒发自己的情怀。如《宋中十首》其一云：“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20]诗中借西汉梁孝王延揽人才的史迹，寄托了知音难觅的悲哀，情调和陈子昂的《蓟丘怀古》诸作颇相仿佛。但是，坦荡不羁的性格使诗人即使在失意时也不失英雄气度，如《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蹇步蹉跎竟不成，年过四十尚躬耕。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21]诗人壮怀激烈的性格，正是形成他雄健诗风的重要因素。
王昌龄的边塞诗也体现了“雄厚浑成”的特色。如《丛军行七首》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此诗一二句写唐军开赴前线时，丛青海、祁连、长城直到玉门关漫长的国界线上已是狼烟四起，乌云弥漫，强敌压境，大战在即。后两句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表达了边防战士誓死保家卫国、不败敌兵、绝不罢休的决心。全诗意境开阔，感情悲壮，意蕴丰富，振奋人心。篇章结构上，承接自然，全无做作。整首诗作尽管写出了战争的艰苦，但给人的实际感受是雄壮有力，决无低沉伤感。诗末两句是在深深意识到战争艰苦的基础上发出的更坚定更深沉的誓言。盛唐时代的恢宏阔大的绝世气度，最终塑造了王昌龄边塞诗“手挥利刃，以御外敌”的雄浑气魄。王昌龄边塞诗即自觉不自觉地染有浓重的时代特点。具体论述其特点者，廖立先生在《岑参边塞诗的风格特点》中的一段文字最为中肯：“王昌龄边塞诗不乏悲壮之作，但他的基本格调是壮丽的。王昌龄面对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塞，讴歌着城头的铁鼓，匣里带血的金刀，追忆起十年苦战，边侮尘雪，这是悲壮的格调。但王诗节调轻快，色彩缤纷，悲壮中又有绚丽，王诗或登高而临海风，黄昏中聆羌笛而起乡思；或战罢日暮，掩埋战骨，云沙飞扬，榆叶疏黄；或青海雪山，黄沙金甲，大漠日昏，红旗半卷，这是一种清俊飘逸之美，风格壮丽，色调明丽。”
2、不同点。
①视角不同，历史与现实相互碰撞。
高适边塞诗的最大特色和最高成就在于思想深刻，触及到深层次的社会内容，现实意义较为强烈。他的诗中曾反映了都山之败：“五将已深入，前军无半回。谁怜不得意，长剑独归来。”（《自蓟北归》）[22]据史载，这次战役“（郭）英杰战死，余众六千余人犹力战不已，虏以英杰首示之，竟不降，尽为虏所杀”（《通鉴》卷二一三）。他在诗中还揭露过安禄山妄启边衅，骄矜轻敌，假报战功的行径：“星高汉将骄，月盛胡兵锐。沙深冷陉断，雪暗辽阳闭。……归旌告东捷，斗骑传西败。”（《赠别王十七管记》）因而这样的作品便产生了诗史的价值。高适对下层士兵的思想有更多的了解和同情，既歌颂了他们的“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的勇敢精神，更体恤他们生活的艰苦及久戍不归、有家难回的遭遇：“羌胡无尽日，征战几人归？”“戍卒厌糠覈，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襟。”（《蓟门五首》）更可贵的是他还能通过对比，揭露将士之间苦乐悬殊的不平待遇，指出这是造成边战失利的重要原因。这方面的代表作当推《燕歌行》，诗中不但通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敌人的猖獗，我军的危机，更写出了我军将士浴血奋战，保卫孤城的献身精神。更可贵的是通过对比，写出了官兵之间天地悬隔的苦乐不均；一方面是“战士军前半死生”，一方面是“美人帐下犹歌舞”，这就难怪使士兵“至今犹忆李将军”了。这前后呼应的描写，饱含了作者对视士卒生命如草芥的将军的强烈谴责，而对这腐败“轻敌”的将军，“天子非常赐颜色”，把矛头隐隐地转向天子，使全诗的思想性显得更为深刻。诗前原序曰：“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张守珪）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据《旧唐书•张守珪传》载，开元二十六年，张守珪与奚人作战“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可见高适作此诗是有针对性的，在此基础上，又揉进“感征戍之事”的各种体会，遂写下这首现实主义名篇。
王昌龄边塞诗的最大特点是着眼点不局限于具体战事，而是将战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描写，在各种视角上进行深刻思考，以深刻之内涵、饱满之热情，突破以往边塞诗的固有程式，寓于新的生气，赋予了边塞诗以更深沉的历史境界。最引人瞩目的是王昌龄在边塞诗中表现出了深沉的历史纵深感，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西北边疆的血与火冲突，是不同人类之间残酷的生存竞争，是这一土地人民难以摆脱的历史命运。他在诗中流露出对安定的热切期望，又因看不到和平安定而发出深长的叹息：“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写得雄健高亢、浑厚苍凉，唱出了时代的心声。
②采用的文学形式较为不同。
高诗“多胸臆语，间有气骨”（《河岳英灵集》），“尚质主理”（《唐音癸签》），“以气质自高”（《新唐书•本传》），因而直抒胸臆、直陈其事、直议其理的赋笔较多。高适的诗以古体见长，尤以七古为胜。他的古诗显然受到张说的影响。如张说有五古《五君咏》吟咏当代功业人物，高适则有五古《三君咏》，两诗的形式和主旨完全相同。张说的《邺都引》是七古名篇，高适也以七古写了《古大梁行》，显系步前者之作。但高适的七言歌行更具创造性，历来被认为是诗中典范，如胡应麟称为“音节鲜明，情致委折，浓纤修短，得衷合度”（《诗薮》），宋育仁誉为“七言不祧之祖”（《三唐诗品》）。他的七言歌行不仅上承四杰以来歌行的体制，而且还吸取了汉魏古诗简老遒壮的特色，气势浑雄而飞跃自如，在驰骋纵横中以“筋骨”取胜。如《封丘县》：“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悲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日迟回。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23]全诗直抒胸臆，滔滔说来，节奏鲜明而毫不局促。形式上四句一转韵，每节前两句散行，后两句以偶句出之，而对偶处总是最斩截最激昂的内心独白。尤其“拜迎”、“鞭挞”两句，既表现了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傲岸性格，也表现了他不忍诛求百姓的内心冲突，显得真切感人。歌行至此已成为一种淋漓酣畅，一泻千里的富有个性的抒情诗体了。
王昌龄的边塞诗诗体多用易于入乐的七绝，和高适多用七言古诗不同。王昌龄擅长七言绝句，被后世称为七绝圣手。沈德潜《唐诗别裁》说：“龙标绝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 又有王夫之《姜斋诗话》评道：“七言绝句，唯王江宁能无疵类。储光羲、崔国辅其次者。至若“秦时明月汉时关”，句非不炼，格非不高，但可作律诗起句。施之小诗，未免有头重之病。”他的《出塞》诗曾被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24]诗人准确而真实地表达了士兵们共同的愿望：希望国家将帅任用得人，边防巩固，使他们能够获得和平的生活。“秦时明月汉时关”两句，不仅意境高远，而且以自秦汉以来边塞战争连续不断、无数兵士不得生还的历史，引起人们无限的沉思。因此三、四两句所表示的愿望也就显得深沉含蓄，耐人反复吟味。
三、高适、王昌龄边塞诗异同点成因的探析。
1、共同的社会和时代原因。
高适和王昌龄两人都生活在盛唐这个社会时代。“盛唐”是唐朝的一个时间段，从时间跨度上讲，按通行说法，盛唐是指玄宗开元元年（713年）——代宗大历元年（766年），约五十三年时期。[25]这只是唐朝约三百年间的一个很短的时期，相对于整个中国历史长河来说更显微乎其微。然而盛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这是一个开扩的时代，一个外向的时代……这是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时代，充满英雄主义的时代。”[26]盛唐时期，唐朝国力强盛，内地与边疆联系加强，各地人民交往广泛。这是边塞诗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在人民的交往过程中扩大了文人的视野，开拓诗歌创作的题材以及创作范围，为高适和王昌龄的边塞诗创作提供了社会基础，为高适和王昌龄的边塞诗创作提供了可能。同时，在盛唐时代，边塞战争、边塞生活、边塞风光、风土人情是人们共同关注的主题，当然也是高适和王昌龄共同关注的主题。可以说，正因为有盛唐这个社会时代，才有了高适和王昌龄进行边塞诗创作的土壤，也才有了高适和王昌龄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