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民族辫发髨头对汉族的影响

曾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北魏鲜卑、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清满族,其中鲜卑、契丹、蒙古,源自东胡,女真和满族都是满-通古斯语系,并且有继承关系,这些民族长时间统治中国,他们的辫发髨头习俗,与华夏文明产生过激烈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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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辫发”,也称“编发”,我们都会想起明清之际惨痛的剃发历史。在多尔衮“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血腥口号下,有无数汉族同胞为了自己最后的尊严,死在异族的屠刀下。这是汉人心中永远的痛。从影视作品中,我们还能看到当年的蒙古人,也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发式,其实不仅满清、蒙古,古代东北亚的族多民族,都对头发进行剃、编,也就是髨头和辫发,说得更通俗些,就是剃头和梳辫子,这两者不矛盾,剃头是为了梳辫子,梳辫子是剃头的一部分。各北方民族哪些头发剃掉、辫子的式样,是有区别的。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辫发”和“髨头”的简略历史。在以往的认识中,髡发辫发都是属于北方游牧或渔猎民族的独有特征,但无论是河南殷墟出土的石人还是宝鸡竹园沟出土的銎型钺,均显示商周时期辫发也曾经流行于中原大地。可是自从春秋战国以后,华夏民族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蓄发民族特征,《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蓄发是一种生活中的规范,渐渐的成为一种汉人(华夏)区别于四周其他民族的特征物。典籍中诸如“断发”、“被发(披发)”、“祝发”、“髡发”以及后面我们要着重提到的“辫发”,都是用在周边异族的习俗。


“辫发”或者“编发”,大约是因为汉人认为辫发实在是很麻烦的吧:对于辫发,无论是洗头发,还是编扎起来,都是一件耗时耗力的事儿。所以“解编发”也和“削左衽”、“袭冠带”一样,成为中原文明开蒙四方边民的专有词汇了。


曾经多么强盛的大汉,“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但世上事盛极必衰,不知是中原文化不够强大,不足以煦育那些凶残的边民;又或者边民的头发编得实在是太多、太紧,让中原人解不胜解。中原文明最终并没有使他们变成中央王朝忠实的子民。在烜赫400年的大汉帝国崩塌后,华夏民族不断内乱,终于引来了一次编发之民在中原的狂欢,五胡乱华。这是汉人第一次见识大规模的辫发髨头。


南北朝时期的中原,是匈奴、羌、鲜卑等北方民族盘马弯弓的乐土,而作为大多数的汉人却是被狩猎的对象,被贬称为“一钱汉”、“汉狗”。同时期鲜卑拓跋氏因为建立起享国长久的大魏(含北魏386~534,东魏534~550、西魏535~556),无疑是当时中原大地最耀眼的族群。然而在《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中,他们却被称为“索虏”或者“索头虏”。毫无疑问,“索虏”或者“索头虏”是含有贬义的,不是一句好话。但是为什么用“索虏”或者“索头虏”这个的称呼呢?


在古代,“索”指的是粗绳子,“绳”是细绳子。而头发编成的辫子,就很像一条绳索。那么鲜卑人被称为“索虏”,是不是因为他们辫发的缘故呢?为此,我们先来看看鲜卑人有没有“辫发”的习俗。据《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记载,鲜卑有“髡头”的习俗:

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晏毕,然后配合。与之同种的乌桓同样有“髡头”的习俗:

乌桓者,本东胡也。……父子男女,相对踞蹲。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簂步摇。(《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


由此可见,鲜卑人并没有汉民族爱惜头发的传统。那鲜卑人到底是不是留着辫发,我们目前在史书上找不到直接的证据。在《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中有这样的记载:

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晋永嘉六年,并州刺史刘琨为屠各胡刘聪所攻,索头猗卢遣子曰利孙将兵救琨于太原,猗卢入居代郡,亦谓鲜卑。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


从《南齐书》的叙述可见,“索头”这个名字的来历至少是与他们头发有直接关系的。从我们在后面要讲到的辽代契丹人、金代女真人、元代蒙古人,乃至清代的满族人,他们都是“髡发”而留发辫的。由此可以大致推出,那时候的鲜卑人,大约也是“髡发”而留发辫的。由此,他们才被南方的汉族称为“索虏”。现代的学者大体都采用这种说法。比如章太炎说:“沈约作《宋书》,号北朝曰索虏。托跋编发为辫,故曰索头虏。”(《国学讲演录·小学略说》)


范文澜等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写道 :“宇文部言语与鲜卑语略异,剪发,留顶上一部,打成发辫与拓跋部相同,因此宇文拓跋两部被称为索头或索虏”(《中国通史·第二编·第四章》)、“鲜卑拓跋部人头发打成辫子(称为索头)”(《中国通史·第二编·第六章》)


沈约《宋书》中,索虏还是专指当时统治北方的鲜卑拓跋氏,但随着时间的迁移。“索虏”渐渐变成指代统治北方的少数民族,而不再专指鲜卑拓跋氏。唐代刘知几《史通》中就说:“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中也使用了这种说法。


“髡发”、留辫,那是鲜卑人自己的民族习俗,但他们统治下的汉民有没有随之也“髡发”、留辫呢?在西晋以后的中原,各个少数民族轮番入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原大族多是结坞自保,并世代传承着汉朝的习俗,不为胡化。“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十六国时期过后,就是“索头虏”的统治,但是北魏一直忙于内部火拼、外部征伐,没有多少功夫关心民事;社会的底层主要还是靠世家大族的自发组织管理。因而汉民得以保存自己的民族习惯。汉族仍然对于自己的头发珍惜,汉士族最讲究礼制,鲜卑族却非常落后。鲜卑拓跋部人头发打成辫子(称为索头),男女服装便于骑马,汉士族以衣冠自诩,当然看不惯游牧人的习俗。拓跋部人同姓通婚(四八四年才下诏禁止),更被看作野蛮。其余不合汉族礼制的事自然还很多。


所以说,在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尽管北方汉人历尽磨难,饱经风霜,但汉族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发体衣冠。相反,在北魏孝文帝的时候,对鲜卑人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汉化”、“去鲜卑化”活动,使得鲜卑慢慢融入中原文化。随着时间的迁移,中原迎来了汉族一统的隋唐,于是“尽循周制度,还列汉衣冠”。尽管隋唐深染胡风,但“辫发”这一次再次还原了了它代指边疆少数民族的本义。


说是“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也好,说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好,当公元906年的时候,大唐这个病入膏肓的巨人终于走到了命运的终点,停止了所有的垂死挣扎,天下再次变得沸反盈天——尽管之前已经是干戈四起,但大唐死了以后,似乎大家闹得更加起劲。谁也没有过多关注,在中国的北方,一个叫阿骨打的契丹汉子建立起一个国家:辽。


契丹人是辽国的统治者,关于他们的资料,目前有很多壁画、史书、考古资料,都表明他们是“髡发”的,但不是都辫发。

而继契丹而起的是女真,他们同辽国的统治下脱离出来,建立自己的国家:金。很快,他们就灭掉了之前的主人辽国,并继续南下,攻陷宋国的首都开封,占据中原。女真是一个辫发的民族,宋代陈准在《北风扬沙录》中记载:人皆辫发,与契丹异。耳垂金环,留胪后发,以色糸系之。富人以珠金为饰。就陈氏的描述,可以看出金人与后来的满族头式极为相近,甚至可能是一模一样。这也证明满清和宋时的女真还是一脉相承的。金太宗在天会七年(1129年)颁布和清初极为类似的髡发胡服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大金国志·卷五》)


自此,中原衣冠彻底凋零。据史家考证和推测,当时金国统治下的汉民都是穿女真服饰而辫发的。甚至被金人俘获的南宋官吏也要被强制弄成辫发:何充,汉州德阳人。秘书监耕之孙。通判黎州,摄州事,预为备御计。及宋能之至,建议急于邛崃创大小两关仓及砦屋百间,亲督程役。俄关破,充自刺不死,大军帅呼之语,许以不杀。充曰:“吾三世食赵氏禄,为赵氏死不憾。”帅设帷幄环坐诸将,而虚其宾席,呼充曰:“汝能降,即坐此。”充踞坐地求死,遂罢。它日又呼之,欲辫其发而髡其顶。曰:“可杀不可髡。”又使署招民榜,充曰:“吾监州也,可聚吾民使杀之耶?即一家有死而已,榜必不可署。”大将遗以酒茗羊牛肉,皆却之。自是水饮绝不入口。敌知其不可强,将剐之,大将曰:“此南家好汉也,使之即死。”于是斩其首。(《宋史·卷四百四十九·何充传》)


南宋依东晋故事,据江南半壁河山,苟延残喘,犹能存汉家冠仪。于是南人就以“辫发”来区别敌人与友军:时顺昌受围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东村,距城二十里。锜遣骁将阎充募壮士五百人,夜斫其营。是夕,天欲雨,电光四起,见辫发者辄歼之。《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刘锜传》


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因缘,蒙古人依着葫芦画瓢,遵照女真兴起的模式,很快崛起并灭掉金国,随后挥军南下,最终灭掉南宋。然而蒙古人也是髡发留辫的,只是蒙古人的发辫式样与女真不同:

上至成吉思,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宋·孟珙《蒙鞑备录》)


汉人因为要生存下去,已经没有了爱护头发的习俗,也没有了汉族人的廉耻,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心理障碍。中原的汉人既然能在女真的统治下,剃发编女真式样的辫子,就可以毫不费力的在蒙古的统治下,剃发编蒙古式样的辫子。而南方的汉人先是属于南宋统治,继之的是元朝。元朝关于髡发,是没有强制要求的——只有那些急于阿谀蒙古的民族败类,才会学着蒙古人髡发。所以大多数南方人其实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发式。


幸好,天不绝汉,在中原腥膻了几百多年以后,终于汉人再掌未央。明太祖皇帝在一统天下后不久,便在下令“诏悉复衣冠唐制”,一改洇染汉人数百年的胡俗: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推髻,深襢胡帽,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太祖心久厌之。洪武启元,乃诏悉复衣冠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屯青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环用银;服淡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带明角皂褙,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截两胡衣,其辫衣、胡髻、胡服、胡语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明·何孟春《馀冬序录·卷一》)


于是中原大地“不移唐日月,重著汉衣裳”。连留在大明土地上的蒙古、女真、契丹也都开始蓄发。“辫发”在中华大部分土地上绝迹。同时,宋明理学伴随着民族意识也渐渐深入社会中每个角落每个人——不论士子官吏、贩夫走卒,还是乞丐愚氓、翁媪妇孺——每个人都有一种民族的意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於夷者也”。头发在汉民族受过伤的心目中,地位愈发的重了。


但是,汉人命运多舛,东北的女真,犹如野草、犹如阴魂,在东北蛰伏了数百年后死灰复燃,再次成为汉民族的心腹大患,并最终占有华夏九州。“辫发”的噩梦又一次出现在汉人的生活中。


我们上面说过,女真人是髡发留辫的,这是他们的习俗。清朝的太祖、太宗时期,辽东投降过去的汉人都是要髡发留辫的。这是可以想见的:那些人投降了,自然是被迫自己的民族,理所当然要站在女真人的立场上了。

中国本土汉人的辫发,是从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开始试行,当时命令沿道的汉人都要辫发,在五月二日入主北京之后,秉承金朝风范的满清,第三日就迫不及待的颁布了这样的命令:

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东华录·顺治卷二》)

强令剃发易服,使得命令所到之处汉人群起反抗,眼看清军形势不稳的摄政王多尔衮在同月的二十四日,又布告如下:

予因前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听其便。(《满清兴亡史》),于是风波平息。

等过了一年,也就是在江南平定之后的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十六日,清廷态度突然一变,下剃发之令,开始例行辫发,其略云:

向来剃发之令不急,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筹之熟矣。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限旬日,直录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若规避惜发,巧辞急辩,决不轻贷。(《满清兴亡史》)


满清政府规定,除了僧侣和道士可以不辫发易服以外,其他人等都要遵照以上的诏令。连绵延近两千年的衍圣公家族(孔子后裔)也难逃“薙发”的厄运。薙发即剃发。


上面提到,中国南方一直绵延着醇正的汉风。即便是在蒙古统治时,也是没有集体薙发的先例。如今要“薙发易服”、“以夷变华”,于是整个南方都动荡起来。其中,d’Orléans的《征服中国的鞑靼二帝的历史》中有如下描述:

辫发、胡服的新制,极大的刺痛了汉人的情感,导致他们的反抗。他们开始在地方发起叛乱。比起受到夷族的统治,更让汉人感到奇耻大辱的是,象征受夷族统治的辫发和胡服。先前为了保住自己的头颅,如羔羊般柔顺的汉人,如今却为了了保护头发不收侵犯而如虎奋起。……


而卫匡国(Martin Martini)的《鞑靼战纪》中,有关浙江绍兴府有如下记载:

鞑靼军队在没有遭到特别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绍兴府,浙江省南半部的府县亦显出可以顺利征服的情势,然而,当鞑靼军队要强制性地让刚归顺的汉人辫发之际,所有的汉人——有士兵也有市民——皆手持武器,揭竿而起,不是为国家,亦不是为皇室,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头发,和鞑靼军队以命相拼,遂将鞑靼军队击退到钱塘江以北。


在民族内斗中耗尽精力的汉族,终究敌不过凶狠女真的屠杀。整个中国除了几千万颗束发的人头,以及无数逃遁方外的僧人、道士,只剩下一个个拖着“猪尾巴”的满清奴才。一部《发史》,就是一本汉民族的血泪史。


时光荏苒,汉民族的血一直在流淌,最终汇聚成一条奔腾的大河,把一切抵制汉化的障碍扫除。两三百年后,一群南方人率先而起,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最终将象征“夷化”的辫发剪除,并开创了属于华夏人民的新天地。我们回首看那三次“辫灾”,能不感喟于汉族蒙受的耻辱与不屈的抗争!还我本色。


北方这些辫发髨头民族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在中原呆下去,最终的结局必然是汉化,唯有蒙古人倔强不接受汉文明,所以蒙古人很快就被驱逐回草原。今天,鲜卑、契丹、女真,已彻底融入历史长河中,满人已经完全汉化,没了辫子,自己的语言也要完全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