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帝国主义对天津的侵略

帝国主义对天津的侵略学习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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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分析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逐步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的奋力抗争。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天津成为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主战场。天津军民同仇敌忾、保卫祖国、英勇战斗的爱国主义壮举,为这座城市的历史增添了一系列光荣的记录。

一、 帝国主义的入侵与天津人民的反抗

天津是拱卫京畿的海上门户。从海上封锁或攻占大沽口,沿海河兵临天津城下或改陆路直逼北京,这早已是西方帝国主义精心选择、多次实践的最佳入侵战略。于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白河投书”起,天津在60年内就遭遇到西方军队的四次大规模的入侵和长达一年多的军事占领。

1.大沽口保卫战

白河投书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8月9日,英军到达大沽口后即勘查水道,测量水情,在河口设置浮标,为武力进攻完成准备。30日,义律与琦善在大沽口正式谈判,这是天津成为外交重镇的开端。9月9日,中方承诺查办抵御英军的林则徐,英军同意返回广东继续谈判。15日,英军退出大沽口。这次“白河投书”事件虽未发生武装冲突,但它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关键环节。

第一次大沽口保卫战 由于清政府未能满足他们的侵略欲望,英法俄美等国蓄意挑起事端,以“亚罗号事件”、“马神甫事件” 借口,联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5月,英法舰队兵临大沽口。5月20日上午10时,英法军队向南、北炮台同时发起进攻。当日大沽口的陷落,使天津门户洞开,敌舰12艘,敌军1000多人,沿河而上,侵入三岔河口。6月,清政府在城南海光寺先后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第二次大沽口保卫战 1859年(咸丰九年)6月,英、法政府借换约之名,再派舰队到达大沽口外。25日晨,联军舰队闯入海口,并炮击南北两岸炮台,守军发炮还击。午夜,敌舰队狼狈撤出海口。第二次大沽口保卫战是近代以来中国反侵略战争中唯一一次的重大胜利。

第三次大沽口保卫战 1860年7月,英法侵略军25000余人、英舰170多艘、法舰30艘再次以换约为名侵入大沽口至北塘的海面。清政府仍旧希望英法公使由北塘入京换约。为了表示诚意,清政府甚至将驻守北塘的炮兵撤去,关闭了营门。而英法联军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决意在北塘南岸乘虚登陆。8月1日,英法联军登陆后就进行了疯狂的抢掠和杀戮。21日,英法联军从左右两翼向北炮台发起攻击。清军顽强抵抗、浴血奋战,直到最后一名战士的牺牲。此战清军阵亡1000多人,联军伤亡200多人。24日,联军10000多人、舰船30余只,再次侵入天津。9月21日,英法联军占领通州。22日,咸丰皇帝逃往承德避难。10月5日,联军入侵北京,纵火烧毁了圆明园。10月,恭亲王奕代表清政府分别同英法交换《天津条约》,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批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通过《北京条约》,外国侵略者实现了开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的梦想。从此,天津的城市发展道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2.天津教案

开埠后,西方列强在天津强行划定租界、设立领馆,开设洋行、银行和医院,建立教堂、码头及学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了殖民地化活动。这些活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民众的不满和敌意,而这种情绪往往又集中指向了西方教会。1869年12月,法国教会三岔河口建造了一座名为“胜利后母堂”天主教堂。天津人称之为“望海楼教堂”或 “河楼教堂”。1870年6月21日,在天津官民与法国教会的冲突中,望海楼教堂、法国领事馆和仁慈堂被焚毁,多名传教士和教徒被打死打伤。这一事件即著名的“天津教案”。

二、天津的义和团运动

1899年前后,义和团运动爆发于山东,很快发展到直隶、山西及东北三省,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北方。其中,义和团及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的主要战斗就发生在京津地区。

1、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有着及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但就历史趋势而论,它是中国人民反抗西方列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总爆发。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发生的列强入侵战争和清政府一味地割地、赔款、求和,使中国逐渐沉入半殖民地的深渊。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全面践踏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尊严,干预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事务,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使中国和中国人民蒙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和灾难。特别是西方宗教的传教活动使殖民主义统治渗入到中国社会的底层,对农民与其他普通民众形成了直接的压力与对抗。中国教民中的一些不法分子也狐假虎威、欺压百姓,使民众对洋人、洋教和一切与“洋”相关的事务怀有不断增长的敌意与仇视。所有这些正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历史根源与社会基础,也是正确认识、评价义和团运动的现实背景。

“义和团”源出于白莲教别派八卦教的一个分支,属于清代众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之一。早在嘉庆年间,义和拳参加过反清起义,并一直在山东、河南、江苏等地长期流传。1898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山东百姓与外国教会势力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大批农民、手工业者、运河船工和清军士兵的加入,使义和拳的势力迅速扩大到官府不敢贸然进行镇压的程度。1899年,义和拳首领朱红灯与本明和尚在平原县发动起义,并将“反清灭洋”的口号改为“扶清灭洋”。这种策略转变更广泛地凝聚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回避了清政府的正面冲突。面对屡次战败的压力,山东巡抚毓贤被迫承认了义和拳的合法性。他所能掩饰自己无能的唯一手段是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1899年底,清政府派袁世凯替代毓贤任巡抚,对义和团采取严酷镇压的政策,迫使义和团向直隶、山西、河南等省转移。到了1900年春季,义和团已经遍及直隶各地,连天津、保定甚至北京都处于义和团势力的控制之下。由于已无力采取镇压政策,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就企图利用义和团制衡外国势力。大批的清军士兵、八旗子弟、市井无赖、富商巨贾乃至王公大臣、太监宫女,也纷纷戴起了义和团的红头巾。义和团从首领到普通团民都遵守严格纪律:不贪财爱色,不拿百姓财物,缴获归公,作战勇敢,服从命令等等。义和团的斗争矛头始终指向帝国主义势力,其目标是将列强赶出中国去。他们在集中打击教会力量的同时,也破坏铁路、电线、轮船、洋行、洋货等一切由洋人带来的事物。1900年4月以后,西方各国开始着手派军队镇压义和团的反帝斗争。6月6日,英、法、美、日等多国军队从大沽口进入天津租界,义和团与帝国主义的军事对峙由此开始。

2、天津的义和团

1899年春,天津周边地区就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1900年2月,义和团的活动已经传到天津县城,不少人在南门外瑞和成机器磨坊后习武。5月以后,天津城内的义和团坛口已多达几十处,天津义和团的首领曹福田也在吕祖堂设立了总坛口。此时,还有杨寿臣、杨寿清率领的“乾”字团到在天津三义庙社总坛口。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天津城内义和团总数近5万人。

3、义和团在天津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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