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阔阔出被杀看蒙古成吉思汗与萨满巫权的斗争

北方阿尔泰语系各民族,早期普遍信奉萨满教,辽代后期开始,12~13世纪是蒙古高原原始动力重新组合的时代,同时也是草原部落解体、统一的游牧国家形成的时代。在这一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作为中央欧亚的特色代表性产品——萨满教(shamanism),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萨满的势力、权威随着原始部落的解体而大大衰落。不过,作为传统习惯势力的代表,萨满阶层并不心甘情愿接受这种变化,仍旧试图通过对政治社会生活进行干预,以保持它在氏族组织和社会生活中原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结果与处于上升阶段的代表新兴草原军事贵族的汗权(君权)发生严重冲突,并受到严厉打压。有关萨满教对这一时期蒙古人影响的研究,国内外学界论著颇多,大体都较认可前辈学者巴托尔德、符拉基米尔佐夫等人的观点,也就是认为这一时期的萨满教已是江河日下,颓势难转。对此本文不置赘言,而专意于萨满教在衰落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洄波——通天巫阔阔出(Kököčü)的争权事件,并在考察该事件始末的基础上,对蒙古统一后汗权统合巫权也即成吉思汗为自己造神的原因及过程进行论析。持论允当与否,尚祈识者鉴之。

引经据典,查证史料,从《蒙古秘史》(以下简称《秘史》)、《史集》等典籍所载来看,蒙力克的儿子阔阔出乃当时蒙古部落最有名的萨满巫师,颇受牧民的敬重,并被尊为“帖卜·腾格里(Teb-Tenggeri)”。铁木真看重阔阔出在牧民中的影响力,于是利用其家族与晃豁坛氏非同一般的渊源(铁木真称阔阔出的父亲蒙力克为“额赤格Ečige”,即父亲),把阔阔出拉拢到自己一边。阔阔出不孚所望,在舆论宣传上,他经常散布铁木真天命所归的言论,对铁木真收聚人心、提高威信帮助很大;在战争决策上,他坚定维护铁木真的立场,成为铁木真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部落会议上,他参与言事,“他说什么,成吉思汗就办什么”。尤其是在1206年斡难河源大会上,他以代腾格里传谕为藉口,否定诸部长所议古儿汗(Gourkhan)或大汗尊号,主张铁木真上尊号“成吉思汗(Tchinkguiz khan)”,他的意见受到诸那颜的普遍尊重。从上面的事实来看,以阔阔出为代表的萨满在当时蒙古的部落生活中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一特征与弗雷泽观察其他地区部落的萨满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致性,即“在所有决定战争与和平的会议上,他们(萨满们)总是和酋长们坐在一起,在采取任何公开步骤之前都要和他们正式进行商讨,而他们的意见总是得到最大的尊重和服从。”
也正因为此,大萨满阔阔出举止傲慢不逊,对铁木真说话过分,结党营私,干涉一切;对于那颜们更是声色俱厉,甚至拳脚相加。他不仅打了成吉思汗的二弟合撒儿,而且利用铁木真与弟弟合撒儿的不和,处心积虑地捏造合撒儿将取而代之的谣言,使他们兄弟相残。铁木真虽半信半疑,但害怕阔阔出的预言变成现实,于是便将合撒儿缚起毒打,并违背母亲的意愿,削夺了合撒儿的权力和百姓,结果反而使自己的威信受到损害,以致于让“札剌亦儿氏的者卜客,也因惊惧到巴儿忽真(地方),亡命去了”。而阔阔出则坐收渔利,“有讲九种语言的百姓,在帖卜·腾格里那里聚会。来帖卜·腾格里处聚会的人,比聚在成吉思可汗系马处的都多了”。当成吉思汗的幼弟帖木格·斡惕赤斤向其索要被夺去的百姓时,阔阔出不仅不给,反而殴打斡惕赤斤的使臣莎豁儿,并侮辱了斡惕赤斤。种种迹象表明,阔阔出已经不满足于他所拥有的权威,而是试图在世俗生活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虽然他未必有取代铁木真的想法,但是却已产生了与铁木真分享汗权、等齐的念头。从世界其他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巫师要求上升为首领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即便在成吉思汗的时代,也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蔑儿乞和斡亦剌惕这些森林部落的首领便都同时兼具孛额(Böˊe)的身份,就连文明化程度较高的乃蛮部的国王、太阳汗的父亲亦难赤必勒格(又称亦难赤必勒格不忽汗),也是一位具有强大威力的巫师。参照弗雷泽的观察,其所谓“在未开化的野蛮社会中,许多酋长和国王所拥有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之于他们兼任巫师所获得的声誉”,也同样可适用于对当时蒙古高原情况的描述。
大萨满阔阔出的种种行为正印合了这一部落社会普遍存在的规则,即“公众巫师占据着一个具有很大影响的位置,如果他是个慎重能干的人,就可以一步步爬上酋长或国王的宝座。”这是巫权做大后的必然要求。作为部落传统势力的萨满希望在新秩序中保持原有地位,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游牧经济的特点决定的。

我们知道,历来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环境所制,成吉思汗虽然建立了国家,但他不可能从其他文明中借鉴统治的法则,而只能按照游牧经济的模式来管理国家,即把所征服的草场以忽必(qubi)的形式分封给宗室和那颜们,使他们形成各自的游牧区域。从经济结构而言,这种运作方式并没有触动游牧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组织结构。对此,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解释是:“在13世纪,即在蒙古帝国时代,除极少数的例外,蒙古人仍然是游牧民,甚至游牧、狩猎民。他们照旧经营着自然经济,尽管由于侵略战争的成功,货币及文明民族的生产品都流到蒙古人这里来,商旅队也接踵而至,但是并未使自然经济有所改变。新兴的商业资本没有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也没有改变自然经济的基础。畜牧和狩猎仍是主要的生活资料,因此,任何人不能没有牧地和适于狩猎的场所。”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姚大力也认为分封是当时蒙古帝国必然采取的统治方式,“草原游牧社会内部的政治需求,决定了产生游牧国家的某种程度的必然性。但是,这个游牧政权将采取何种形式,却不仅取决于政治需求本身,而且还要受到当日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极大制约。由于这种制约的结果,在蒙古高原形成了以游牧分封制为核心制度的草原政权形式。”
不过在封地联合的基础上,“虽然形式上权力和帝国归于一人,即归于被推举为汗的人,然而实际上所有儿子、孙子、叔伯,都分享权力和财富。”其结果正如巴托尔德所观察的那样,由于游牧的规律,对可汗的绝对权威并不重视。铁木真虽然建立了强大的汗权,但是在当时汗的权威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和挑战。因为草原是强者的天下,收聚百姓靠的不是血统,而是个人的威望和能力,只有具备了保护他者的能力,才能得到拥护。而一旦首领死去或失势,部落立刻会崩散,即便是同胞兄弟也会离弃。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死后的事实便是最好的证明。王汗的几次失势也都说明,这种霸权的不稳定性,随时都可能被更强势的力量所取代。相较而言,出于对自然的敬畏,以阔阔出为代表的萨满所表现出来的超自然力,便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作为一个阶层,人们十分敬畏他们;作为一种惯例,人们对他们比对酋长更加顺从”,所以才会有九种语言的百姓聚拢归附。而此时作为草原共主的成吉思汗,在牧民的眼里,其威力也显然不如阔阔出大。在这种情况下,反叛自然是经常的事情,既包括被统治的部族,同时也来自自己的家族。而且一旦遇到内部一个更强大的力量策动的话,这种国家很容易就崩溃分散,立刻恢复原来的组织序列,重现部落纷争的局面。因此,在共享权力的基础上很难建立起持久、稳固的汗权。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使对草原的瓜分不会引起对帝国的瓜分,使那颜们成为帝国稳固的基石,建国后,他便致力于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一方面,他要通过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即确立千户制度、护卫军制度、断事官制度,以及颁布《大札撒》等措施随时镇压反叛;另一方面,他又借助传统势力——萨满阶层的力量,通过他们来怀柔牧民。但是来自于原始部落的这股势力又反过来成为他进一步集权的障碍。虽然在法理上成吉思汗已经完成了天权神授这一过程,使他的统治具有了宗教基础和神权基础,但作为普世之君主,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却时时受到通天巫阔阔出的制肘,并且受到舆论的威胁。这恰恰体现了君主制与氏族制的不相容性。要摆脱这种困境,只有将萨满的魔力与王室地位结合起来,使他笼罩在神性的光环之中,才能获得稳定的权威。因此,为了使这个世代为萨满控制的权力屈从于他,使部民相信作为上天的儿子,汗的意志就是上天的意志,而不需要通过其他人来体现,他就必须对原有的天神系统和萨满系统进行改造。而这种改造在1206年便展开了。
在1206年分封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着手培养听命于自己的巫师。《秘史》载:
一代天骄成吉思可汗又对兀孙老人说:兀孙、忽难、阔阔搠思、迭该这四个人,把所见所听见的,都不隐藏的告诉(我);把所想念的,都(不保留的)说出来。(兀孙)有理由成为蒙古人的模范那颜,有来历的别乞。(你)是巴阿邻(氏)长房的子孙。在我们的体例里,以“别乞”为重。命兀孙老人为“别乞”。既然推(你)做“别乞”,就叫(你)穿白色的衣服,骑白色的骟马,坐在众人之上,议论年月(的吉凶),加以敬重。如此降下了圣旨。
草原上原来由部落推举的巫职,现在则是经过合罕的任命,这本身就说明新的军事强权与传统习惯势力之间力量的变化。而兀孙之所以能够成为尊贵的别乞(Beki),则是因为他“把所见所听见的,都不隐藏的告诉(我);把所想念的,都(不保留的)说出来”,这正是成吉思汗所希望的。因此,他把这个同属于尼鲁温系的长者树立为蒙古人的模范那颜,让他“议论年月(的吉凶)”,来帮助自己引导部民。表面上看,成吉思汗是在通过正式的任命来抬高兀孙的地位,实际上正如巴托尔德所观察的那样,此时作为宗亲的兀孙,虽然受到敬重,但是却不可能享有任何权威,只不过是充任成吉思汗身边的执事人员而已。在《史集》中,兀孙被比作汪浑(aūnkqūn)便是基于这层意思,即与其说兀孙是一个萨满,不如说是更强调他成为一个自由人和答剌罕的身份。这可以说是成吉思汗朝集合汗权与巫权迈进了一步。
与此同时,他积极寻求地上君主与上天之间的对应关系,换言之,即确立统一的最高神蒙客·腾格里(Möngke Tenggeri,即长生天)。在鲁布鲁克、普兰·迦儿宾以及其他在13、14世纪时到过蒙古的使节或旅行者的记述中,都不约而同地指出蒙古人信仰的是惟一神,即长生天。之所以会给他们这样的印象,我认为应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文化的差异,他们对蒙古人原始崇拜的多神系统缺乏深入的了解;二是在他们之前也即蒙古统一后,曾对传统信仰的多神系统进行了改造,正式确立了长生天作为最高神或惟一神的缘故。
北方草原在蒙古统一之前,萨满教作为多神系统并没有一个最高的主神,这是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而之所以会在统一后发生变化,应与成吉思汗的个人崇拜有关,他每每在危急关头或化险为夷之后祈祷和感谢的天神都是蒙客·腾格里。不仅如此,《秘史》中提到“蒙客·腾格里”有14次,其中有11次都是出现在铁木真获得“成吉思汗”尊号以后,并由最初的“长生天保佑”逐步发展为“长生天气力里,大汗福荫里”这样的表述,正是由于他把自己看成是长生天在人间的对应,所以才会在统一后他的个人信仰演变成为整个蒙古帝国的信仰,而长生天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至上神、惟一神。这是君主制的必然要求,“没有统一的君主就不会出现统一的神,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蒙客·腾格里是人间的专制君主在天界的投影,是人们把专制君主的观念推广到神灵世界的结果。也就是说,蒙古萨满教的至上神观念是在成吉思汗时代形成的。”而到了蒙哥汗时,这种惟一神的概念被表述的更为明确,“我们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个神(长生天),我们的生死由他掌握,我们也诚心信他。”
蒙古草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欲扩大自己权力、与成吉思汗等齐的巫,和一个欲加强自己统治权威、视自己为长生天在人间的代理人的汗之间矛盾激化便在所难免了,而斡惕赤斤事件无疑是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我们前文提到斡惕赤斤因讨要百姓而受到阔阔出屈辱对待一事,他同合撒儿一样,都对阔阔出无可奈何,只能求助于哥哥铁木真。一向聪明的孛儿帖夫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事态发展的严重后果,《秘史》记其言曰:这些晃豁坛要干什么!日前结党,把合撒儿打了。现在又为什么叫斡惕赤斤跪在他的后边?(这)成什么体统?他们把你这如松似桧的兄弟们尚要谋害,当真,久后你这如古树一般的身体倒下的时候,他们能让谁管理你(这)群马一般的百姓呢?这样陷害你那如松似桧的诸弟之人,在我(这)三四个小的歹的(孩子)长大之前,他们怎么能叫我的(孩子)来管呀?他们(姓)晃豁坛的,是要干什么的人啊?自己的兄弟们,被他们那样欺侮,你怎么就看着(不管)!
可以说,孛儿帖的话使铁木真意识到大萨满阔阔出一党不仅在对他的权威进行挑战,而且照此发展下去,势必会影响其继承者的地位。所以为了阻断其流,最好的办法便是除去阔阔出。于是兄弟二人密谋设计出一场好戏,只等主角出场了。
过了一会儿,蒙力克老爹和他七个儿子来了。全都进来之后,帖卜·腾格里刚要坐在酒局的右边,斡惕赤斤就揪帖卜·腾格里的衣领说:“昨天你教我悔过,咱们较量较量吧!”说着就揪着他的衣领向门(外)拖。帖卜·腾格里(也)反过来揪着斡惕赤斤的衣领,共相搏斗。帖卜·腾格里的帽子在相搏中掉在火盘的前面,蒙力克老爹拿起(他)帽子闻了一闻,放在怀里。成吉思可汗说:“你们出去,比试力量!”斡惕赤斤把帖卜·腾格里揪住往外拖,在门前先预备好的三个力士就迎面揪着帖卜·腾格里,拖了出去,折断他的脊骨,扔在左边车辆的尽头。斡惕赤斤进来说:“帖卜·腾格里叫我悔过,一说要较量,他却不肯,假托着躺下不起来,是个不中用的伙伴!”一说蒙力克老爹就明白了,掉下眼泪说:“我从大地仅有一块土那么(大),江海仅有一条溪那么(宽)的时候!就(来)作伴。”才说罢,晃豁坛(氏)的六个儿子,就堵着门,围着火盘站住,挽起他们的袖子来。成吉思可汗恐被挤(在当中),就说:“躲开,我出去!”一出(门),佩弓箭的扈卫和散班就在成吉思可汗的周围环绕而立。成吉思可汗看见帖卜·腾格里脊骨折断,被丢在车辆的尽头。就叫从后边拿一(顶)青色的帐房,盖在帖卜·腾格里的(尸体)上。说:“叫车马进来,我们起营!”说罢就从那里起营了。 之后掩盖了停放帖卜·腾格里(尸体)帐房的天窗,压上了门,叫人看守。第三夜,天将要亮的时候,帐房的天窗开了,连尸体也不见了,审视(属实),成吉思可汗说:“帖卜·腾格里向我的弟弟们动手动脚,在我兄弟之间无端的进谗言,所以不为上天所喜,连性命带身体都被摄去了。”成吉思可汗责备蒙力克老爹说:“你不知劝戒你儿子们的品德,竟想(与我)等齐,(所以大祸)临到了帖卜·腾格里的头上。若知道你性情如此,早应将你像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等一样的(处分)!”把蒙力克老爹责备了又责备之后,却又恩恕(他)说:“若是早晨说的话,晚上毁掉,晚上说的话明早毁掉,岂不可耻!既然有前言在先,就算了吧。”怒遂息了。说:“如果能抑制自己的越分的性情,谁能与蒙力克老爹的子孙相比呢?”帖卜·腾格里死后,晃豁坛(氏)的气焰消了。
我们分析上列引文不难看出,一代天骄铁木真导演的这场戏非常精彩。他不仅对处决阔阔出进行了不露声色的安排,让人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次意外,而且还对善后工作进行了巧妙的布局。首先,他让人拿一顶青色的帐房来盖在阔阔出的尸体上。选青色而非其他颜色,乃是有其用意的。青色乃是天的颜色,铁木真所建立的国家就是青蒙古国(库克蒙古勒,Kökö Mongγol Ulus)。这恰符合通天巫阔阔出的身份,同时也为解释阔阔出如何被上天摄去魂魄做了伏笔。然后,成吉思汗为了洗清自己杀巫之名,不仅立刻起营离开,而且让人掩盖好帐房的天窗,看守大萨满阔阔出的尸体,目的是为了给后来阔阔出的尸体不翼而飞制造神秘性(实际上是他偷偷让人埋掉了)。为了避免阔阔出之死在牧民中造成混乱,同时也为了凸显其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他最后给出了一个“理直气壮”的解释:“帖卜·腾格里向我的弟弟们动手动脚,在我兄弟之间无端的进谗言,所以不为上天所喜,连性命带身体都被摄去了。”试想连通天巫这个代天传谕的人,也因冒犯成吉思汗家族而受到惩罚,那今后有谁还敢不服从他呢。铁木真机智地把阔阔出欺骗、愚民的伎俩发挥的淋漓尽致,他取代了通天巫解释一切的话语权。从此,他无须再受制于阔阔出,而是直接以长生天的代理人面目出现。成吉思汗从这一刻起掌握了发布神谕的权力,换句话说,他已成功地把萨满通天的权力集合于汗权。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造神运动完成了,他已经把自己树立为神。从此,“天上只有一个长生天,地上只有一个君主成吉思汗——天子铁木真”[44]。所以此后,在决定西征花拉子模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他不再征询萨满的意见,而是直接上不儿罕山巅与长生天直接对话。而从此以后,“成吉思汗的所有子孙们,无论是在远东没有完全中国化者,或者是在突厥斯坦、波斯和俄罗斯没有完全伊斯兰化者,都宣称他们是腾格里(天国)在地上的代表:他们的统治是腾格里的统治,反他们就是反腾格里。”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诛杀萨满阔阔出这一事件说明,旧部族的习惯势力并没有因为高原的统一而自然消失,而是依旧在新秩序中存在并发生影响。而他要在草原上确立自己的无上权威,就必须把萨满的势力打压下去,也即去掉他与最高的天神之间的中间环节,直接成为长生天在人间的折映,实现人神权威的合一。这既是统一后汗权的必然发展趋势,也是与打破血亲部落的组织方式,正式确立千户制度,颁布扎撒、设立大断事官等措施一样,都是实现部落向国家转变的重要步骤。
大萨满阔阔出死后,虽然萨满仍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着,但是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已不再具有很大影响,他们已经完全屈服于汗权,经常到属于成吉思汗家系的人那里去,而不到穷人那里去,沦为成吉思汗家族和那颜阶层的御用巫师了。成吉思汗战胜了萨满。
结局,最终汗权(君权)超越了萨满代表的巫术(神权),蒙古进入了叱咤欧亚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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