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地区与西亚的交往久远而绵长，早在吐蕃尚未崛起之时，阿里的象雄便和波斯帝国便被商路联系在了一起，“天珠”极有可能便是这条“宝石之路”上的一个商品或货币。同时，阿里地区象雄的国教—苯教和波斯国教—祆教（拜火教）间也存在颇多相近之处。

随着阿拉伯帝国崛起灭亡了波斯帝国，以及吐蕃吞并了象雄，两个大帝国的疆域开始比邻，两国的关系也从单纯的贸易往来演进至争霸、对抗和联合。

对于吐蕃和阿拉伯帝国关系，史料记载细碎而凌乱，这恰恰说明二者在中亚地区的争斗，均处于强弩之末的状态，能够取得多大的进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手抵抗的强弱。

阿拉伯帝国（632年-1258年），是中世纪时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伊斯兰帝国，唐代以来的中国史书均将其称之为“大食”。

从历史脉络上说，历经626年阿拉伯帝国可以分为三大历史时期，即四大哈里发时期（神权共和时期，632年-661年）和倭马亚王朝时期（白衣大食，661年-750年）和阿拔斯王朝时期（黑衣大食，750年-1258年）。

而唐史中“ 大食”一词，来源于波斯人对邻近的阿拉伯部落的称呼Ｔāｚīｋ，严格意义上说，仅特指公元七世纪初叶兴起的阿拉伯帝国。

但吐蕃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大帝国，走下高原踏上争霸之路，还要推到松赞干布去世以后（公元650年，唐高宗天永徽元年）。

从以上几个时间节点可以看出，吐蕃与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的关系更多表现在贸易往来上，两国之间既不存在结构性矛盾，吐蕃也没有成为中亚棋盘上棋手的资格。

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作为西亚地区最强盛的帝国，向东方拓展势力范围是其必然的诉求，在中亚他们与唐帝国迎头相撞，两种风格迥异的文明，迅疾迸发出惨烈的血花。

强盛的唐帝国以设置安西四镇的方式，挡住了倭马亚王朝的扩张，并将中亚地区的小邦国纳入了自己的国家管理体系。

等到唐帝国因安史之乱而衰弱（755年~763年），吐蕃王朝接过了唐朝的枪，继续将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关在了帕米尔高原的大门外。

捋清了这个时间线，就能知道，吐蕃王朝和倭马亚王朝（白衣大食）间，应该没什么太多政治性的交集，当时中亚和新疆还在唐帝国的控制之下。

而到了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时期，争霸中亚则基本是和吐蕃之间的斗争，唯一一次和唐帝国的军事冲突便是著名的“怛罗斯之战”（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很遗憾的是高仙芝率领的唐朝联军以失败告终。

随着唐帝国势力范围的退潮，中亚地区的小邦国纷纷臣服于吐蕃帝国。公元808-809年左右，位于锡尔河（中国称为药杀水）和阿姆河流域的康国动乱达到了高潮。起义军首领拉菲厄的手下，存在大量来自中亚的人员，其中赫然包括“吐蕃的军队”。

康国所处的大呼罗珊地区，包括今伊朗东北部、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大部、塔吉克斯坦全部、乌兹别克斯坦东半部和吉尔吉斯斯坦各一部分地区。

这块夹在两大文明版块中的区域，向来都是伊斯兰和佛教两种文明争夺的焦点。康国岌岌可危的形式，让阿巴斯王朝第五任哈里发哈伦·赖世德坐立不安，为了继续占领这处东进的跳板，他决定御驾亲征。

不过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阿拉伯骑兵的弯刀还没来得及在呼罗珊闪耀，公元809年，哈伦·赖世德就死在了途中的图斯。

哈伦·赖世德蒙主召唤去了天国，却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在他生前，他便将帝国平均分给了两个儿子。长子艾敏为王储，获封西部和首都，次子麦蒙为第二王储，获得了东部地区，驻守呼罗珊首府木鲁。

历史上“裂果而封”的制度，带来内战的几率几乎是100%。果然，哈伦·赖世德刚刚咽气，两个儿子就干了起来。

东部统治者麦蒙的运气实在不好，呼罗珊内部的叛乱连绵不息，四处起火。西边哥哥弯刀磨的雪亮，时时刻刻惦记着他的脖子。

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大食同时出现两个哈里发，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哈里发得去见安拉，这也是令麦蒙苦恼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他自己不想去，想送哥哥去，他又没这个实力。

面对这个巨大的麻烦，难怪他哀叹道：“我听说，呼罗珊从大城到穷乡僻壤都离心离德，欲摆脱控制。葛逻禄叶护不再效忠，可汗、吐蕃主背我而去。高附国王袭击与其邻近的呼罗珊领土，讹答喇君主停止了他曾经承担的贡赋。我对所有这些问题一筹莫展。”

公元810年，束手无策的麦蒙一度准备跑路，他给自己选择的目标居然是“吐蕃”。

阿拉伯文《历代先知与帝王史》中记载，麦蒙对他的大臣说：“事已至此，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我想我还是放弃王位投奔吐蕃国王吧！至少他能保护我的生命安全，免受这些人的攻击。”

这一时期，阿拉伯文的史料中屡次提及吐蕃国王，虽然其称谓有时为国王，有时为可汗。但不可否认，吐蕃帝国在中亚地区显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极有可能中亚地区的很多国家都是吐蕃的盟友或是属国。这一点，即便是后来成为阿巴斯王朝第七任哈里发的麦蒙也直言不讳。

心里虽然生气，但话还得好好说。

他沉吟了一下，对麦蒙说到：“现在的情况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我建议您亲自给叶护和可汗写信，承认他们的统治地位，请求和他们结盟。如果以后他们和别国发生争端，我们将站在他们一边，用这种办法可以获得可汗的支持。其次，给高附国王送上呼罗珊的特产等礼物，请求停战。我相信，您将会发现他也急切盼望和平。另外，请您免除讹答喇国王今年的进贡，拉住这些墙头草，以免他们倒向大王子。最后，您现在最缺的就是军队，征兵的门槛应该降低，允许那些迄今仍被拒之门外的官员和士兵进入军队。”

维齐尔法德勒说完了，半天也没人接话茬。他抬头一看，麦蒙还在神不守舍的嘟囔着什么。维齐尔法德勒心里这个气呀，他加重了语气尖锐的说：“你只有与可汗联手才能赢得胜利”。这时，麦蒙才如梦初醒，连连说：“好！好！就按你说的办吧！”

公允的说，麦蒙也不完全是个吃货。从他以后的作为来看，也算是阿巴斯王朝数得上的明君。只不过在这个瞬间他被自己的内心打倒了。

回过神来的麦蒙迅速做出了决断，毕竟在蒙主召唤和保全面子之间还是很好选择的。他派大臣四处联络东方诸国的国君，我们不知道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暂时安抚住了东方的诸王。

回历195年舍尔邦月(公元811年4月29日至5月27日)，决定麦蒙命运的时刻到来了。哥哥艾敏从巴格达派出大军侵入呼罗珊，麦蒙则召集他的全部军力与其决战。

在这场决战中，是否有东方诸王的军队参与，史料没有记载，不过麦蒙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公元813年9月26日，麦蒙攻陷巴格达，艾敏被杀。麦蒙成为新任哈里发，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将国都迁往巴格达，而是留在了木鲁（今土库曼斯坦的巴伊拉姆阿里城附近），该城一度成为大食的帝国之都。

中国古代先贤说过：“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为眼前利益而缔结的盟约，必定是短暂的，政治人物在翻脸的速度上绝不比翻书稍慢。

麦蒙稳固了政权之后，马上就对东方盟国发动了圣战。他任命法德勒为东方总督，中亚地区战火重燃。法德勒兵锋直指四个政权:高附沙赫王朝、讹答喇、葛逻禄叶护和吐蕃帝国。

首先投降的是高附国王，他臣服于大食并皈依了伊斯兰教。作为其臣属和改宗的标志，他献给麦蒙一个银座金像。

阿拉伯文献这样描述到:“吐蕃诸王中的某一位坂依了伊斯兰教。他崇拜一个人形金像，该像头戴金冠，上饰以成串的珠宝、红宝石、绿刚石和贵橄榄石。金像安放在一个方形银质宝座之上，宝座支放在平地，上面铺着锦缎垫子。垫子边缘垂饰以金银流苏，流苏……差不多覆盖了宝座。”

麦蒙将其作为战利品运往麦加，收藏在克尔白的宝库中。为了炫耀，他首先把佛像放在麦加的欧麦尔·伊本·哈塔卜广场上展览了三天。用一块银牌作解说板，上写道:“以大仁大慈的真主的名义，这是某某之子、吐蕃国王某某之宝座。他已经皈依穆斯林，并向克尔白奉献此礼物，感谢指引他阪依伊斯兰的真主。”

好大喜功是君王的特质，麦蒙也不能免俗。这位高附国的统治者，归顺大食并皈依伊斯兰教并不足为奇。作为一个曾经的佛教徒，他向麦蒙贡献佛教造像也并不奇怪。但令人惊讶的是被称为“吐蕃国王”的称谓，在阿拉伯文献中，涉及吐蕃的领袖，通常有两种明确区分的称呼“吐蕃诸王之一”和“吐蕃可汗”。

高附的统治者被明确称为“吐蕃国王”，是否可以表明他的统治，拥有相对明确的国家体制而不是游牧国家。既然他被称为“吐蕃国王”，基本可以肯定高附应该是吐蕃在中亚地区的属国，或者至少是吐蕃的重要盟友之一。

大食的军队继续向东推进，法德勒率军进攻了“克什米尔和吐蕃王国”，他在瓦罕和勃律国大获全胜，并把俘获的“吐蕃将领”和“吐蕃骑兵”送至巴格达。

而后，法德勒挥师北上，征服讹答喇，并俘获葛逻禄叶护的妻子儿女，葛逻禄叶护则逃到基马克地方，他还重新占领了渴塞和拔汗那的其他城堡。

这些来源于阿拉伯的文献资料中，大食挥军东进，似乎势如破竹，连续取得了一系列的巨大胜利。他们的对手吐蕃和葛逻禄联盟几乎没有招架之力，但这种记功性质的记载通常是报喜不报忧的。

参照所有早期地理著作(成书于吐蕃帝国时期或稍后)都清楚而精确地描述吐蕃的疆域四至为，‘东与唐朝相接，南边是印度，北边是回鹤突厥，西方与呼罗珊东部边界接壤。’

也就是说，吐蕃最终通过努力，恢复了它在帕米尔地区的统治，重建了中亚东部的属国和盟友体系。并且，即便是面对阿拉伯帝国最为强势的麦蒙，也将领土争端的边界，稳定在呼罗珊地区的东部（大概位置在今天的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地区）。

当然这些都只是推测，非常遗憾，我们没有更直接的历史资料，涉及吐蕃和大食在中世纪早期剩余的时间里，于中亚地区的活动记录。

不过基本可以确定，赤德松赞晚年（公元815年去世），吐蕃在中亚的势力遭受过一次重创，盟友葛逻禄可汗北逃，属国纷纷背离。大食帝国将他的疆域，直接推进到克什米尔地区，并将勃律国打残。这些挫折对于即便是疆域万里的吐蕃来说，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到，不论是西亚的阿拉伯文明，还是东亚的中华文明，当它们绵延到中亚地区时，都已是强弩之末。

因此，发生在中亚地区的战争和联盟，对各自帝国来说都是遥远的边疆。就算离中亚最近的吐蕃帝国，其首都拉萨距离呼罗珊的直线距离也有四千里。

这就是为什么各国的史料里，中亚地区记载如此稀缺的缘故。

即便是无数唐粉口中，“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怛罗斯之战，在各国史料里都不过一语带过。这对当时东西方两个大帝国来说，不过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边境冲突而已。

唐朝不是因怛罗斯之败而丢失西域（安西、北庭），怛罗斯之战也不是唐朝势力退出中亚的节点。

不过两年之后，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便率军飞渡葱岭，征服了投向吐蕃的大勃律（今巴控克什米尔，查谟巴尔蒂斯坦地区）。

真正让唐朝退出西域和中亚的是安史之乱（755年至763年），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就算有怛罗斯之败也能打回来；有了安史之乱，就算怛罗斯胜了，丢掉中亚和西域不过是迟早的事。

最后，古代帝国的扩张谈不到正义或不正义的问题，任何一个王权或教权都有将自己控制范围尽量拓展的诉求。

吐蕃确实在唐朝势力消退后，挡住了伊斯兰教向东拓展的脚步，时间差不多有将近一百年之久。

但随着吐蕃王朝的奔溃，改信伊斯兰教的回鹘人（喀喇汗王朝）依旧完成了新疆的伊斯兰化，代表性的事件便是于阗王国的灭亡，时间大概在公元1000年左右。而这时候，中原正处于北宋真宗景德年间，很显然对于西域的变化，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也正是我们之前谈到的，西亚文明和东亚文明走到中亚这个结合部时，都已是强弩之末，取得多大进展要取决于对手的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