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民族来源

秽貊族是高句丽的主要居民,夫余族是高句丽王室的来源,汉人也在高句丽占有很大比例。​高句丽族源根源于中国,尽管学者们对于高句丽的族源存在着一些分歧,大体上存在有秽貊说、夫余说、汉人说,但是无论那种说法,都是在中华大地范围上。笔者也认为秽貊说、夫余说、汉人说是符合历史的,下面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的主张:秽貊族是高句丽的主源说,夫余族是高句丽的又一主源说,汉人是高句丽的一个主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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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秽貊族是高句丽的主源说。

秽貊是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古籍都有记载《尚书·大传》》:“三者十税一,多於十税一谓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税一谓之大貉(貊)、小貉(貊)(注《尚书·大传》卷六),周传多方)”,《孟子·告子下》:“子之道,貉(貊)道也。欲轻之於尧舜之道者,大貉(貊)、小貉(貊)也。”(孟子卷12告子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后汉书·东夷高句丽》:“句丽,一名貊耳,有别种依水为居,因名小水貊”(《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魏氏春秋》:“辽东西安平县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丽别种因名之曰小水貊。”《诗经·大雅·韩奕》:“王锡韩侯;其追(即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史记·燕召公世家》说:“燕外迫蛮貉(貊),内措齐晋。”表明秽貊族分布地已经包括今天东北地区,。在周灭商之时,为周人东进所迫,除部分留居故地外,大部分向东北和北方迁徙。《逸周书·王会篇》“正东高夷”晋人孔晁注说“高夷,东北夷高句骊”,《荀子·强国篇》载,秦 “北与胡貉为邻”;《管子·小匡第二十》记载:“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逾太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河为今山西与陕西间或内蒙古与宁夏间黄河河段;卑耳,山谷,在今山西省平陆县西北,说明有一支秽貊人向北迁移到陕西,山西或宁夏的北部地区,这支秽貊人秦汉以后的史书无其活动记载,应该是与当地所在居民融合了。《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说明北迁的秽貊人有一支折向东,迁移到今河北省东北部地区,他们在燕昭王(前311-前279)派秦开北破东胡时,惧祸及己,再向东北迁移,迁到了靠近潢水的东北大地,以后,长城以内再无秽貊活动记事,秦汉以后的史书都把秽貊列入东北夷或东夷。

秽与貊尽管在汉以后史书多联称,但是从族系上细分,应该指中国东北地区同一东夷系统的南北不同的部族,其中北部或东北部(日本海沿岸)之秽族,按《说文》解释为“水多貌”,显然指秽地多川谷,湿地,其中心地区即“西团山文化”为主的松花江中上游及松嫩交汇的川谷山地,并波及滨海地区,而貊又作“貉”,貊之族有两层意思:首先,是地理概念。正如,林云先生指出在《燕亳与燕亳邦小议》指出《左传·昭公九年》中的“燕亳”即“燕貊”。(林云《燕亳与燕亳邦小议》史学集刊,1994年第二期),而亳指古代高台之居的部族,如商之先居“汤亳”。显然,《左传》中的“燕亳”与《尚书·大传》中的“大貉(貊)、小貉(貊)”都应该分居于北方“燕地”的高山之“亳”和居于古代辽东“二江”(大小水)上的高山部族之一“貊”部。其二,是“貊”作为古代四夷之民的泛称。如《汉书·贾捐之传》云“骆(貊)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汉书》卷64下《汉书·贾捐之传》)这里的“骆越”公认为南方百越之一部。从这个意义上讲,汉代以后南方百越之“骆”与东北东夷之“貊”都不过是当时人对不同地域四夷之民的通称。正如《汉书·礼乐志》称“隅辟越远,四骆咸服”(《汉书》卷二十二《汉书·礼乐志》)

高句丽中的“高”为方位,句丽为“山川纡曲”,两者合称应指辽东”二江”流域的”高峰曲谷”之高句丽民族的地理观念. 高句丽最早始兴的“消奴部(西部)”,学术上已公认为在辽宁省桓仁县为中心的浑江流域的“高山曲谷”中,其高山之城即为“五女山城”;其“故国之川”应为今浑江和富尔江流域.而这一地区正是春秋战国前后,辽东诸”貊”中的”小水貊”的核心地区.以次推断,假如说先秦时期,活动于鸭绿江中游右岸和浑江流域的“高夷”,是高句丽先民的主要族源之一(不是唯一族源),则其后见于春秋以后文献中的大小貊(主要是小水貊),与汉代高句丽的“消奴部(西部)”,从族源和地缘上看,亦应是“高夷”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和构成高句丽早期族源的主体。

国内学者支持高句丽族源是貊的有很多人。张博泉认为:“高句丽原是出自貊的” (张博泉《东北古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北史研究》1983年版1期)又说“高句丽出自秽貊,亦即貊。”(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姜孟山认为:“朱蒙建国之前已有高句丽族”。“朱蒙建国前高句丽族一名貊,即‘句丽别种依小水作用,因名之为小水貊’”。“高句丽是貊族的一支,是从貊族中分离出来的。” (姜孟山《试论高句丽族的源流及其早期国家》,《朝鲜史研究》1983年版5期)傅朗云等认为:“高句丽族属于貊族” (傅朗云等《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陈连庆认为“高句丽出自貊族”。 (陈连庆《西汉与新莽时期的少数民族士兵》,《史学集刊》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期)90年代关于高句丽起源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新说辈出。

1990年李殿福、孙玉良提出:“高句丽人是中国东北地区古代秽貊族的一支”,“在高句丽政权未建立以前,在今日新宾县内,就已经出现了一个称为高句丽的貊人部落。”(李殿福、孙玉良《高句丽简史》,韩国汉城三省出版社,1990年版)1994年魏存成提出:“高句丽原系貊,但其王室来自夫余,高句丽和夫余同属秽貊族系。……夫余和秽更密切一些。” (魏存成《高句丽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995年李殿福提出;“我们认为高句丽民族的族源作为主体来说,应该是生活在浑江中游和鸭绿江一带的貊人,尽管高句丽王国的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邹牟来自北夫余。” (李殿福《东北考古研究(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1997年王绵厚提出:“高句丽先世之主体,应是以鸭绿江两岸的大石棚、石棺墓和青铜短剑为代表的汉代以前中国东北地区的貊族文化”(王绵厚《高句丽民族的起源及其考古学文化》,《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一),哈尔滨出版社,1997年版)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秽貊族是高句丽的主源。

2.夫余族是高句丽的又一大族源。

夫余为古代中国东北地区继古代朝鲜国后最先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盛于汉代,南北朝时期国亡民散。古籍中有记载,夫余真名最早出现于《史记·货殖列传》“夫燕亦渤,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魏书·高丽传》“高丽者,出於夫余,自言先祖朱蒙。” 《周书·高丽传》“高丽者,其先出於夫余,自言始祖曰朱蒙,河伯女感日影所孕也。朱蒙长而有材略,夫余人恶而逐之,土于纥升骨城,自号曰高句丽,仍以高为氏。其孙莫来涿盛;击夫余而臣之。莫来裔孙琏,始通使於后魏”以此我们可以推出夫余族是在高句丽建国以前已经存在,其族后归属于高句丽。《南史·夷貊·高勾丽传》“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其先所出,事详北史。地方可二千里,中有辽山,辽水所出。汉、魏世,南与朝鲜、秽貊、东与沃组、北与夫余接。其王都於丸都山下,地多大山深谷,无原泽,百姓依之以居,食涧水。” 《北史·高句丽传》“高句丽,其先所出夫余。王尝得河伯女,因闭於室内,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 《隋书·东夷·高丽传》“高丽之先,出自夫余。夫余王尝得河伯女,因闭於室内,为日光随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壳而出,名曰朱蒙。”

朝鲜一些书籍也有关于夫余的记载:《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东明圣王传》“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玮朱蒙。一云邹牟,一云众解。先是,夫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 《三国遗事·高句丽传》“高句丽,即卒本夫余也。或云,今和州,又成州等,皆误矣。卒本州在辽东界。国史《高丽本纪》云。始祖东明圣帝,姓言氏,讳朱蒙。先是,北夫余王解夫娄既避地于东夫余。” 《东国史略·高句丽传》“高句丽始祖朱蒙立。汉元帝建昭二年,新罗始祖二十一年。先是东夫余王金娃,夫余王解夫娄老无子,求嗣祭山川,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而泪,转石有小儿,金色娃形,喜而养之,名曰金娃,及长立为太子。”(以上史料出自高句丽史籍汇要) 《好太王碑》“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圣德”(《好太王碑新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冉牟墓》“河伯之孙明之子邹牟。圣王元出北夫余天下四。”此墓是1935年秋被日本人伊腾伊八掘开,镜池内宏著录在《通沟》一书的上下卷,中外学界开始了解这座高句丽贵族的墓葬。此墓在好太王碑东北6公里鸭绿江右岸平原上,文字保存尚可 。这是牟头娄为其旧主人高句丽大兄冉牟撰写的墓志。据好太王碑文和冉牟墓志开头文字,可知邹牟王出自北夫余。朝鲜史书《三国遗事》引《古记》曰:“北夫余于前汉宣帝神舜三年壬戌四月八日立都称王,国号北夫余,自称名解慕漱,生子名曰夫娄,以解为氏焉;后因上帝之命,移都于东夫余。东明继北夫余而兴,立都于卒本川,为卒本夫余,为卒本夫余高句丽始祖”(转引张博泉、魏存成《东北古代民族》,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3页)以上我们可以认为高句丽是北夫余的一支。

夫余人有天神崇拜的宗教观。《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以殷正月祭天”,《后汉书·东夷传》:“以殷正月祭天”这可以证明夫余人确实有天神崇拜的宗教观在。在其神化史事制造始祖起源传说中,很自然地加入天神崇拜观念,这就是《论衡》所载的“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辰。”但是仅此而已。其对天神的祭祀名为“迎鼓”,与始祖东明有关系。高句丽早期宗教观念中仍采用天神崇拜。《后汉书·东夷·高句丽传》:“好祀鬼神,社稷、零星,以十月祭天大会,名曰‘东盟’。其国东有大穴,号隧神,亦之,十月迎而祭之。”按《前书音义》解释:“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辰曰饲以中,号曰零星。” 《三国志·东夷·高句丽传》:“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共公三公,衣服皆锦绣金银以白饰,大加主簿头著责,如责而无余,其小加著折风,形如羿。”可见,高句丽对天神的祭祀是定期举行的,并且是十分庄重和严肃的。以后,《魏书》、《梁书》、《北史》都称其十月祭天,祭祀名曰东盟。《梁书》中写作“东明”,而高句丽语中东明之明读盟,与朱蒙之蒙发音正同。说明高句丽人所祭祀的天神即东明,也就是夫余人的始祖。《三国史记·杂志》祭祀条引《古记》称朱蒙庙为始祖庙。

主张夫余是高句丽的主要族源的学者有:禹钟烈在《高句丽民族分布》⑴(禹钟烈《高句丽民族分布》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史研究》第5期 1983年)中认为,“高句丽属于秽貊语族夫余的一支,在卒本建立高句丽后逐步扩大势力,统一周边的沃组、秽貊、夫余等属于秽貊语族的国家和部落,在这些地区,或建立郡县,或者封为属国,其居民逐渐为高句丽同化。”;王健群在《高句丽族属探源》中认为,“高句丽人出自夫余,夫余是肃慎系统的通古斯,即后来的女真族。高句丽人也应该是肃慎人的后代,与女真同一族属” (王健群《高句丽族属探源》《学习与探索》1987年6期);李德山在《高句丽族称及其族属考辨》中认为,“高丽本为芥菜,芥即我国上古之介族,姜姓,炎帝裔”,而“菜即我国上古强族菜夷……知其为,姜姓,炎帝裔”;“高句丽族源出自夫余”,“换而言之,高句丽民族与夫余民族同源”,而“夫余的主体民族便是同属于炎帝族系,皆由山东等地迁居而来”。(李德山在《高句丽族称及其族属考辨》《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 1992年);金岳在《东北貊族源流研究》中认为,高句丽“源出夫余”,而北夫余和东夫余皆出自貊人,北夫余的一部分向北挺进,于今吉林市地区赶走了秽族,夺取了秽族的都城“秽城”;至于东夫余,乃北夫余王夫娄所建,根据《好太王铭》“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而知,东夫余王金娃收解慕所私柳花而养其子朱蒙,朱蒙又为卒本夫余之王和高句丽始祖。(《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2期)

综上可见,早期高句丽与夫余同祭祀东明为始祖,后来将东明祭祀与天神祭祀混同,以天神为东明,始祖神音化为朱蒙。以上就是我们认为夫余是高句里的又一大族源的根据。

3.汉族是高句丽的又一大族源。

高句丽族起源,除了貊人、夫余人外,汉人也是高句丽的一个重要的族源。有一些史料记载了汉人进入高句丽境内的情况。其一是,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百姓为躲避战乱逃投高句丽的人很多。《三国史记》载;“(故国川王)十九年,(公元197年、汉建安二年)中国大乱,汉人避乱来投者甚多。” 《三国史记》既然把197年汉人逃投高句丽作为重要事记于史,并说明“来投者甚多”在联系秦末大乱,燕、齐、赵民投朝鲜者有数万口(《后汉书》记载“辰韩耆老自演:‘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则人数当也有数以万记。又如山上王二十一年(建安二十二年,217),“秋八月,汉平州(治今辽宁辽阳市)人夏瑶以百姓一千家来投,王纳之,安置栅城”。(《三国史记》卷16《高句丽本纪第四》之《故国川王纪》、《山上王纪》)桓仁下古城子遗址中发现与汉代文化相近器物,可作佐证。下古城子东十余公里的高力墓子村1986年出土铁攫,形制同抚顺莲花堡遗址、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城址出土的铁攫相近,年代最迟不晚于西汉,出土的铁攫,出土的铁攫亦具汉代风格。此外城内还出有一种陶片,夹砂陶质或夹砂红褐色陶质,内含少量滑石粉,胎质松软,均手制,估计年代也应较早。下古城子西的四道河子乡大甸子石棺墓出土的青铜短剑、窄身、长锋、形制与旅顺尹家村12号石棺墓出土者极其相似,应为Ⅻ式,属辽东地区第四期遗存。两墓出土的环状石器也十分相似,而且墓葬结构又大体相同。尹家村12号石棺墓的年代当为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两者不仅年代相近,文化上也有一定联系。沙子镇秋皮沟村大夹板沟墓葬出土的铜铃,不论形制和纹饰,都与内蒙古宁城黑城古城址出土的汉代铜铃一致。与河北省阳原西汉年墓出土的铜铃亦相近,铜镞与内蒙古朝鲁库伦城出土的汉代铜镞形制仿佛。因此该墓的年代约为西汉初期。桓仁镇凤鸣村石室烧土墓附近出土铜钗,侧面刻饰的卷云饰,酷似汉代瓦当上流行的纹饰,内蒙古宁城黑城古城址出土的汉代瓦当,当面上就饰有这种卷云饰。⑵(梁志龙、王俊辉:《辽宁桓仁出土青铜遗物墓葬及其相关问题》《博物馆研究》1992年2期)从这些与汉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墓葬看,这地区早期应有相当数量的汉人居住。集安市旧城下汉土城址也发现与汉代文化有关的遗物。近年在今鸭绿江右安,浑河以东的集安县城高句丽石城下发现汉代土筑城桓遗迹,出土遗物年代相当于战国至汉代,土筑城桓的结构、形制与西汉十分相象。附近搜集到战国的刀币、布币、汉代的五铢钱。(贾士金:《集安高句丽文物考古工作中的新课题,《博物馆研究》1985年2期)时中郡丰清里三十三号墓发现有巩铁斧,并有铁矛。(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朝鲜全史》第一卷 刘永智译。中国朝鲜史研究会 1985年)时中郡深贵里七十三号墓出土绊钉。(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朝鲜全史》第三卷,潘畅和鲁学编译,延边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4-6页)朝鲜慈江道渭南郡发现的遗址,出土了铁制的锄、镐、镰、半月刀、锛、匕首等。(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朝鲜全史》第二卷,转引自姜孟山《试论高句丽族的源流及其早期国家》,《朝鲜史研究》1983年版3期)这些遗址遗物时间大约为公元前三世至二世纪,文化内涵都属于汉文化。也反映了汉人在这一地区活动。其二,高句丽通过掠夺汉人来壮大自己。如《册府元龟·外臣·备御二》记载:建安元年(121)“高句骊王宫死,子遂成立……明年(122),遂成还汉生口诣玄菟。降诏曰:‘遂成等桀逆无状……连年寇抄,驱掠小民,动以数千,而载送数百人,非向化之心也。’”(《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第三·大祖大王纪》中《海东古记》,在末尾注意说,宫于东汉本初元年(146)逊位于同母弟遂成,与《册府元龟》所记异。)这说明,高丽人在东汉前期还不强大时期已经经常掠夺汉人,并“动以数千”。又如《三国史记·美川王》记载:“(美川王乙氟利)三年(302)秋九月,王率兵三万侵玄菟郡(郡治时在今天沈阳市附近),虏获八千人,移之平壤……十四年(313)冬十月,侵乐浪郡,虏获男女哦千余口。”(高句丽史记汇编490页)这说明,美川王时期有万人以上的汉人被掠夺入高句丽区内。其三,被中原王朝派往东北地区征高句丽的将士,在战场上因为各种原因进入高句丽,成为高句丽的居民。如《魏书·天象志》记载:“至太延二年三月,燕后主冯文痛去国高丽”。大兴二年(319)十二月,晋平州刺使崔毙联络高句丽、鲜卑、段氏和宇文氏,进攻慕容鬼,慕容鬼用计,联盟瓦解,兵败,毙俱,“与数十骑”奔高句丽。(晋书卷108《慕容鬼载记》)《资治通鉴》记载:“晋显宗咸康二年(338),慕容皇讨慕容仁。甲申。城破,杀仁,仁之司马佟寿郭充奔高句丽”。(《资治通鉴》卷95十七·显宗中之上)《三国志》卷《魏书·东夷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骊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也。”在乐浪郡发现大量古墓群或汉墓群,如平壤市周围有贞柏里、石岩里、将近里、悟野里等汉墓群;在乐浪地区也有大量汉墓群,并且大同讲(贝水)也有大量汉墓群。此地的汉墓群总数据 大正十五年(1925)朝鲜总督府调查的数字为1386盔,这个数字足以证明汉人在高句丽大量存在,并且是影响了高句丽文化。最近发现的吉林集安高句丽3319墓。在墓前南约9米的东西两侧,对称地立有两块大石,相距约27米。其中东侧石质为灰色深积岩,长104厘米、宽54厘米、厚109厘米,斜面向神道摆设,用刀偏锋阴伐凿刻一半身人像,人身结构程“十”字结构。关于 “十”图纹,在我国上至新石器时期的彩陶纹饰,下至秦汉时期的铜镜瓦、当和壁画图案中都有大量文化遗存。在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马厂文化的彩陶纹饰 ,还有内蒙古的分河和阴山,江苏连云港将军崖……青海海西等地丰富的原始岩画中,都普遍存在这种文化符号;在以后殷商甲骨文和金文和两周、秦汉时期的铜镜、瓦当以及壁画中,也都大量出现了“十”字文物符号。(何新:《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十子图纹与中国古代的日神崇拜》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从美术史上可以推断,“十”字文物符号表示上古时期华夏民族崇拜的万物之神-太阳。《楚辞》王逸 注:“高阳,是为帝‘颛顼’”。《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生韩流……生颛顼。”   据考证高阳氏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故笔者认为3319号墓的太阳神应该是高句丽民族崇拜的祖先神-高阳氏颛顼帝。因为《晋书·慕容云载记》曰:“慕容云字子雨,宝之子也。祖父和,高句丽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后裔,故以高为氏焉。”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汉族是高句丽的一大族源。

综上所述,高句丽做为中国的古代边疆政权,融汇了中国东北很多民族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