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有一大特征就是频繁的改朝换代，这种现象又被总结为历史周期律：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尽管不少，然而自秦始皇构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以来只有汉、唐、宋、明、清这几个屈指可数的王朝的寿命达到了两百年以上。几乎所有中国王朝在灭亡时几乎会呈现出同样的特点：官吏贪腐、财政紊乱、军备空虚、权臣乱政、农民起义、外族入侵……这些基本构成了中国王朝灭亡的全部原因。

中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看就像是不断循环轮回：秦王朝缔造了大一统的中华帝国，然而却二世而亡；之后两汉维持了长时间的统一安定局面，为华夏文明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黄巾起义使东汉王朝名存实亡，一时间天下群雄并起，几番交锋下来形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格局；曹魏、蜀汉、东吴三方最终谁也没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最终由司马家开创的晋王朝完成了统一，然而仅仅三十多年后统一的西晋王朝就亡于五胡之手，中国历史进入十六国、南北朝混战的时期。终结南北朝乱世的隋王朝和当初的秦王朝一样有着诸多开创之功，然而隋朝在寿命上也和秦朝一样短命；当初汉承秦制而损益更张，取代隋朝的唐朝同样也在隋朝的基础上开创了自己的盛世；唐朝灭亡后五代十国更迭频繁，最终归于赵宋王朝。宋朝最终亡于蒙古人之手，这其实开启了另一个循环：明朝从蒙古人手中恢复了汉人江山，然而最终明朝又被另一个外族王朝所灭。

中国封建王朝的这种历史周期律是由近代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在1945年总结的：在一个阶层固化的专制社会状态下随着社会不公现象的日益加剧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造成一整套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新洗牌。

事实上朝代和生物一样是有寿命的，这是因为王朝政治说到底是由人来维持运转的，而自然规定决定了人力终究是有极限的，因此王朝的肌体也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渐老化。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嬴政开创大一统的帝国模式以来历朝历代寿命长者两三百年，寿命短者数十年乃至数年皆有，这还不算那些占山为王的草头天子。在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政体下一个立国上百年的王朝一般来说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积弊，有的王朝适时解决了一部分积弊，于是造就了中兴局面，然而这是缓解了部分积弊，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所以王朝终究还是要覆灭的；而有的王朝没能适时解决积弊，于是就成了短命王朝。这种治乱循环的反复交替出现形成了一个看起来似乎是跳不出去的怪圈。这当然并不是说中国古代缺乏改革者，而是改革很难冲破这个无限循环的怪圈。

中国的封建王朝具有典型的封闭性特征，而这其实是与中国庞大的体量有密切关系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拥有超大规模国土、人口的大国，加之统治和治理技术的尚不成熟，这就决定了古代封建王朝只能采用统治成本比较低下的方式进行统治，来追求一个稳定常态的统治效果。中国的庞大体量不止反映在空间维度上，也反映在时间维度上：在空间维度上中国是一个大国，在时间维度上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尽管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古文明也有着和中国几乎同样古老的悠久历史，然而这些文明都是失落的古文明——如今的埃及作为一个伊斯兰化的阿拉伯国家是以阿拉伯人为主体民族的，而当初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早已被阿拉伯人同化，他们的文明没能延续下来。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原生古文明。拥有上下五千年灿烂历史对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呢？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在世界上引以为豪的，因为这是全世界其他任何文明所无法比拟的。然而我们不要忘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历史是有惯性的，而越是历史悠久的文明体系也会具有更强大的惯性，因为缔造历史的人是具有惯性思维的。

中华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当世界上其他地区很多还没摆脱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生活状态时中国人已缔造了辉煌的文明，要让一种高度成熟的文明体系进行自我改革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人们都有沿着老路走下去的惯性思维。《商君书》中曾总结当时被视为戎狄的秦国与中原文明的区别：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孔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利；多利，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比削。事实上商鞅认为：正由于中原地区的文明程度已高度发达，所以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世家贵族势力，方才形成了阶级分化。也就是说当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后反而出现了异化，而这恰恰正是“人亡政息”的最初征兆。

纵观历朝历代的兴衰成败不难发现：王朝初建之时君臣上下往往有一种励精图治之心，然而随着时代的推移就会在朝中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久而久之国家就会丧失前进的动力。即使是那些曾矢志变法图强的改革斗士也会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走到改革的对立面：为什么秦献公时期最早提出废除人殉制度等改革措施的甘龙到了孝公年间就成为商鞅变法最大的反对派？为什么作为大秦帝国缔造者之一的李斯那么容易就被赵高说服而成为秦帝国的掘墓人？还不就是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需要。只要无法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那么国家的改革发展就无从谈起，久而久之国家就会陷于停滞状态。这时从小长于深宫之中娇生惯养的皇帝和朝廷权贵们往往越来越无心国事，日渐追求声色犬马，于是对百姓的压榨越来越严重，财政日益紊乱，军备日渐空虚，但凡天下有变就会顷刻之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不过中国的老百姓自古以来就特别能忍耐——只要不是连饭都没得吃，那么是不会有人起来造反的。然而在王朝初建时期经历几代有为之君的治理国家承平日久，经济民生得到恢复后自然会出现人口增长。1798年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出版了他的著作《人口原理》一书，其中指明了一个观点：资源是呈算数级数增长的，人口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而当人口的增长超过资源的负荷程度时就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尽管马尔萨斯是一个西方人，不过他的这套逻辑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也是较为贴切的——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农耕文明社会，在古代生产技术水平的限制下人们开拓新土地的能力是存在瓶颈上限的，这意味着土地资源的增长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而当这种失衡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导致生产的粮食无法供养全国人口，那么没饭吃的那一部分人自然就会不惜铤而走险。朝廷吏治的腐败、土地兼并现象的日益严峻则会进一步加速这一进程——事实上中国历朝历代几乎都呈现同样的发展脉络：王朝初建之时往往由于经历前朝末年的战乱而导致人口大量减少，一时间全国各地出现大量无主荒地，朝廷就将这些无主荒地收归国有，然后再通过均田制等形式将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从而尽可能将社会矛盾最小化。然而随着天下承平日久之后人口不断增长，土地兼并现象也愈演愈烈，全国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生计无着的无地农民，这就构成了相当强大的不稳定因素，这种因素发展到极端就造成了中国式王朝灭亡的模式之一农民起义。

自秦始皇嬴政混一华夏以来中国历史就成为了世界历史中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当欧洲、日本、中东等地处于封建领主割据状态之时中国在很早就确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权，在相当漫长的时间内其他国家处于王权与神权、君主与贵族持续的博弈交锋状态，然而中国却形成了皇权独大的格局。恰恰正因为皇权的独大导致其难以长久的命运：在秦始皇嬴政混一华夏之前的夏朝历时近五百年、商朝历时五百五十余年、周朝历时八百年，然而自秦始皇混一华夏之后的两千余年间就只有汉朝和宋朝的寿命在三百年之上，而这两朝又都还是被从中间分隔为两段的，如果单纯计算西汉的历时长度只有210年、东汉195年、北宋167年、南宋152年。由此可见秦以后的王朝在寿命上的确大大缩短了，那么为什么呢？我们不妨看看春秋战国时代尽管诸侯国之间打得火热，然而在没诞生绝对的天下霸主之前谁也不会去打周天子的主意，而民间百姓就更不会对作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有多少反感了，因为他们切身感受到的是自家领主的剥削。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其实和欧洲的中世纪历史较为相似：诸侯领主、世家贵族的存在对王权起到一定制衡作用的同时也为王权分担了一部分来自底层的反抗。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以来中国的贵族阶层就处于日渐消亡的状态。尽管在古代中国也存在门第高低之分，但这只是一种世俗观念，真正能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的贵族阶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帝国所有子民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皇权可以让人生，让人死，可以让混迹街头的韦小宝一夜间飞黄腾达，也可以让一个偌大的钟鸣鼎食之家顷刻间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皇权直接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由于古代中国大一统的集权体制下皇权和民众之间缺乏像欧洲、日本那样的贵族阶层作为中间角色，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将自己生活的不如意都视为是皇帝施政的错误。贵族阶层的存在对皇权而言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贵族阶层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另一方面也替皇权分担了一部分来自底层的反抗，而在中国由于事实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贵族阶层，因此历代农民起义的矛头直指朝廷。

在欧洲、日本的贵族等级制度下皇权与贵族之间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制约关系：皇权不能无底线地侵犯贵族的利益，而贵族也不敢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谋夺皇位，因为贵族的权力来自于他们的血缘出身，如果公然篡夺皇位无异于对血缘天命观的否定，从而导致整个等级制度的瓦解。在中国由于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贵族阶层，因此历代君臣之间的斗法无非不过两种结局：皇帝在铲除权臣后大权独揽（典型的例子有康熙擒鳌拜）；权臣架空天子乃至公然篡位（典型的例子有曹操、司马懿、高欢、宇文泰、杨坚等等）。在古代中国的环境下不可能出现像英国那种贵族与国王通过缔结宪章的方式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现象，也不可能出现像日本那种皇室与幕府并存的二元政治结构，所有的权力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中国古代的皇帝基本上谁都不敢信任，甚至有时越是亲近的人越不敢信任，因为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孩子往往才是对自己权力最大的威胁。作为一个皇帝必须巧妙周旋皇族、外戚、朝廷、后宫等多方面的关系，这对经历过开国战争的富于心计的开国之君们而言自然操作得游刃有余，可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后期君主们并不全都有早期君主们的手腕，直到有一天当君主无法再驾驭各方势力之时导致中国式改朝换代的另一种模式权臣篡位就出现了。

自商周时代起中原地区的人们就按方位就生活在周边的部族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些民族的生活状态相比中原地区是原始落后的，因此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是不满的，他们一门心思希望入主中原。蛮夷民族尽管生活状态原始落后，可他们在智力上与中原人并无差异，他们善于观察学习中原文明的优势而克服其缺陷。蒙古人为什么能消灭南宋？汉人的火器、铠甲都被他们充分学习借鉴，汉人所不具备的娴熟的弓马骑射技艺也被他们掌握得游刃有余，而汉族王朝传统的窝里斗作风却被他们所摒弃。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蒙古人接触到富庶的中原文明后却迅速走向了腐化堕落——在见识过中原的富庶繁荣后蒙古人开始追逐起声色犬马的享乐，以致于不出百年就回到草原牧马放羊了。明太祖朱元璋在驱逐蒙古人后开创了自己的大明王朝，那时的他是何等意气风发励精图治，然而过了几代人后长于深宫的皇帝们变得越来越骄奢淫逸：皇帝怠政、宦官弄权、横征暴敛，最终明王朝在农民起义军和山海关外的清军双重打击下走向了灭亡。清军入关后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灭准噶尔部……然而和之前的王朝一样随着江山日益稳固之后清王朝也迅速腐化堕落了，到最后八旗子弟彻底沦为了只知飞鹰走狗饱食终日的纨绔子弟。

类似的故事在中华大地上一再上演：开国之君百战而有天下，后继之君却视天下为自己肆意挥霍之物。每个王朝登上历史舞台时都高喊着要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然而到头来一个个前仆后继又踏上了前朝覆亡的老路，于是一幕幕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悲剧就这样一再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