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虽然军事接连受挫，但两宋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取得空前成就。宋徽宗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颇有王者风范，美学品味及修养实有过人之处。徽宗信奉道教，向以清静无为，超脱尘世，一幅世外高人淡泊功利的样子。这种自命清高的处世态度，对政治家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伤，但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却不失为一种大境界，大胸怀。徽宗不独在京师开封自置窑口烧制官瓷，对其他诸如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道教崇尚自然含蓄，任由天造以及淳厚质朴的审美观，也一直是徽宗不懈的追求，并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北宋官瓷烧制伊始，为了把这种美学风格体现在自己烧制的瓷器上，复古仿古，烧造国家神器以别于其他民间窑口瓷器世俗的功用性，是为徽宗最根本的艺术宗旨。这里赘言几句的是，徽宗这一艺术宗旨，绝非笔者自以为是的想当然，有历史事实可为印证，从《宋史》及《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均可觅建端倪。据《宋史》载，北宋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宋太祖打破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传统作风，以务实的态度从事各项政治和经济改革，其后赵家登基的继任大统者，也多苦心经营，全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致使北宋仿佛进入了现代，物质和文化蓬勃发展。尤其是1004年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至徽宗大观间百余年，天下承平日久，物华天宝，可谓富庶天下。据有关资料显示，此时欧洲最大的城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的规模都不过十余万人而已。而开封居住人口已达一百五十余万人，不仅如此，此时整个宋王朝城市规模超过二十万人口的有六个，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六个。更令人感叹的是，是时宋代中国的城市就已经有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设施，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而此时的欧洲却还不懂得或不知道这些美好事物，很乱很穷很落后，美洲尚未开发、非洲更原始。毫不夸张地说，若问此时世界与宋代中国差距有多大？其差距可不是什么一点半点，不是一倍而是十几倍乃至几十倍，宋代中国的经济、文化遥遥领先于世界。基于这等社会进步发达的境况，沉溺于诗酒之乐的宋徽宗，英气勃发，深感“功定治成，礼可以兴”，为满足太平盛世对文明礼仪的需求，遂于大观元年(1107)置议礼局，考订礼器的形制，并于大观二年十一月，下诏访求古礼器，敕命编撰《宣和博古图》，以备改造礼器的稽考和实践。《宋史》（卷一六一）记载道：“议礼局：大观元年，诏于尚书省置，以执政兼领。……应凡礼制本末，皆议定取旨”。记述了徽宗要求全面考察和探究礼器的形制及深意，以及由此开始了新修五礼的事业，后直至“政和三年《五礼仪注》成”，徽宗方才“罢局”，结束了“礼制本末，皆议定取旨”的稽考工作。藉此而论，徽宗京师自置官窑，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个人喜好和个人玩乐，实乃是朝廷追求规范礼器制作的一项大业，庄重和严肃，代表着国家的法度和尊严，否则也无须专门设置新修礼器的机构了。宋人王应麟在其《玉海》卷五十六中也道:“宣和元年(1119)五月二十七日，诏诸州祠祭器，令礼制局绘图颁降，依图制造。”言徽宗礼器，乃依照礼制局所绘图纸制作，称得上有典可依。事实也确实如此，徽宗制作和规范朝廷祭祀所用礼器的志行，在《宋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铁围山丛谈》等诸多史料和笔记中均不乏记载，其因缘在很大程度上，一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记述的那样，缘于徽宗认为当时“荐天地、享宗庙之器”
无一合祭祀标准，才发心要“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并祈“垂法后世”，乃至弃汝窑而自置窑口，并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就了北宋官瓷合乎典范造型的这一制瓷大业。

北宋官瓷定制的器型，多仿秦汉乃至夏商周三代古铜器、玉器等名古器造型，且以议礼局资深学者稽考的《五礼仪注》和徽宗敕命编修的《宣和博古图》为蓝本，复古仿古，以烧造合乎典范的国家礼仪神器为根本追求。在这种方针和目标下，礼器的生产自然成为北宋官瓷最典型的造型风格，当然也是徽宗超凡脱俗的智慧和天才禀赋的结果。古铜器和玉器规整大气，棱角挺拔，古朴端庄，其求正不求奇的神韵，经由徽宗匠心独运的艺术实践，完美地还魂在北宋官瓷的艺术创作之上。毫无疑问，气魄宏伟，圆润饱满，线形不张不驰，加之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使得独具风范的北宋官瓷更彰显出皇室的尊贵和奢华，绝对是一种高贵的艺术气象，这也当然是其它民间窑口的瓷器造型无法比肩的，这是专业与非专业或者说科班与非科班间的区别。至于后来民间窑口的追仿，说实在的，在这个灵长类动物控制的世界，或许什么东西都可以被模仿和造假，但唯独文人的文化气质、文化品位和审美胸襟是无法模仿到位的，这不是人人可学的知识，而是犹如老僧禅悟的智慧，非一般人所能企及，而这世上如徽宗一样的艺术王者，实在是凤毛麟角，故后来其它窑口无论怎么努力地追仿徽宗官瓷的造型，却总是不伦不类，不是多一分便是瘦一线，总也达不到北宋官瓷的大气和俊美，其根就在于此。

明代学者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中言：“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黑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论制如商庚鼎、纯素鼎、葱管空足冲耳乳炉，商贯耳弓壶，大兽面花纹，汉耳环壶，文己壶、祖丁尊，皆法古图式，进呈物也。”先生在评介了官瓷的釉色之后，还特意稽考和记载了官窑典型器型制式，认为官瓷“皆法古图式”，为仿古礼器之宝物，有典可依。也确实如此，北宋官瓷在造型式样上，以古神器为宗，如龙生子，法脉正传，主要传世器型有瓶、尊、鼎、炉、觚、彝、簋等非民间用品的款式，基本属皇室（朝廷）专用的器物。不过，润美如玉的瓷器终究不可能完全等同古铜器和玉器，古铜器和玉器上生动精到的异形神兽、仙草花鸟等文饰图案，也非古朴的青瓷瓷器所能完美地去表达，与其画虎不成反类犬，那就干脆舍弃对这些繁琐的形态和文饰的模仿。徽宗对厚釉几近过分的苛求，或许正是为了解决北宋官瓷不能太过于简陋这一问题，让玉润的瓷釉在烈焰中美妙的歌唱之后，北宋官瓷最后幽深俏丽的自然开片的釉面，沉静典雅，平淡含蓄，终于成为自身天然的装饰，且以干净洗练的线条脉络，更加突出地表现出了北宋官瓷简洁饱满而又圆润流畅的造型之美。在一些器物上，为防止过于呆板，缺少变化，徽宗在最大限度地保持作品完整形态的同时，这个智慧的艺术王者，恰到好处地饰以几道弦纹或装饰以简约大方的兽耳、铺首等，去巧妙地加以点缀，使之北宋官瓷作品在沉稳中又显灵动，且极其艺术地加强了胎体的筋骨，这便让胎体更加坚挺，结实。虽釉质厚重，胎骨也神完气足，撑得起朴拙深沉的重量，经得起火焰长时间的煅烧，以至每件作品，或素面朝天，或筋骨挺拔外露，其随形变化，心物化一，洒脱自如，均达到了朴实典雅、清水芙蓉的艺术境界，深蓄着徽宗倾心自然的朴素哲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徽宗静美高雅的艺术创造下，北宋官瓷以自身单纯简练而又古朴典雅的大气造型，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一代崭新的美学，自其问世，徽宗“重神韵，轻雕饰”，崇尚自然的美学理念和风格，成为典范，并以其非凡的影响力，为天下陶瓷界同仁所高山仰止，也被后世陶瓷艺术家们所广为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