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值得赞叹的还有，北宋官瓷在礼器的造型外，虽不烧制或根本不需要烧制日常生活用品，但出于自己文人的情趣和爱好，在文房用具方面，徽宗匠心独运，设计出极为经典高雅的造型，作品超尘脱俗，登峰造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故自成一大体系，是为北宋官瓷造型的又一大特色和亮点。这类器型的创作不独反映出徽宗个人的喜好和才华，包括蔡京等当时朝廷重臣及文士，对其艺术成就无不为之叹服。北宋官瓷文房用具主要器型有山字笔架、笔筒、水注、水盅、臂搁以及尤适合烧制梅花冰片的各式各样的笔洗，诸如侈口、直口、敞口、葵口、荷口、花口、鼓钉、寿桃、兽耳、弦纹等等，变化无有穷尽。正缘于徽宗别出心裁的艺术创造和发挥，北宋官瓷才终于将朴素简单的文房用具，塑造和提升到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高度，成为稀世罕有的文房至宝。当然，北宋官瓷的文房作品问世后，其它窑口自是不乏熙熙攘攘的追仿，但因其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根本无法与徽宗相比，更遑论徽宗卓尔不群的文人气质和智慧了。一句话，工匠终究是工匠，大师终究是大师，这是本质上的区别。故而，千百年来，各窑口摩肩接踵的效仿者虽不计其数，所仿北宋官瓷的物件纵然可车载斗量，堆积如山，不过与徽宗北宋官瓷传世器物相较，虽其不乏努力，但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对器物美感的体悟缺乏文化大家的情怀，作品在造型流线艺术上多一分或少一线的效果，真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无法达到神似的艺术境地。时至今日，北宋官瓷的文房用具的造型，无论是山字形笔架、还是简洁洗练的笔筒、臂搁、水盅（水注），乃至各种造型朴拙而艺术的笔洗，其典雅、大方的艺术造型，至今仍成为天下书桌文案上的第一神品，纵其它窑口惊叹于徽宗简朴、含蓄的艺术表现手法，为了其商业利益，绵延无绝地追仿，但却鲜有超越者。藉此而言论，仅就北宋官瓷冠绝天下的祭祀礼器和文房用具的艺术成就来说，即可从中体悟到北宋官瓷的基本性质：烧制礼器乃是为王朝帝国所用，追求的是国家祭祀礼仪的尊贵和庄严，这类作品为北宋官瓷的主流器型；烧制文房用具则完全属于徽宗个人的爱好，其作品也深蓄着徽宗个人的艺术智慧。而能把文房用具烧制到这种精绝的地步，想烧什么烧什么，完全按个人的喜好行事，除了徽宗斥国力亲自设置、并能够随心所欲亲自驾驭的窑口，还有哪个窑口能有这样的气度和洒脱？从一定意义上来论，京师自置的汴京官窑虽以“官”名世，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徽宗个人的窑口，非但为徽宗亲自所建，徽宗个人也一直活动其中，其作品自然独具禀赋，凝聚着徽宗个人杰出的艺术才能且蕴含着徽宗独高的审美意蕴，这也是汴京官窑与其它窑口包括汝窑不同的根本特点。基于这种因缘，可以说，鉴定两宋的官瓷，只要看鉴定的作品是否是礼器，造型是否规整，是否极具文化品位，便可一眼就能断其是否是官瓷。若不合法度，非礼器大气典雅的造型，又不是徽宗极富文化品位的经典的文房用具，无论是什么样的瓶瓶罐罐，都可先将其剔除出官瓷之圈，根本用不着再去考量其什么釉色、釉质和工艺了。徽宗的官瓷有“宣和博古图”为依据，几乎件件有典，不仅标准、规范、规整，且极富深意，否则何以称“新成礼器”呢？当下古玩市场充斥着各类假冒传统作品的赝品，各门类做旧的瓷器琳琅满目，真真假假，真让人眼花缭乱，唯徽宗官瓷鲜有作假的器物现世，终极原因在于，官瓷作为帝王使用之物，代表着帝王和朝廷的尊严，历史上非但在市场从不买卖流通，其在国用之物的意义上，也决不可能将其随便作为殉葬物品，故千百年也从未有过考古发掘的个例。即使有想造假者，只要了解官瓷的创世出身及使用和收藏范围，必会望而却步，不敢拿赝品随便流入地摊去炒卖。就是真的官瓷传世品，其身世也需要有清晰的来历，要有明晰地传承谱系，更遑论什么存疑的赝品了。古人说，“识得官瓷面，江山坐一半”，寡鲜难觅的北宋官瓷，若非当时的皇族后裔，祖上又非两宋贤相名臣，即便想偷想抢也不可能有机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干隆帝也有“宣和书画曾经伴，南渡兵戈幸未亡”之诗句，其对徽宗官瓷履历国破家亡的战火摧残，还能硕果仅存地传承到他的手中，有着颇为庆幸的感叹，如此珍罕的易碎之物，确实也非常人所能见。故而，熙熙攘攘的古玩市场上哪会有什么可让人捡漏的官瓷？只要明白这一点，就不会轻易为人所骗。文物贩子当然也不是白痴，他们心里自然明白，造个其它瓷种的“古玩”还有得一唬，若费尽心力弄件徽宗的官瓷去闯江湖，那也只能自己唬自己了。

(作者肖红，北方工业大学教授、开封北宋官瓷研究所艺术总监；罗希，广西艺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硕士，开封北宋官瓷研究所设计师；于乐土，开封北宋官瓷行业协会秘书长、北宋官瓷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