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时期，特别对于华夏文明的承启和发展显示出其突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此时期由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自己的政权，使中原地区呈现出民族杂糅的局面，并形成各族之间交融的现象。再加之继秦汉以来儒家思想文化的地位相对低迷，同时又是在老庄学说之上形成的玄学及本土宗教——道教和外来宗教——佛教相互间冲突碰撞、借鉴交流并蓬勃发展的状况下，华夏文明在这种异族文化和外来宗教的冲击之下，显示出巨大的张力，特别是与各少数民族间文化交融方面。通过两者之间的冲突碰撞、交流、融合及整合，最终为隋唐的鼎盛奠定了文化基础乃至形成中国整个民族文化特质的重要一环。故此，史学工作者对此时期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交融方面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本文旨在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及现状进行总结。并按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相交融的发展轨迹及其特点——冲突碰撞、交流、汉化、融合，结合研究成果状况进行综述。

 一、冲突碰撞
 

关于这一方向的研究重心学界都将其集中于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方面的冲突与碰撞，并指出胡、汉两者之间的冲突其实质上是“胡汉之间的文化冲突”，而又由此引出民族心态和意识等方面的研究。

刘晓明、黄小荣《魏晋胡汉文化习尚比较研究——兼论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争鸣》1989年第5期)，作者试图通过对魏晋时期胡汉文化习尚的比较，及其冲突的文化诠释，进而说明体现在文化习尚背景中的非理性因素对中国古代那种具有明显缺陷的理性文化的影响，正确评估非理性因素对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纠偏作用。提出文化习尚的形成与人类的生存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指出胡汉冲突，实质上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它除了政治因素以外具有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周积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文化冲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认为胡文化与汉文化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文化，胡、汉文化具有异质性格。提出胡汉文化具有“社会距离”，而且胡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空间的差异(即文化生态环境的差异)。并认为胡汉文化之间的“社会距离”，其实质是草原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文化心态的冲突，这种在农业文明生态环境中展开的文化冲突已具有时间性意义，即体现了落后与先进文明之间的对立。冯天瑜《乱世裂变——魏晋南北朝文化刍议》(《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6期)一文在“胡汉大交会”这部分，提出“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人的‘汉’文化长时间交会，在冲突中走向融合。”而且认为“胡、汉之间的‘文化距离’，导致胡、汉文化质的差异。”这一观点与周积明的有所不同。　秦永洲《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正统之争与再造》(《文史哲》1998年第1期)认为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政权“各应历数，人谓图新”，正统与僭伪之争成为当时鲜明的时代特征。并提出中华正统之争与再造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入主中原的夷族‘假中国礼乐文章’，接过传统文化的旗帜，在汉族地主的引导下，再造中华正统，使中国文化以几千年从未间断的形式发展下来。”沈妉、周敏《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文化冲突》(《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主要概述了此时期胡汉文化冲突的时代背景并从物质文明所处的差异、民族心态以及胡汉之间相互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二、交流
 

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冲突碰撞的研究重心既然为文化，当然其间的交流，学术界仍以文化交流为主线。此方向的研究集中于文化的分支——风俗交流，并在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学者们对文化交流的媒介——士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肯定了士人在此交流中的重要作用，特别强调其在少数民族政权中的突出地位。

张承宗、孙立《魏晋南北朝社会风气及南北民俗的交流》(《江海学刊》1995年第6期)，从总体上描述了魏晋南北朝社会风气，并分析了江南社会风气变革的原因。同时，指出此时期社会风俗总体发展的趋势与新的特点。杨乙丹《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及其思考》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各地农业科技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交流与传播。而且分别从南北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微观和宏观表现两方面进行了论述。王玲《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迁胡族的农业化与胡汉饮食交流》(《中国农业》2003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农区、牧区的饮食方式发生了改变。胡族在和以农业为生的汉族的长期接触中，开始了农业化的进程，这个过程也正是胡汉民族饮食观念以及饮食风俗互相交流的过程，并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何荣《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新疆地方志》)2005年第3期)从语言文字、乐舞艺术、礼仪风俗等方面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的交流进行了论述。王虹霞《东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乐舞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及其特点》(《音乐研究》2005年第3期)，作者根据东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变迁的特点，从三个阶段(西晋末至北魏建立、北魏建立至分裂时期、北魏分裂至隋建立时期)分别论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乐舞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传播及其传播特点。

三、士人
 

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论述》(《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一文从五凉政权所采取的“崇尚文教”的措施入手论证了五凉政权对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五凉政权所在地——河西地区的儒家知识分子对北魏拓跋族建立文化教育事业和各种适应汉族传统的典章制度所起的突出作用。王希恩《五胡政权中汉族士大夫的作用及历史地位》(《兰州学刊》1986年第3期)从帮助创建政权、发展文教、促进文明、打击守旧势力、确立新的统治秩序、沟通胡汉统治阶级合流、完整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等方面，论述了汉族士大夫在胡族政权的建设发展中所起的显著作用。认为十六国时期开始的民族融合，基本上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并且强调此时期民族融合的开始是从汉族士大夫入仕胡族政权发端的。此外罗嗣忠《汉族士人与北魏统一北方》(《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张庆捷《儒学与北魏政治》(《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王永平《南朝人士之北奔与江左文化之北传》(《南京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王永平《北魏时期之南朝流亡人士行迹考述——从一个侧面看南北朝之间的交流》(《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从不同的角度也对“汉士人”在少数民族种权中的地位与作用给予了肯定和论述。陆离《论诸凉入魏人士对北魏的政治、军事贡献》(《敦煌辑刊》2000年第1期)，对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原西凉、南凉政权王族旧臣唐和、李宝、源贺诸人及其家族入仕北魏后对北魏勘定河西、西域以及对北魏政治方面的贡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金家诗《河陇士人与鲜卑族文明进程中的三次大转换》(《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鲜卑族在从漠北向中原推进文明的进程中，经过“从部落联盟到封建国家，从游牧民族到农耕文明，从崇武到尚文”三次大的文明转换，完成了民族的文明化进程，最终融入华夏群体之中。这一观点在作者《河陇士人与鲜卑族文化转型》(《北方论丛》2002年第1期)也有所论述。彭丰文《汉魏十六国时期河陇大族的崛起及其在西北边疆开发中的作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4期)，在充分肯定了河陇大族在晋末十六国时期西北边疆开发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对河陇大族势力的形成发展轨迹、崛起原因、历史地位及其崛起的历史意义作了全面的考察和深入探讨。

 四、汉化与胡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融过程中，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语言、风俗习惯、教育等方面的汉化和汉族在生活习俗方面的胡化。

 (一)制度的汉化
 

孙季萍《五胡十六国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政权法律制度及其汉化过程》(《烟台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认为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并非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出于少数民族政权政治统治的目的”，并且突出强调在这一“汉化”过程中，法律制度的相继完善，与各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封建经济的确立，中央集权政治的建立以及对儒学文化的推广都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保障。而杨茂盛、刘柏冬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是自身发展的需要》(《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中，则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此时期各少数民族的汉化，“既是自身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内部结构机制发展的结果。”并从社会组织形态的角度出发，将处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所处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形成周公、孔子思想的夏商周家族——宗族奴隶制进行比对，认为其本质上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所以得出此时期各少数民族的汉化，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笔者就前面两位学者所产生争议的问题“五胡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的汉化是出于政治统治的目的还是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持不同的看法。本人认为此时期各少数民族的汉化既有其政治原因也有其自身经济发展的原因，而汉化则是这两个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并非其一。刘国石、王玮平《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典章制度的汉化》(《北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主要从郊祀、藉田、官制、朝仪、律令、崇儒、征隐逸、建学校、养老敬老等方面，阐述了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在典章制度上的汉化。

(二)慕容鲜卑的汉化
 

郑小蓉《慕容鲜卑汉化问题初探》(《文献》1990年第2期)、慕容浩《浅析慕容鲜卑的汉化》(《北方经济》2004年10期)，两文都对慕容鲜卑的汉化进行了论述。前文重在其汉化过程，后文更为细致地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文化思想、生活习俗、艺术六方面阐述了慕容鲜卑在各方面的汉化。李森《鲜卑慕容氏诸燕汉化考述》(《潍坊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分析和论述了十六国时期的鲜卑慕容氏诸燕——前燕、后燕、南燕政权的突出的汉化表现，并对其汉化的渠道进行总结。李海叶《汉士族与慕容氏政权》(《内蒙古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一文在肯定了汉士族在慕容氏政权前期所发挥的特殊而重大的作用，使慕容氏政权呈现出强烈的汉化倾向。但作者更着重于考察和论证慕容氏政权全过程所表现出的民族性。郑小容《慕容鲜卑汉化过程中所保留的本族文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在考察慕容鲜卑在汉化的同时又突出论述了其所保留的胡族文化，从管理制度、牧业、民族语言、族内婚等方面加以论述。

(三)拓跋鲜卑的汉化
 

王万盈《拓跋鲜卑在汉化过程中的文化转变》(《西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5期)，一文主要简述了拓跋鲜卑在习俗方面对汉文化的吸收和运用。认为其文化上的及时转变，保证了鲜卑拓跋部在魏晋诸民族中独领政治风骚。而且，鲜卑文化在汉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二元化特征，直接影响到北魏早期国家的政治结构，使呈现出部落联盟大酋长与封建皇权制并存的二元架构。何德章《鲜卑代国的成长与拓跋鲜卑初期汉化》(《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曹道衡《魏太武帝和鲜卑拓跋氏的汉化》(《齐鲁学刊》2002年第1期)、黄云鹤《从《魏书·礼志》第一卷看拓跋鲜卑祭祀的汉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2期)、张德寿《北魏早期朝廷体制的变动与汉化的曲折推进》(《学术探索》2002年第4期)，以上数篇分别从部落形态向中原专制政权体制的转变、帝王、信仰、体制等角度分别论述了北魏拓跋鲜卑在汉化道路上曲折反复的进程。江中柱《高欢、高澄父子与东魏的汉化》(《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考察和论述了东魏的汉化方向与过程。赵野春《鲜卑汉化——论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民族关系的调整》(《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作者仍然从北魏孝文帝改革谈起，但突显其对民族关系的调整的作用。并从这一视角出发，就“太和改革的鲜卑汉化问题探讨孝文帝对民族关系的调整”。常倩《北魏学校教育与鲜卑族的汉化》(《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从学校教育的体制，教育内容，教育主体，教育客体等方面分析和阐述了北魏借教育来推行汉化，认为北魏的学校教育在促成鲜卑拓跋氏成员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汉化，加快民族一体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国石《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学术与风俗习惯的汉化》(《北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对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在学术和风俗习惯两方面的汉化分别进行了阐述。在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交流的同时，汉族也吸收了其优秀的民族素质，突出表现为汉族的胡化。周积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文化冲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一文述及汉文化的“胡化”及其表现，并体现在民族素质的改造、文化生活、社会风尚的“胡化”以及胡文化对中国传统礼教的冲击。刘锡涛《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生活胡风现象》(《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黄河流域汉族文化大量吸收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带有浓重的胡风的新文化。全文就这一时期中原地区人们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胡风现象进行了阐述。

(四)汉化的负面影响
 

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此时期的少数民族的汉化仍然有其不利的一面，就此学术界也提出了一些见解。郝松枝《全盘汉化与北魏王朝的速忘——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验与教训》(《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在探讨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后仅30余年与北魏的迅速的分崩离析之间的联系时，提出“不加扬弃的全盘汉化，尤其是对门阀制度的移植，使得鲜卑贵族迅速腐化，而腐化则是导致北魏亡国的根本因素。”与此观点相近的有赵相群、侯文昌《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拓跋民族精神的丧失》(《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作者也在力图探析北魏衰亡与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之间的必然联系，并且对“孝文帝改革促进了拓跋鲜卑的封建化和北魏国家的兴盛，促进我国北方民族大融合”这一观点持否定态度。其中特别突出强调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的政治(主指孝文帝改革)与北魏亡国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并进行论述和证实。

五、融合与整合
 

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融方面的研究看，关于融合与整合方向的研究，学术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投入。其中以融合尤为突出，从民族、统治阶级、心理素质、体制、民族界限、民族文化素质、融合模式、途径、特点、儒家民族观以及民族构成等角度对此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