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融合和整合

方国瑜《南北朝时期内地与边境各族的大迁移及融合》(《民族研究》1982年第5),认为内地与边境各族的大迁移及融合,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两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其一。并对匈奴、羯胡、卢水胡、屠各胡、稽胡、乌桓、氐、羌等族的迁徙和融合状况加以分别论述。彭体用《从鲜、汉统治阶级的逐步合流看北魏统治的强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一文具体考察了登国——太和(公元386—499)北魏王朝鲜、汉统治阶级逐步合流的历史进程以及北魏王朝有关政策的发展,并由此说明,这种合流在形成北魏的强固统治上所起的作用。认为北魏鲜、汉统治阶级逐步合流的过程,实际是“汉族门阀士族逐步臣属于北魏专制皇权的过程。”白翠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从北方民族和南方民族两方面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的迁徙与融合。并总结了此时期北方民族融合所具备的历史条件。而论述南方民族的融合时,提及南方统治者所实施有助于民族融合的措施。张国安《试论六镇鲜卑的民族融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否认六镇鲜卑在民族性上是一个鲜卑化的集团,而其汉化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程度。六镇鲜卑并无独特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也无特殊的经济结构,只是北魏政权的有机组成整体——边镇军事集团,并不是一个民族集团,其并不具有完整独立的民族性。而且六镇是多民族聚居区域,主要是混居而不是按民族划分居住地,这有利于民族融合的发展。同时,他也提出民族融合是双向交流、互相渗透的,不存在单纯的汉化、鲜卑化(胡化),汉化是主流。白翠琴《论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对汉族发展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从民族融合的角度出发,认为民族融合为汉族注入大量的新鲜血液,使汉族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大大丰富了自身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并总结了民族融合对汉族发展的影响。与上文具有一致看法的有:王福应《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论略》(《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彭清深《内迁与融合:魏晋时期西北地域的民族互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钱国旗《论南迁拓跋鲜卑与汉族融合过程中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认为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是民族融合中最关键性的条件,指出儒家思想是汉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核心。南迁拓跋鲜卑社会意识形态的儒化,使其与汉族在统一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心理素质上实现了民族最终的融合。施光明《魏晋南北朝交融三题》(《文史哲》1993年第3),作者从中原文化(河西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融、净土信仰——儒、道、佛文化的交融、北朝律——中原、河西、江东三大文化因子的交融三方面来加以考察,展现了这一时期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并总结了此时期文化交融的特点为丰富性、多样性、多层面性。[韩国]朴汉济《魏晋北周时代胡姓再行与胡汉体制》(《文史哲》1993年第3),认为“胡汉体制”,并不是单纯指狭义的政治体制或制度,而是广义上的包括政治体制及制度在内,乃至胡汉民族在同一地区及统治体制内共存,并形成一个文化体制,由冲突,反目至融合,最终走向共存之路的历史过程,即包括以胡汉问题为中心发生的所有社会现象。同时,他认为这个历史时期最基本的部分是胡汉关系,汉族文化与胡族文化经过不断融合,最终形成既非单纯汉族的,也不是胡族的新文化,而是经创造综合了第三种形态文化。钱国旗《北魏统治集团民族界限的淡化及其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影响》(《青岛师专学报》1994年第1),一文就南迁拓跋鲜卑与汉族融合过程中北魏统治集团民族界限的逐渐淡化及其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北魏统治集团民族界限的淡化对鲜汉民族的融合起着方向性的引导作用。这种自上而下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方向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客观进程。陈进《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褶裤看民族文化融汇》(《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年第2),此文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褶裤变化及所体现的民族思想文化的融合的角度出发,从一个侧面阐述了此时期的民族文化融合。刘汉东《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文化素质与民族大融合——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心理探析之三》(《广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3),认为民族的文化素质常常与民族融合紧密相联系。并且每一民族的生存能力、聚合能力、融汇能力等,从根本上说,都是以他们的文化素质作为基础的,并对此进行了分析论述。李红艳《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融合模式的探讨》(《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第2),通过剖析信都冯氏和渤海高氏两个家族的变迁,得出在民族融和过程中“汉人胡化再汉化”的民族融合模式。高凯《从性比例失调看拓跋鲜卑与汉族的民族融合》(《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作者另辟蹊径,从人口学角度的性比例失调问题入手,探讨了北魏的民族融合。王福应《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论略》(《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在概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迁徙的基本情况后,分析论述了民族融合的基本途径。刘振华《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论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扬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6),一文对陈寅恪先生的著述中关于民族融合方面进行了论述,并突出强调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陈寅恪所提出的“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观点。孔令艳《简论十六国时期内迁胡族封建化》(《辽宁商务职业学院学报》2002年第1)从官制、经济、文化教育三方面简述了十六国时期,内迁胡族统治者在汉族的影响下为适应本民族政权统治的需要,仿效汉人的封建统治方式,加速其封建化进程,并为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马雪芹《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与隋唐盛世的形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认为此时期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积极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学习和实践汉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将本民族的优秀成分融入汉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生活中去。在此基础上的民族融合为隋唐盛世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彭清深《内迁与融合:魏晋时期西北地域的民族互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一文从匈奴、西域诸族、羌、氐、卢水胡、秃发鲜卑等族论述了魏晋时期西北地域的民族间互动的状况。罗君《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和的阶段性和地区特点》(《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所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和地区性出发,分析得出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是以战争形式表现出的不自觉的融合,北朝时期,则是通过自觉的改革手段完成的。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南方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北方少数民族通过建立政权,完成了与汉族的融合,而南方少数民族则在开发江南的过程中与汉族实现民族融合。朱大渭《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的融合及其历史影响》(《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指出儒家“用夷变夏”和“协和万邦”,是指导我国民族融合的进步思想。十六国北朝各族统治者自觉的实践儒家的民族理论,从而表现出在当时民族融合复杂形势下的众多趋同性。钟坤杰《北魏时期的社会变革——中华传统文化的归依与融通》(《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就北魏“变速迁洛”的过程中,以其历史主动精神,进行制度文化的改造,在继承中创新,协调发展,整体推进,促成传统文化的皈依与融通,这一历史史实进行论述。胡祥琴《民族政权构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融合》(《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所建立的民族政权,在政权构成上深受胡汉融合的影响,并对此进行了分析论述。张泽洪《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与道教——南蛮、氐羌族群为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5),认为道教的民间性及道化四夷的民间特质,使南方蛮族与氐羌族群不同程度受到道教影响。而且通过考察道教在南蛮、氐羌族群中的传播,得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有着悠久渊源,而其最初接受道教影响的时代,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综上所述,在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沿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交融的发展轨迹——冲突碰撞、交流、融合的研究,呈现出比较丰硕的成果,但在许多方面的研究仍存在着不足和空白。 

()对于在冲突碰撞方向的研究,几乎所有的学者都集中于文化层面的探讨。而且就其在“胡汉之间的冲突其实质是其文化的冲突与碰撞”的观点之下,学者未能进行更为细致化的具体研究,只是仅就此观点进行分析和论述。

()在此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交流研究,多集中于风俗方面,未涉及其它,特别是经济领域。并对交流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汉化”和“胡化”的现象研究,多侧重于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研究,多以鲜卑族为例,而对匈奴、羯、氐、羌等族少有涉及。并对汉化的正面影响给予更多的关注,对其负面作用和汉族的“胡化”现象却鲜有述论。 

()在融合这部分的研究中,虽然研究角度比较灵活,但仍然以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为重心,而对于融合过程中,对汉族的影响和南方少数民族却少有论及。我们从上边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这是史学工作者们仍以汉族为中心的心态在起作用,同时也是对此时期胡汉相交融的研究缺乏深度的表现。    

关于魏晋南北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交融的研究状况,从整体上看缺乏多样化的视角,对前人的观点未能更为深入的探讨研究。故此,希望这一领域的研究者能够在前人研究现状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发展前人的正确观点并弥补不足,力图在此领域能够得出深刻全面的认识。

【原文出处】《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来源:唐宋史研究网
作者:张元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融合和整合 
  关于民族史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