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讲求天人合一，主张将自然界和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其中蕴含着朴素的生态文明保护思想，因此“环保”“绿色”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传统理念。宋代延续前代的做法，设有专门的环境保护部门——虞部，各州县又设“农师”之职，聘请通晓农林知识者担任之，也为民众植树造林提供技术指导。

宋代对植树造林尤其重视。我们展开《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不管是郊外的道路两旁，汴河沿岸，还是繁华都市内的街道两边，都是绿树成荫。这当然是宋朝政府大力推广植树造林的结果。

宋太祖立国之后，即诏令沿黄河、汴河两岸的州县，必须多种植“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民欲广树艺者听”。因为植被能够巩固河岸、堤坝。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朝廷任命谢德权领护汴河，谢德权即调征夫役，在京师河段“植树数千万（株），以固堤岸”。难怪后来日本僧人成寻来中国旅行，乘舟至汴河时，看到沿岸皆“杨柳相连”“榆柳成林”。

我们现在习惯在公路两旁种植林木，宋人也是这么做的。大中祥符九年（1016），一位官员发现“诸路多阙系官材木”，便向朝廷提了一个建议：可令“马递铺卒夹官道植榆柳，或随地土所宜种杂木，五七年可致茂盛，供费之外，炎暑之月，亦足荫及路人”。宋真宗批准了这一建议。宋仁宗时，陶弼在阳朔当县令，“课民植木官道旁，夹数百里，自是行者无夏秋暑暍之苦，它郡县悉效之”。

宋朝地方官若在任内积极植树造林，是可以作为升迁之政绩的，《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县丞任满，任内种植林木滋茂，依格推赏，即事功显著者，所属监司保奏，乞优与推恩”；如果导致绿化面积减少，则要受处分，“任内种植林木亏三分，降半年名次，五分降一年，八分降一资”。政府又立法严禁盗伐林木，“违者置罪”；即使是官方出于公共用途要砍伐木材，也必须向“都木务”申请采伐许可。

宋朝的大规模植树造林，还有军事防御方面的重要意义。从公元960年北宋建国开始，一直到公元1279年南宋之亡，在长达319年的历史中，两宋一直处在与多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对峙和苦战之中。对于北宋来讲，失去了燕云十六州，不再有长城作为北方屏障，而辽国又是当时东亚第一军事强国，其军事压力是空前的。对于南宋来说，失去了北方的大片国土以后，只有依靠江南半壁江山来维系统治，其对手又是来势汹汹的金国和蒙元，形势更加严峻。

在失去了诸多天险以后，两宋除了在边境和重点区域大量驻军以外，还修筑了许多军事工事，而通过植树造林打造的“森林防线”，也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

因此，对于北宋来说，河北地区的防务就是其生命线。在河北平原地区北宋设置了三个“路”（带有军区性质的行政区划），即“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河东路”。

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三个“路”除了在西部太行山区有高山险关之外，其东部地区地势平坦，自古以来无险可据，非常容易受到机动快速的契丹铁骑进攻。

为此，从宋太祖建国伊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针对北疆防护，他就号召边民植树造林，《宋史》记载：“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植树。” 同时还在经济上给予减免赋税的优惠，比如宋太祖下诏说：“有能广植桑枣, 开垦荒田者, 并只纳旧租, 永不通检。”

这样做的成效也非常明显，南宋史学家王明清所著的《挥麈后录》中说：

“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

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一带,地势广平,有利于骑兵突袭,契丹铁骑原来常常从此出入。但此时这里的树木之间的小径仅能容纳一名骑兵通过，可以有效阻滞辽国骑兵推进的步伐，也可见当时植树密度之大。

后来的北宋皇帝继续执行在边境“多种树”的政策，并且还纳入到了国家规划。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内出《北面榆柳图》示辅臣，数逾三百万。帝曰：‘此可代鹿角也。’”（《宋会要辑稿》）

这里说的是，当时宋真宗已经命人规划绘制出了《北面榆柳图》，作为后来全面打造军事防御林的总规划，而且他还诏河北等地“缘边官道左右及时种植榆柳”（《续资治通鉴长篇》）。

宋仁宗时，又命“自保州以西无塘水处，广植林木，异时以限敌马”（《续资治通鉴长篇》）。

到了宋神宗时期，诏令北部边境地区“人户地内，令自植榆桑或所宜之木，官为立劝课之法。”（《续资治通鉴长篇》），朝廷出台配套政策，鼓励督促边民种树育林。

因此，到了北宋后期，宋廷在河北的植树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宋朝科学家沈括曾经说：“定州北境先种榆柳以为寨，榆柳植者以亿计。”（《续资治通鉴长篇》）

由于朝廷的重视，宋神宗熙宁年间，北宋在定州防线的榆树、柳树已经数以亿计。

这些树木与河北边境上同时存在的水塘、屯田等互相配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北宋在地理上的劣势。而且，这些栽种的林木还可以用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起到了“以限敌骑，且给邦之材用”的双重作用。

而辽国人对北宋边境上的军事防御林深恶痛绝，《宋史》记载：“雄州种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堂堂契丹铁骑，竟然趁夜越境伐树搞破坏。可见，北宋在河北边境上的植树造林策略是相当成功的。

相较于北宋时期重点防御河北来说，南宋的国防线更长，更加缺乏防御纵深。

在与金军对峙时期，宋金之间主要有三大战区：两淮、荆襄和川陕。

而这三大战区中，除了川陕有巴蜀地区的崇山峻岭作为天然屏障以外，两淮和荆襄地区与北宋时期的河北并无二致，也没有崇山峻岭或者大江阻隔，对于比契丹人更勇猛好战的女真人来说，更加容易突破。

因此，南宋开始仿照北宋在河北的“植树御敌”经验，开始在三大战区实行军事防御植树造林建设工程。

乾道八年（公元1172），宋孝宗下诏：

“要害边关之地，广植杂木榆柳之数，以捍奔冲。”（《宋会要辑稿》）

宋光宗时期，朝廷又下诏：“密切差人点检各处近边私小便路，有碍边防去处，同共措置断塞多种林木，令人守防。”（《宋会要辑稿》）

跟北宋一样，南宋依然选择生长快、寿命长的榆树和柳树作为主要的军事防御树种，在重点防御区域广泛栽种。

南宋建立之初，金国为迅速灭掉南宋，曾发起了“搜山检海捉赵构”的军事行动，重点进攻两淮地区并直取临安。

而经过岳飞、韩世忠、刘琦等人的艰苦阻击，金军快速灭亡南宋的计划并未得逞。

于是，金国抛开两淮和荆襄，而将兵锋直指川陕，意在夺取巴蜀以后，从西向和北向两面合围攻灭南宋。

但是，不同于两淮和荆襄地区，川陕地区不仅多崇山峻岭，而且有大量的天然原始森林，成为天然的军事防御林。

而此前，不少地方为了打造兵器、制造船筏，已经对这些森林多有破坏。为此，南宋朝廷下诏：“四川安抚制置大使司，相度禁之（树木采伐）。”（《宋会要辑稿》）同时，还下令继续人工栽种树木，来巩固其防御作用。

总体上看，与北宋在河北的作为类似，南宋在两淮、荆襄多是局部栽种人工林，来弥补防御手段的单一与不足。而在川陕地区，则是通过对已有天然林的有效保护和控制，来加大防御力度，有效阻止了金军南下。

不光如此，如果从今天环保的理念来看，后人更是要对宋朝的“军事防御林工程”大书特书。

但边疆植树造林仅仅是御敌的辅助手段而已，再有效的防御也只是防御。宋真宗就曾经客观理性地评价河北地区的森林、水田防御体系：“若群寇犯边，须别为备御，此险亦不足恃。”（《续资治通鉴长编》）

自古以来，决定战争胜负的，通常不是各类防御工事，更不是这些阻拦骑兵顺利通行的树木。毕竟，宋人可以植树造林，辽人和金人就可以伐树、烧林。

对于两宋来说，费尽心思建设各类防御体系，这本无可厚非。但因为有了这些“完备”的防御工事，反而丧失了恢复故土之心，这才是最可怕的。

宋太宗曾经说过一句话：“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篇》）

因此，守内虚外、将从中御、被动防守，一直成为此后两宋的主旋律，其在精气神上也始终无法如汉唐那般振作。

相比于防御北人南下，宋人植树造林对环境保护和民生的影响，更加深远，这既有传统环保理念的延续，也有是宋代社会现实的压力所致。宋代手工业发达，特别是煤炭的大量使用，导致空气污染，如延州普遍以煤（石炭）为日用燃料，整个城市笼罩在煤烟之中：“炒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宋代生齿日繁，对土地、林木资源难免出现过度开发之趋势，这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与生态破坏。别以为只有今日的北京才有“沙尘暴”，宋代文献中即多次出现扬尘天气与雾霾天气的记录，严重者，“暴风起西北有声，折木吹沙，黄尘蔽天”。换言之，跟之前的任何王朝相比，宋朝人面临着更为迫切的环保压力，不能不更加重视植树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