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

新疆是多种宗教汇集之地,道教同样在新疆曾广泛传播。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以其最高信仰为“道”而得名,产生于2世纪上半叶的东汉顺帝年间。道教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和巫术、谶纬、神仙方术的基础上,吸收道家学说和黄老思想而逐渐形成的。道教尊奉老子为教主。其基本信仰和教义的核心是“道”,认为“道”乃“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万物以之生,五行以之成”,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本原。由“道”所化生的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等“三清尊神”,是道教崇拜的最高尊神。道教还发展形成了包罗众多天神、地祗、人鬼在内的神仙体系。道教经书的总集称为《道藏》,现存的总集有《正统道藏》、《万历道藏》、《道藏辑要》等。

道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

道教传入新疆的具体时间,由于史无明载,说法不一。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推断,道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大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即公元4—5世纪。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随葬衣物疏中,有很多反映的是道教的内容。

吐鲁番是新疆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要冲,从汉代起这里就是汉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北魏以来,高昌相继出现了由阚、张、马、麴内地四姓豪门建立的汉族政权。所以这里很自然地成为道教向新疆传播时的首传之地。由于汉族政权的建立和内地信仰道教的汉人不断迁人,道教在高昌地区迅速传播和发展起来。这从吐鲁番出土的大量随葬衣物疏中得到证明。这一时期的随葬衣物疏,普遍写有“如律令”、“急急如律令”等道教符咒,神仙名称除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外,又增加了“五道大神”、“张坚固”、“李定度”等道教神名。在一件高昌和平元年(551年)的衣物疏中,绘有道教的符箓。符箓黄纸朱书,上方正中绘画天神形象,左手持刀,右手持叉,神像下写有符咒,草率难辨,其中仅能看出开头四字为“黄天帝神”,中间有“鬼不敢来近”,末尾为“急急如律令也”。该符箓是道教的“驱鬼”符箓,死者佩带这种符箓,显然生前是一位道教徒。大量道教内容文书的出土,反映了魏晋时期高昌道教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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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于贞观年间(627–649年)统一了新疆,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唐朝皇室为利用道教维护自己的统治,自称是道教始祖老子的后裔,对道教大加推崇和扶持。这一时期道教在内地有很大的发展。唐朝廷尊崇道教,也促进了道教在新疆的发展。据敦煌藏本唐光启元年(885年)《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在当时的伊州(今新疆哈密地区)三县共有道观3座,即伊吾县的祥辫观、大尹观、柔远县的天上观。从这一数字看当地的道教官观并不多,但如果与佛教寺庙数字相比,道观数字却不能算少。该地方志所记载的当时伊州的佛教寺庙与道观的数量相等,也是3座。这表明在佛教占统治地位的伊州,道教已取得了重大发展。

魏晋至隋唐时期,新疆佛教、祆教正处于发展的鼎盛阶段。道教在这种环境中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还取得重大发展,除了北魏和唐朝大力推崇外,道教为适应这一特殊环境而进行的自我调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道教在新疆的传播过程中,为避免佛教势力的排斥和打击,以求得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得不逐渐吸收佛教的内容,为自己涂上佛教的色彩,从而与佛教融合,形成新疆道教的鲜明特点。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件高昌建昌四年(558年)《张孝章随葬衣物疏》,写有:“禅师法林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张孝章,持佛五诫,专修十善,今于高昌城内家中命过经涉五道,幸不呵留。”另一件高昌重光二年(621年)《张头子随葬衣物疏》,末尾写有:“大德比丘果愿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张头(子)持佛五戒,专修十善,昊天不吊,今于此月四日奄丧盛年,迳涉五道,任意听(过),幸勿呵留。时人张坚固,倩书李定度。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辟(壁),不得奄遏留亭(停),急急如律令。”内容相似或相同的此类衣物疏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有发现。这种格式是道教符箓常用的格式,但使用这种符箓的死者却都是佛教信仰者。这种符箓与普通道教符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内容中既有道教的用语,也有佛教的用语。文中的“五道(大神)”、 “张坚固”、“李定度”、“急急如律令”等系道教神名、术语;“比丘”、“佛弟子”、“五戒”、 “十善”等,则属于佛教用语。道教与佛教用语同存共见、交互夹杂的现象,反映了新疆道教与佛教相融合的情况。在出土的6世纪中叶以前的随葬衣物疏中,还没有发现此种佛、道杂糅的符箓。但是,此后这种符箓几乎在所有的随葬衣物疏中都有发现。这一现象说明,道教是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传播过程后,才逐渐适应了佛教占统治地位的这一社会环境。也正是道教的这种适应性的变化,才使它在新疆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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