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的读音
在中国典籍中最早出现“鲜卑”一词的是《国语》和《楚辞》。《国语•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与鲜卑守燎，故不为盟。”三国时韦昭注云：“鲜卑，东夷国”。《后汉书》《三国志》都不把鲜卑列入“东夷”传内，而称之为系出东胡。韦昭将《国语•晋语》中的“鲜卑”注为“东夷国”而非“东胡”，可见他对《国语•晋语》中的这条记载是有疑虑的。《国语》传为左丘明所作。左丘明为春秋时史学家，鲁国人；双目失明，曾任鲁太史，或为讲诵历史及传说的史官；与孔子同时，或谓在其前，相传曾著《左传》，又传《国语》亦出其手。从《左传》记载事件的繁多、详细以及按《春秋经》记载为主线来编排历史事件来看，《左传》是一部远比孔子的（前551-前479年）《春秋经》晚出的作品。《史记》、《汉书》都不曾提到鲜卑，《国语•晋语》中的“鲜卑”一名却出现在周成王时代，这让人非常生疑。“鲜卑”一名可能是在《国语》成书的年代为中国知晓的。《楚辞•大招篇》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王逸注云：“鲜卑，衮带头也。言好女之状，腰支细少，颈锐秀长，靖然而特异，若以鲜卑之带而束之也。”鲜卑乃衮带头之名。衮带头即衮衣之带的带头也。衮或衮衣，古代帝王及上公繍龙的礼服；衮带头是指绣有瑞兽（如龙、格里芬）的带头。王逸《楚辞章句》：“《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大招》内容及形式略同于《招魂》，描写用夸张手法，行文板滞。游国恩《先秦文学》云：“作《大招》者非景差亦非屈原，盖秦汉间人模拟《招魂》之作，不必实有其所招之人也。……观其篇首无叙，篇末无乱，止效《招魂》中间一段；文辞既远弗逮，而摹拟之迹甚显，其为晚出，殆无疑焉。”游氏并举“鲜蟭甘鸡”一段言楚者三及“青色直眉，美目婉只”中“青”字为秦以后语为证（157-159页）。《大招》若为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年）所作，那么“鲜卑”一名大概是在战国之后进入中国的；《大招》若为秦汉间作品，那么“鲜卑”一名可能是在秦汉之间进入中国的。
作为带头或带钩的鲜卑又作师比、犀比、犀毗、胥紕、私鈚、斯比等。王国维在《胡服考》云：“黄金师比者具带之钩，亦本胡名。《楚辞•大招》作鲜卑，王逸注：鲜卑，緄带头也。《史记•匈奴传》作胥纰，《汉书》作犀毗，高诱《淮南》注作私鈚头，皆鲜卑一语之转 。”《史记•匈奴传》载汉文帝赠冒顿单于物品有“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紕一”“集解”：徐广曰或作犀毗。“索隐”：《汉书》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声近，或误。张晏云：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战国策》云赵武灵王赐周绍具带黄金师比。延笃云：胡革带钩也；则此带钩亦名师比，则胥、犀与师并相近，而说各异耳；班固与窦宪笺云‘赐犀比金头带’是也。《汉书•匈奴传》“犀毗”下颜师古注云：“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曰‘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按颜师古的解释“鲜卑”即“犀毗”、“师比”、“犀比”，指胡人的带钩。此带钩初出自东胡，战国时传入赵国，《战国策》记载赵武灵王以黄金师比赐给周绍，当即此物。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年在位；前295年，在内讧中被李兑围困于沙丘宫，饿死。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进行军事改革，令胡服骑射。战国时的赵国亦在制作这种带钩，所以《楚辞•招魂》有“晋制犀比”之语。师比可能是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时引进到晋国的。
“师比”或“犀毗”就是带有瑞兽的带钩（带头）。这些瑞兽是虎、犀牛、龙或格里芬之类的人类不敢轻易靠近的强有力动物，把它们用在带钩上有钩住它们、或腰带被它们牢牢咬住的寓意。比bǐ在汉语中有“并列；紧靠，密列；相近，亲近；勾结；接连。”之义。带钩的用途是勾结、接连腰带的，它的功用正是“比”之“勾结；接连”义，因此将带钩称作“比”是可以的。比与匕同音bǐ，或许因沟带端似匕。毗pí，犬牙交错也，可通比；也有联接义，如“毗连”“毗邻”。在“师比”或“犀毗”中，“比”、“毗”可解释为中国名词，意思是勾结、接连；师即狮子，犀即犀牛，皆是瑞兽也；“师比”、“犀毗”就是带有狮子、犀牛图象的“比”：带扣。狮子，波斯语sēr，粟特语*šrw、*šarǝ，吐火罗语A为śiśāk；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采用莫根斯廷教授（Prof.G.Mogenstierne）的话说：“狮ṣi在那时是伊兰语śar的对音。”但是东方考古出土的“师比”或“犀毗”中的瑞兽为虎、龙、格里芬等，并未出现狮子和犀牛。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说道：“在中国古书里凡是一个同义复词同时有许多异文，那一定是外来的借字而不是地道土产。”（语文出版社，1989年9月，第21页）师比、犀比、犀毗、胥紕、私鈚、斯比、鲜卑皆是同一器物的不同译名。
鲜xiān心仙、xiǎn心獮，越南语tiên、tiển，王力《同源字典》sian；卑bēi帮支、bǐ《集韵》补弭切，越南语ty。维祇难译kar、安世高译gan为乾（群仙、见寒），康僧会译kaṇ、支谶译gal为揵（群仙、见阮），支谶译can、cān、tyāyan、康僧会译ciñ为旃（照仙），支谦译（v）jan、yan、yāt、竺律炎译yān为延（喻仙、喻缐），康孟祥、竺大力译rañ为连（来仙）；鲜可还原为*san、*sar、*sal等。支谦译（v）pi、pra为卑，支谶译（o）pa、支谦译（v）ba为陂（帮支、帮寘），卑可还原为pi、bi、pa、ba等。鲜卑可还原为*Sanpi、*Sanbi、*Sarpi、*Sarbi、*Salpi、*Salbi、*Sarba、*Sarpa、*Sinpi、*Sirpi等。四川读‘鲜’为xuān，在崇州仅在姓中读为‘县xiàn’；而在成都，即使在姓氏中，也读xuān。师shī审脂，越南语sư；支谶译ś、siṁ、康僧会译śi为师，安世高译śe、si为尸（审脂）；师可还原为*se、*si。胥xū心鱼、心语，越南语tư，王力《同源字典》sia；支谦译sa、（v）sa为车（穿麻、见鱼）；胥可还原为*sa。犀xī心齐，越南语tê，可还原为*se。支谶译śahri、（v）si、康孟祥、竺大力译sya、支谦译ś、帛延译se为斯（心支，越南语ty、tư，王力《同源字典》sie），支谶译ṣṭḥi、siṁ、竺律炎译（v）si、支谦译se为私（心脂，越南语tư）；斯、私可还原为*se、*si。鲜*san（或*sar）中的尾音-n（或-r）脱落后即是胥*sa；胥*sa中的元音a音转为e、i即是犀、斯、私。《诗经•小雅•瓠叶》：“有兔斯首，炮之燔之。”郑注：“斯，白也。今俗语斯白之字作鲜，齐鲁之间声近斯。”斯*si加上古英语形容词变格后缀-an即是鲜*sian。比bǐ帮旨、并至、帮至、并质、并脂，越南语tỷ。摄摩腾、竺法兰译bhi、支谶译（v）bhi、bṛ为比，支谦译bi、vāi为比、译bhī、pe、vi、（v）vi、vāi为毘（并脂）、译ve为毗（并脂）、译（v）vi为鼻（并至），支谶译（v）pi为毗、康孟祥、竺大力译为毘。比可还原为*bhi、*bi、*vi等，毗可还原为*pe、*ve、*pi、*vi等。比、毗、卑为同一音节的不同译音。伯希和认为鲜卑一名与后来的室韦对音相同，因此他将鲜卑拟订为Särbi、Sirbi、Sirvi。伯希和、白鸟库吉将师比拟作*serbi。满州语谓麒为sabi-tun、麟曰sabin-tu，白鸟氏将师比和现代满州语的sabi“祥瑞，吉兆”牵合。卜弼德（Peter Boodberg）将师比*serbi比对为蒙古语serbe。按Kovalevskij的《蒙俄法词典》serbe的意思是“小钩，V形凹入口”、serbe-ge是“V形凹入口，小钩，鳃，顶饰，钩釦”。Otto Maenchen-Helfen认为师比出自印欧语，他将师比*serbi“带钩”和印欧语指“钩，镰”的单词相比附：古教堂斯拉夫语（OCS.）srъpъ，立陶宛语（Lett.）sirpe，希腊语（Gk.）apπη，拉丁语（Lat.）sarpio和sarpo，古爱尔兰语（O.Irish）serr。
“鲜卑”民族的系统记载始于东汉，更早的史料则多半是些片段线索。《楚辞》中“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中的“鲜卑”确是指一种犀毗郭落带钩，但历代注释家都认为这种带钩是与胡人有关的。在古代，以部族的某种特产物或某种特征来为部族命名比比皆是，如牦牛、白马羌、白马氐。《后汉书•西羌传》说“氂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由于以氂牛、白马之类的特产物来称呼出产这些特产的部落好记而便利，汉人遂以氂牛、白马羌来命名这些部落。对部落最简便的命名就是以其特征或特殊出产物为其起名，如埃塞俄比亚Ethiopians‘最黑的人’，美兰克拉伊诺伊族Melanchlaini‘黑衣族’（《历史》Ⅵ，107“美兰克拉伊诺伊人都穿黑衣裳，他们便是因此而得名的”），昂多罗帕哥伊人Androphagi‘食人者’，阿里玛斯波伊人Arimaspi‘独眼人’（《历史》Ⅵ，27“在斯奇提亚语当中，阿里玛是一，而斯波是眼睛的意思）。鲜卑族可能是因为出产胡名叫“鲜卑”的带钩而被称作“鲜卑”的。徐中舒先生在《再论小屯与仰韶》一文中称：“‘胡’必为使用壶的民族的名称，‘曾’必为使用甑的民族的名称，这如同支那（China）为使用瓷器民族的名称一样。”（《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9月，第161页）古代特产品通常是以发明和生产此物的民族而命名。China在英语中既指“中国”又指“瓷器”，英语以“中国”这个专名去指原产于中国的特产“瓷器”；地域名（China出自Cīna）在英语中转为特产名（china）。由于在古代常以某部族的特殊出产物来指代该部族，作为器物名的“鲜卑”也可能出自部族名之“鲜卑”。
作为民族名的鲜卑*Sarbi可和Sarmatae勘同。鲜卑*Sarbi中的-bi可解作乌孙语之弥（靡）或藏语之mi‘人’，Sarmatae中的mat可解作北周宇文氏之‘文’或日耳曼语之man‘人’，鲜卑*Sarbi即Sarmat（ae）。若将鲜卑*Sarbi中的-bi解作乌孙之弥（靡），那么，鲜卑*Sarbi和西拉锡（Siraci）人可勘同。公元前二世纪，以西拉锡人和阿奥西（Aorsi）人为首的一个新的萨尔马提安（Sarmatian）部落群，出现在里海与顿河之间的草原上。Siraci为*Saraci之音转，*Saraci可解作*Sarac-i（疏勒夷）或*Sar-rac-i（*Sar勒夷），*Sar-rac的意义和鲜卑*Sarbi的意义相同，*Sar-rac即鲜卑*Sarbi也。从生活习惯和经济形式来讲，鲜卑*Sarbi和Sarmatae都是游牧民族，都是马背上的民族，马是其生活、出行、作战的主要工具。从人种上讲，Sarmatae是白色人种，鲜卑亦是白色人种。《晋书》载秦人呼鲜卑为白虏。《太平御览》卷三五九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録》：“秦呼鲜卑为白虏。”《世说新语》第27《假谲》载王敦骂晋明帝为“黄须鲜卑奴”注引《异苑》所载王敦语作“黄头鲜卑奴”，并解释到“帝生母荀氏，燕国人，故貌类焉”。“五胡十六国”时期，燕为鲜卑人建立的，所谓燕国人不过是鲜卑人的另一种表达而已。《晋书》卷6《明帝纪》载王敦称晋明帝为“黄须鲜卑奴”并称“帝状类外氏，须黄，敦故谓帝云”，明确指出晋明帝黄胡子的长相与其外祖父家相同，也就是与鲜卑人相同。唐代诗人张籍《永嘉行》：“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宋代苏东坡在观赏唐人韩干的画时赋诗“赤髯碧眼老鲜卑，回策如萦独善骑。”（《书韩干二马》）鲜卑当是黄发碧眼的白色人种。鲜卑*Sarbi和Sarmatae具有类似的风俗习惯。古罗马作家的Sarmatae即希腊作家的Sauromatae。老普林尼在作品中认为拉丁语的Sarmatae与希腊语的Sauromatae的意思是相同的。希腊人称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为[sarmatos]意即“骑手”。而在古罗马语中，sar意即“种马”，表明一种适合重装骑兵骑的马匹。希腊语的“骑手”一词出自萨尔马提亚人表明，萨尔马提亚人以其骑射而著称。在古代，萨尔马提亚人很可能就是骑射技术的传播者。希罗多德《历史》中的Sauromatae人是古代社会中唯一拥有女战士的族群。鲜卑妇女亦具有钢铁般的性格。《魏书•铁弗刘虎传》：“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勃勃原姓铁弗，其后改为赫连。《魏书》云：“屈孑耻姓铁弗，遂改为赫连氏，自云徽赫与天连。又号其支庶为铁伐氏，云其宗族刚锐，皆堪伐人。”《晋书》云：“其年下书曰：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改姓姒氏，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或以因生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铁弗之弗当即伊朗语pūr。支谶译pūr、put、支谦译puṣ为弗（帮物）。伊朗语pūr意为‘儿子’，铁弗意为铁的儿子。伐fá并月，越南语phạt；跋bá并末，越南语bN41;t。康僧铠译kar为羯（见月），支谶译gar、gat（v）、gadh、支谦译gad为竭（群月）；并月之伐可还原为*bar、*bat、*bad等。安世高译bhad为跋，康僧会译mal为末（明末），支谶译bar为钵（帮末）。铁伐之伐可解读为鲜卑语之跋‘后’。铁伐=铁弗，伐为鲜卑语之跋‘后’，弗为波斯语之pūr‘儿子’。鲜卑妇女刚强如铁。唐朝皇后多出自鲜卑族，可能和鲜卑妇女的坚强品质有点关系。王沈《魏书》称鲜卑“其语言、习俗与乌丸同”，又称乌桓“故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后汉书•乌桓传》也称“计谋从用妇人，唯战斗之事乃自决之”。鲜卑当和乌桓一样，妇女在平常的生活中拥有较高地位。鲜卑妇女还担任巫师。鲜卑女巫们主持重大祭祀活动。《魏书•礼志》记载天赐二年（405年）在西郊祀天，筑方坛一，上置木主七人，代表自神元以来的七个部长。女巫们执故立于阶台的东面和西面。在宗室中选择子弟七人代表统摄“七分国人”的七个姓氏，每人手里执酒跟着女巫升坛助祭。女巫摇鼓，皇帝以及百官按原来排列的次序罗拜。拜毕，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和木主。如此七拜，礼毕而返。
鲜卑*Sarbi和Sarmatae的词根Sar可能出自*Car（即羯，康僧铠译kar为见月之羯）。回鹘文且末Sarmadan可和Sarmatae勘同。Sarmadan中的后缀-an可视为伊朗语的以住民之名示地名之复数属格词尾-an，Sarmatae中的-ae可视为表地名的阴性后缀-a之音转；Sarmad中的d音转为t即是Sarmat。且末，佉卢文犍陀罗语（和阗文）作Calmadana。Calmadana中的-ana和Sogdiana中的-ana相同，为东伊朗语的地名后缀，这个后缀和梵语后缀-ala‘…之地’相当。且qiě清马、jū精鱼，越南语thả；且对译ca(l)；支谶译mahā、康僧会译mal为末（明末），末对译mad。乌孙对王的称呼莫*mak即汉语之伯*bak，它的最初形式可能是mal或mar。东伊朗语-ana相当于梵语-ala‘…之地’。弥mí明支，越南语di。安世高译（v）manl、mahi、me、mbī、支谶译mi、康僧铠译māi、mnī、支谦译may为弥。密mì明质，越南语密蜜mật；支谶译mat、madh、康僧铠译mit、支谦译mad为蜜（明质）。密即弥也。支谶译mun、康僧会译mud、mūr、支谦译muc、māi为文（微文），密*mir当为文*mūr之音转。《周书•文帝纪》称：“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文”在北周语言里意为“君”，“宇文”意即天君。《新唐书》卷二二一下：“米，或曰弥末，曰弭秣贺”为Māymurgh的对音，其中的末所对译之mur（gh）正是文也。位于阿姆河旁的Amol/Charjui城中的-mol亦是莫或文。且末Calmadana意为Cal-mad-ana：Cal密之地。密即弥也，Cal密即Cal弥，Cal-mad-ana意即且弥之地。且末，首见《汉书•西域传》，位于今且末县西南。玄奘《大唐西域记》称“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末地也。”折摩驮那亦是calmadana的译音。《洛阳伽蓝记》作左末（左zuǒ精哿, 支谶译cak为作（精箇、精铎），ca当可译为左），《隋书》作且末，《新唐书》卷四三下载贾耽记《入四夷道》作播仙镇（于阗文Parrūm，粟特文Pr’wn），《元史》作阇里辉、阇鄽，明代行纪中作址昌，清代作车尔成，现为且末县，维吾尔语称之为Čerčen。由Calmadana产生回鹘文Sarmadan（土古舍娃《玄奘传回鹘文译本残卷》页29），和阗文Cal音转为回鹘文Sar。且末在敦煌五代于阗语写本钢和泰藏卷中写作tsabada，c-音转为ts-（相当于汉语的精母，《汉书》将cal译为且qiě清马、jū精鱼），mada音转为bada（中亚地名后缀巴德bād很可能出自末mad、mal）；tsabada被译为“左末”。在“且末”一词中汉语已经以清（精）母对译和阗文之c-。若将tsabada中的bada视为中亚地名后置巴德bād，那么tsabada就是Ca巴德。左末*Camada中的c音转为y即是“炎摩多”。藏文文献称且末为Čar-čhen或Ćerćen，其第一个音节Čar（Ćer）为Cal之音转，第二个音节čhen（ćen）或是藏文Nob-ched（小罗布）中的ched（小）或是dan（相当于汉语城*dam）之音转。《突厥语辞典》Čärćän即藏文Ćerćen。Calmadana之简*Caldan中的c、d音转为s（h）、l音转为n即是鄯善。“鄯善”一名未见目前发现的佉卢文书，但是见于米兰古城出土吐蕃简牍，写作čerčen。这个地名显然就是今天塔里木盆地东南作为河流名称的“车尔臣”（charchen daria）及汉文史籍所谓“鄯善”。车尔臣河实际上就是汉魏之鄯善河。怯台城，古藏文作ka-dag，《元史•宪帝纪》译为“怯台”。帕德克，于阗文书写作paḍakä，ḍik、ḍak或相当于勒rak/ric‘王’或相当于突厥语lik‘…之地’。查尔克的原文作tsaḍika，读若carika，所以法国突厥学家哈密顿把它和若羌绿洲的突厥语名查尔克里克carklik相联系。若羌carklik（Charqliq、Quarkilik），意为“cark之地”，该地名中的族名词根Car实即Calmadana中的族名词根Cal。折摩驮那Calmadana在回鹘文中变作Sarmadan表明Sarmatae即是Calmada。Sarmadan意即Sar密（mad）之地，其中的Sar亦可音译为塞Sak（牟融译sak为塞）；Sarmadan亦可解作塞密之地。若将Sar音译为塞，那么Sarmat-=鲜卑Sarbi可解释为塞王或塞人。“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尖顶帽”（刘文锁著《尼雅静止的家园和时间》P87）和大流士一世贝希斯敦摩崖石刻中塞人首领斯昆哈所带尖顶帽如出一辙。戴尔•布朗编著的《早期欧洲：凝固在巨石中的神秘》也刊载了这一斯昆哈式尖顶帽并称：“这顶帽子和另外12顶公元前1000年左右，不同风格的帽子于1985年被维吾尔族考古学家多尔衮•康伯利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的车尔臣发现的。”如果这里的断代正确，这顶尖顶帽表明塞人在公元前1000左右就已经生活在且末了。且末在史前时期就是塞地或塞王之地了。折摩驮那Calmadana变作回鹘文Sarmadan意味着塞克Sakā很可能源自*Cakā。如果Sakā真的出自*Cakā，那么*Ca-mi-kā（夏靡家）=康居*Camikā即是塞王Sacaraucae（Saraucae）、Sacarauli，于是Sarmatae就是塞（sar）密（mat）氏（tae）、撒马尔罕Samarkand就是塞（Sa）密（mar）城（kand），Sarmat实即塞王Sacaraucae（Saraucae）、Sacarauli。Sarmatae中的mat、Samarkand中的mar相当于宇文之文、日耳曼国王名字后面的蒙特mund、印度Śaka-muruṇḍa（义为“塞王”）中的muruṇḍa。去掉且末Calmadana中的词尾-ana‘…之地’之Calmad、Calmed即是且弥。且弥*Calmed中的al音转为o即是拘谜陁*Comed、拘弥（扜弥）*Comed。*Comed之声母c音转为晓母h即是休（xiū晓尤，支谦译ho为休）密，音转为匣母hw即是胡蜜*Hwomed。Calm中的l音变为j或消失后音变为康*Kham、羌*Kham。若将Sarmatae、Sarmatia中的mat释为密（即弥），那么Siraci实即*Sarmati。当然mad亦可释作汉语蛮、英语man‘人’，密*mir、mit亦可释作藏语mi‘人’、汉语‘民’。鲜卑（师比、犀比）*Sarbi、室韦*Sirvi/*Servi实为中国境内的Sarmatia人。10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马苏第称：“可萨人在突厥语里称为Sabir，而在波斯语中称为Khazar。”这一说法也见于马合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中。Sabir与Sarmat相当，意为Sa密（弥）；Khazar出自*Casar。*Casar意为*Ca王（sar在希伯语中意为‘王’），拉丁语的凯撒Caesar一名亦出自*Casar。从鲜卑*Sarbi后裔名锡伯（席伯、西伯。口语称为siwe，书面则为sibe）来看，鲜卑*Sarbi中的后缀-bi（pi）当即乌孙对王的称呼‘弥’。由于鲜卑*Sarbi变为西伯（Sibe），因此西伯利亚（Siberia）这个名称确实出自鲜卑*Sarbi（即西伯Sibe）。
鲜卑和匈奴一样，其构成成分并不是单一的。十四世纪伊儿汗国史学家拉施特丁《史集》卷一称：“由于塔塔儿人非常‘伟大’和受人尊敬，其它非塔塔儿人各氏族也以塔塔儿人的名字为世所知，尽管种族的名称不同，现今都被称为塔塔儿人。这些非塔塔儿人由于把自己列入塔塔儿人之中，并以塔塔儿人的名字见称于世，因而自己也觉得居于‘伟大’和可敬的地位。正象现今的塔塔儿人、札剌亦儿人、斡亦剌人、客列亦人、汪古人、唐古特人等各种非蒙古部的部落，均仰赖成吉思汗及其氏族的‘洪福’，才成了蒙古人。这些人原来都各自具有一定的名字和称谓，但如今为了自我夸耀起见，也都自称为蒙古人，尽管他们原先并不承认‘蒙古’这个名字。这样，他们现今的后裔便以为他们自古以来就是属于‘蒙古人’的名下，并以‘蒙古’之名见称。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古时的蒙古人只不过是许多草原部落中的一个部落而已。”冒称强大民族之名，亦是一种同化认同。《后汉书•鲜卑》：“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居其地。匈奴余种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鲜卑迁徙北单于之地，匈奴的十余万落余种“皆自号鲜卑”后，鲜卑才开始兴盛起来。匈奴的十余万落余种在人数上有可能比当时的真正鲜卑人为多。鲜卑中不仅有匈奴成分，也混杂有汉人成分。《史记•匈奴列传》注《索隐》引东汉人应奉上桓帝书云：“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因以为号。”《翰苑集》注引《汉名臣奏》则云：“鲜卑者，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亡出塞。鲜，少也。卑，陋也。言其种众少陋也。今其人皆髡头、衣赭，手足库肿，此为徒人状也”根据应奉的记载，鲜卑髡头、穿红色衣服（衣赭）和灯笼裤（裤肿）。应奉是汉代名臣，他所处的年代是能够亲自观察东部鲜卑状况的；他的解释自有其依据，当是因为东部鲜卑中混有汉人之故。鲜卑中有“小种鲜卑”。“小种鲜卑”见《三国志•魏志•鲜卑传》。《三国志补注》云：“据《晋书》，轲比能之后即契丹也。”不知何所据而云然。轲比能，史称“小种鲜卑”。小种可以解释为人数少的种群或个头小的种群。“小种鲜卑”可能是内地徒人之后，这个群体可能因个头较小、人数较少（种众少陋）而被称为“小种鲜卑”。鲜有少义，鲜卑可解释为少而卑。若将卑解作韦，鲜卑就是‘少韦’：小韦。应奉将“鲜卑”解释为“少陋”，这一解释恰巧和Sauromatae中的头两个音节Sauro的读音相近。少shǎo审小、shào审笑，陋lòu来候，支谶译ro为楼（来侯）。Sauro可音译为“少陋”。Sauromatae亦可译为少罗马（roma）氏或少戎（rom）氏。
《史记•匈奴列传•索引》引服虔云：“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兰穆塞和沙畹认为东胡一名演变成今天的通古斯Tungus。东dōng端东，越南语đông，金尼阁tūm、tām、lân；胡hú匣模，越南语hồ，金尼阁hû、kū，日语湖胡读ko。东胡可拟为*Tumkho、*Tumkhu。东胡*Tumkho、*Tumkhu可以音转为通古斯Tungus。Tunguse除了可解释为东胡外，还可解释为*Turgur=*Tur姓。《史记•齐太公世家》：“二十三年，山戎伐燕”《史记集解》引服虔曰：“山戎，北狄，盖今鲜卑也。”山shān审山，越南语sơn；戎róng日东，越南语nhung，金尼阁jȗm；山戎的古音可拟为*sanƥum，可视为Sauromatae前三个音节Sauroma的对音：Sauroma＞Saurom＞Saur-rom＞Saun-rom。如果“山”为梵语Darada之意译，那么，山戎就是达尔德人（Dards，吐蕃称为Darta）。服虔又云：“东胡，乌桓之先，后为鲜卑。”《史记索引》引胡广云：“鲜卑，东胡别种”；《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注引晋代王沈《魏书》云：“鲜卑，亦东胡之余也”；《翰苑集》注引司马彪《后汉书》云：“鲜卑，亦东胡之支也”；《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晋代王沈《魏书》云：“鲜卑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自与乌丸相接。”乌桓之名已见于西汉文献，鲜卑之名至东汉乃出，是因为乌桓与汉地接壤，故西汉文献记载历历可稽，而鲜卑无所闻，乃是乌桓横亘在中国和鲜卑之间遮断了其交通道路的缘故。
鲜卑族是东胡的一支。东胡是一个地域性概念，即位于匈奴之东的不属于匈奴集团的胡人都是东胡。西汉时期，东胡分布于匈奴之东，即蒙古草原的东部。他们和匈奴一样都是胡人。那时鲜卑族分布在今我国辽宁省西拉木伦河以北至额尔古纳河、嫩江上游一带以及大兴安岭南北脉内。拓跋鲜卑在北，其余鲜卑部落（宇文氏、慕容氏、段氏）在南。公元三世纪以后，拓跋鲜卑辗转迁至内蒙阴山和晋北之地。其余的鲜卑部落即宇文氏、慕容氏、段氏三部，则分布在辽河东西及北老哈河流域，因它们的分布地在拓跋鲜卑地之东，所以称作“东部鲜卑”。拓跋鲜卑的原始居地，《魏书•礼志一》、《乌洛侯传》和《帝纪•序纪》都说在乌洛侯国西北，其地有大鲜卑山和拓跋鲜卑的祖庙“石室”。《魏书•礼志》记载北魏真君四年（公元443年），中书郎李敞去魏之先祖祖庙刻文祭祖：“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北魏时的乌洛侯国，在今黑龙江省嫩江流域。拓跋鲜卑的祖庙“石室”既在乌洛侯国西北，它的原始居地当在今大兴安岭北脉内。一九八○年八月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族自治旗首府阿里镇西北十公里处大兴安岭北段一个名叫嘎仙洞的石壁上，中国学者米文平发现了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四年，遣中书侍郎李敞赴该洞祭租时所刻的祝文。祝文说：“皇天之神，启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据此知此山洞即文献所载的拓跋鲜卑的祖庙“石室”。《帝纪•序纪》所说的大鲜卑山当指嘎仙洞附近之大山，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它是拓跋鲜卑走出蒙昧时代之前的活动地域。嘎仙洞石刻祝文的发现，证实了文献所载的拓跋鲜卑的最初活动地望，从此，大兴安岭被确认为是“大鲜卑山”无疑了。《魏书•序纪》谓“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后汉书•鲜卑传》则云东部鲜卑以“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东部鲜卑原始分布地在今蒙古草原东南部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丘陵地带。那里有座鲜卑山。北魏崔鸿撰《十六国春秋》时，传说中的鲜卑山已经有二：一个在僰城[今辽宁凌海市]之东，一在辽西[郡治阳乐，今辽宁义县西]之西北一百里。凌海市在锦州市东部、大凌河流域，义县在在锦州市北部、大凌河流域；凌海市和义县相邻。这两个鲜卑山中的哪一个是原始的鲜卑山，崔氏已经不能确指。《隋图经》云：“鲜卑山在柳城县[今辽宁朝阳县]东南。”《方舆纪要》卷八据旧志谓在柳城东二百里，此似为又一鲜卑山。此外，《水经注》印《释氏西域记》云在敦煌东南也有一鲜卑山。清儒张穆《蒙古游牧记》载蒙古东部科尔沁右翼中旗“旗西三十里有鲜卑山，土人名蒙格”。他认为此鲜卑山即“东部鲜卑”的起源。鲜卑山如此众多，似与汉、魏时鲜卑人的迁徙有关。鲜卑山当因鲜卑族而得名。从里距上看，鲜卑山和大鲜卑山南北相距遥远，不能都是鲜卑族的起源地。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虽然在史书中所出现的最初地域南北不同，虽然出现于中国汉文史传上的年代亦有早晚之别，但并无任何文献说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族。只要把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当成一族，那么他们的原始起源地只能有一个，其原始分布地亦一定相同。不能既起源于鲜卑山又起源于大鲜卑山。如果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同为一族、具有相同祖源不谬，那么两者的分离一定发生在东汉之前。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的分离既可能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自然缓慢迁徙造成的，也可能是战争造成的。考虑到草原民族的流动性、迁徙性，《后汉书》和《魏书》中上述鲜卑起源地可能都不是鲜卑族的原始居地。《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鲜卑”：“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据此，鲜卑是在被冒顿所破之后“远窜辽东塞外”的，而“远窜辽东塞外”的当是东部鲜卑。《史记》、《汉书》只有东胡、没有鲜卑，是因为鲜卑所处偏僻、距汉朝遥远、未与西汉联络之故。从《后汉书》的上述记载来看，鲜卑在被冒顿所破之前，似乎远在辽宁锦州之西的某处。在冒顿破东胡之前，鲜卑可能在蒙古草原东南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在冒顿破东胡之后，东部鲜卑“远窜辽东塞外”至锦州大凌河流域，拓跋鲜卑则远窜到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
鲜卑是在东汉光武帝（公元25年即位）初作为匈奴的同盟者寇抄中国北边而和中国发生直接接触。鲜卑初见于记载是在后汉建武二十一年。《后汉书•鲜卑传》：“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建武二十一年，鲜卑与匈奴入辽东，辽东太守祭彤击破之，事已具《彤传》，由是震怖。及南单于附汉，北虏孤弱，二十五年，鲜卑始通驿使。”建武二十一年为公元45年，建武二十五年为公元49年。鲜卑和中国在公元49年始通驿使，发生正式的官方交往。公元八七年，鲜卑人攻杀了北匈奴优留单于。《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云：“章和元年（公元87年），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攻杀北匈奴优留单于的大概是拓跋鲜卑。当时，作为北匈奴同盟者的鲜卑常常一起寇边，鲜卑可能因不满北匈奴优留单于而突然反叛北匈奴击杀优留单于。和帝永元（公元89—104年）中，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匈奴一蹶不振，鲜卑因此徙据匈奴地而进入蒙古草原。到了公元二世纪中叶，檀石槐又组成鲜卑诸部军事大联盟。檀石槐立庭于今山西省阳高县西北三百里处，“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于是“乃自分其地为三部”，右北平（今河北平泉县）以东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今河北怀来县）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三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以上均见《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王沈《魏书》所列诸大人中，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认为东部大人槐头为东部鲜卑宇文氏之祖宇文莫槐；《资治通鉴》胡省三注谓中部大人慕容为东部鲜卑慕容氏之祖；西部大人推寅，《通鉴》胡注及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均以为是拓跋鲜卑之酋长，表明当时拓跋鲜卑已迁入蒙古草原。
北魏建国前后，拓跋鲜卑把鲜卑之名据为己有，称东部鲜卑（段氏、慕容氏）为“东部”，或“白部”（胡三省注《通鉴》卷一○四《晋纪》太元元年云：“鲜卑有白部。后汉时鲜卑居白山者最为强盛，后因曰白部。”），或“徒何”；称宇文氏集团称为“匈奴”。南朝史家称系出东部鲜卑者仍为鲜卑，称与匈奴融合的拓跋魏则为“索头”，为“匈奴种类”，如《宋书•索虏传》：“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南齐书•魏虏传》：“魏虏，匈奴种也。”南朝史家的称法是有依据的。据《后汉书•鲜卑传》，右校尉耿夔在和帝永元（公元89—104年）中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拓跋鲜卑中含有大量的匈奴成分。《魏书•帝纪》第一《序纪》云：“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拓跋在鲜卑语中义为土后。按《魏书•序纪》的说法，“黄帝以土德王”，“土后”即黄帝之后。古籍所载弱水甚多，首要的是甘肃张掖河（今称黑河）。弱水并非因水弱不能胜舟而得名，“弱”相当于彝语之“诺”（本意为‘黑’）。黑河自金塔县天仓到额济纳旗湖西新村段的别称为弱水，一称额济纳河，长约700公里。《后汉书•东夷传》记夫馀国“北有弱水”，《晋书•四夷传》记肃慎氏“北极弱水”，此弱水当指今黑龙江。《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六年》：北魏神[鹿加]初击柔然“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当在今蒙古国境内。《新唐书•北狄传•奚》：贞观初“以阿会部为弱水州。”当在今内蒙古东境。《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魃bá并末‘旱鬼’。魃很可能源自水边民族蒲类*Bari/*Buri。鲜卑祖先在弱水之北所逐之女魃或是指蒲类*Bar。“土后”也可解释为土方之后。安世高译bhad、支谶译mat为跋（并末，越南语bạt），支谶译put、pūr、支谦译puṣ为弗（帮物）。鲜卑语之跋可能和波斯语之pūr‘儿子，后代’相当。托tuō《集韵》透铎，拓zhí照昔、tuò透铎，越南语托拓thác；托跋可还原为*Thakbad、Turbad等。拓跋（土后）和胡父鲜卑母的铁弗（即铁伐，意为铁后、狄后）相对。《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记：“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有的学者（如马长寿、周伟洲等）认为拓跋的含义就是鲜卑父、胡母所生的后代。拓跋在鲜卑语中意为“土后”，这表明拓跋鲜卑的父母一方为土人（土方）。拓跋可能是因为其母系出自土方（匈奴）而自称为“土后”的。《宋书•索虏传》：“索头虏姓托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资治通鉴》卷七十八《魏纪》九胡注引《南齐书》作者萧子显云：“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为姓，故为李陵之后而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这种说法可能并非南朝士大夫的臆想，折射出鲜卑以匈奴女为妻以及鲜卑中混杂有汉人血统。以为金发碧眼之种族中的黑瞳者或黑发者为“汉将李陵及其兵众之胤”在唐代仍然流行。《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下《回纥下》称：黠戛斯“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黠嘎斯。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称：“坚昆部落非狼种。……其人发黄目绿，赤髭髯；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其兵众之胤也。”狼种指突厥，段成式明确肯定坚昆非突厥种；但后来的黠戛斯讲的却是突厥语，这表明黠戛斯在被突厥征服后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改说突厥语。
夏德（Hirth）和白鸟库吉皆以为头曼为Turk语tuman‘万’之音译。万曰tuman不限于Turk语，Mongol语与Tunguse语亦是如此。安世高译ḍa、支谶译dā、dhū、昙果译dhu、支谦译（v）ta、tu、竺律炎译ḍo为头（定侯），头可还原为da、do、du、ta、tu等。曼man可解释为汉语蛮、日耳曼语之man‘人’或宇文之文、日耳曼语国王名字后缀-蒙德mund。若将曼解释为日耳曼语之man‘人’，头曼就是头人之意。牟融译dā为大。头曼*Dāman可解释为大人（或大王），头曼*Taman、Tuman可解释为土人（或土王）。突厥语m、b相通，Tuman=Tuban，Tuban当即后来突厥语之吐鲁番Turpan。杜佑《通典》卷87注云：“头曼、冒顿即屠各种也。”支谦译（v）dha为屠（定模、澄鱼）、檀（定寒），支谶译dan、dhān为檀。各gè见铎，越南语各阁搁các；从各得声的洛落烙骆络珞在越南语中均读为lạc；王力《同源字典》阁搁kak、落lak；各的古音可拟作*krak。屠各可还原为*Dakak、*Dhakrak、*Dakrak等。屠各*Daka-k可解释为：“大家”加族名后缀-k。*Daka中的k音转为hw-（匣母）即是屠何。何hé匣歌、hè匣哿，屠何可还原为*Dahwa。*Dahwa可译为大夏。《管子》：“桓公败胡貉，破徒何。”尹知章注云：“屠何，东胡之先也。”屠何*Dahwa源自*Daca（大家），他们是中国境内的达赫（Dahae、Daans）人。“徒何”或可解作“徒韩”。田惠刚《中西人际称谓系统》称：“战国末期秦灭韩后，韩国国君的子孙散居于江淮一带，因当地人把‘韩’读作（何），故这些韩姓家族都改为姓何了。”（P334）韩hán匣寒，“何”与“韩”之间正是歌、寒对转。“徒韩”意即韩徒：韩国徒人。段duàn定换，越南语đoàn、đoạn；支谶译man、支谦（v）man、mā为漫（明换）；段可还原为*dan、*dar、*dā等。*dan、*dar出自单桓之单*tan、*tar、*tat，*dā实为大出自屠何之屠。段氏*Darsi/*dardi可比对为达尔德人（Dards，吐蕃称为Darta）。蒙古有两个达尔汗darkhan，表明蒙古也曾有Dar人。
《后汉书•祭彤传》记建武二十五年（49年）鲜卑“其异种满离、高句骊之属，遂骆驿款塞，上貂好马。”支谦译ma、maṇ、支谶译（v）pan为满（明缓、明恨），支谦译ri、lā、li、康僧会译re为离（来支、来寘、来霁）；满离可还原为*Mari。满离*mari源自蒲类*Bari。满离*mari可能又被称为*ma戎。“*ma戎”一名的雅化就是慕容。慕mù明暮，越南语mộ；慕可还原为*ma,慕容可还原为*Marum。慕容可能是鲜卑异种满离*mari。曹魏初年，慕容廆曾祖莫护跋率领部落向东南移动，到达沿海之滨的辽西郡。境初二年（238年），从司马懿讨辽东公孙渊有功，封率义王。始居僰城（或作棘城，三国时属昌黎郡，今辽宁义县西北）之地。支谦译maḥ（P.mak）为莫（明铎），安世高译bhad为跋（并末）。护hù匣暮，汉语叶护对译突厥语Yabgu。莫护跋可还原为*Makhubad、*Magabad、*Bagabad。莫护可视为莫贺（Baga即汉语之伯，又译为伯克），也可视为貊（*Mak）护或貊（*Mak-a）、Magi人。跋为鲜卑语之“后”，莫护跋可解释为莫贺（伯克）之后，也可解释为貊护之后或貊后。僰bá并德，支谶译pak为匐（并屋、并德）；僰可还原为*bak。僰*bak当是貊*Mak之音转，僰城是因莫护而得名的。《晋书》卷104《石勒载记》张宾等对师勒说：“鲜卑之种，段氏最为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锐卒皆在末柸所。”柸即杯（bēi帮灰，越南语bôi），柸可视为弥之音转；康僧会译mal为末（明末）；末柸可还原为*Malpoi、*Malpi、*Marpi等。末柸*Marpi意为*Mar弥或*Mar人。太康五年（284年），涉归（亦作弈洛韩）死。次年，慕容廆继位，灭夫余。慕容廆又作若洛廆、弈洛廆。支谶译jña、安世高译jñā、昙谛译ṇya为若（日马、日药），若洛可还原为*nyalak、*nyarak、*nyaluk等。若洛*nyarak可解释为*na王。弈yì喻昔，越南语dịch。支谶译yik为翼（喻职）。弈洛可还原为*yiklak、*yilak、*yikrak、*yirak、*yikluk、*yiluk等，弈洛*yirak可解释为夷勒（王）。慕容氏被发。《晋书•慕容皝载记》云：皝上书晋自称“臣被发殊俗”同卷又记“慕容翰……乃阳狂恣酒，被发歌呼”。吐谷浑为鲜卑慕容部慕容廆的庶长兄，“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涉归卒，廆嗣立，而二部马斗……”，吐谷浑即率部西迁阴山。吐谷浑可能因其母为土姓而得名的。土吐同音，吐即土也；谷为突厥语gur‘姓’之译音；浑khon即汉语之昆。吐谷浑*Thagurkhon、*Tugurkhon意为土姓之昆（君）。东晋建武（317年），吐谷浑卒，长子吐延嗣位。咸和四年（329年），吐延为昂城（四川西北阿坝）羌酋姜聪刺死，临终嘱其长子叶延速保白兰。吐延意为土人或土胤。
长子从原来的部落中分立的情形还见于秃发鲜卑。秃发鲜卑中的秃发若是汉语单词，那么从汉语的角度来讲秃发鲜卑应是一个秃发部落。历史记载中有生下来就是秃头的秃发部落，如希罗多德《历史》中的阿尔吉派欧伊（Argippaei）人和北狄“秃童种”。希罗多德称阿尔吉派欧伊人“这些人不分男女据说都是生下来便都是秃头的。他们是一个长着狮子鼻和巨大下颚的民族。”（卷四23）《晋书》卷97《匈奴传》云：“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秃童种……力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错杂。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秃童种”意即秃头儿童种，“秃童种”可比对为阿尔吉派欧伊（Argippaei）人。但秃发鲜卑中的“秃发”并非汉语单词，而是一个译音词。《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云：“匹孤卒，子寿阗立。初，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白鸟库吉认为“‘秃发’一词语源，即今蒙古语debel，为皮外套之意”（《东胡民族考》中译本，上编115-116页）。秃发鲜卑是从拓跋鲜卑中分出来的一支。《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魏书》卷九九《秃发乌孤传》及《太平御览》卷一二六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南凉录》云：“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既云秃发氏祖先“与后魏同出”，则其源当与建立北魏（后魏）的拓跋鲜卑同源。南凉最后一个君主秃发[亻辱]檀的少子秃发破羌在南凉亡后投北魏。《魏书•源贺传》说：“源贺，自暑河西王秃发[亻辱]檀之子也。[亻辱]檀为乞伏炽磐所灭，贺自乐都来奔。……世祖素闻其名，及见，器其机辩，赐爵西平侯，加龙骧将军。谓贺曰：‘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贺本名破羌……赐名贺焉。”据此，知秃发破羌投魏后，太武帝拓跋焘因秃发氏与拓跋氏同源，赐姓源氏，名贺。《新唐书》卷七五上《宰相世系表五》源氏条云：“源氏出自后魏圣武帝诘汾长子疋孤。七世孙秃发[亻辱]檀，据南凉，子贺降后魏，太武见之曰：‘与卿同源，可改为源氏。’”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卷十亦记：秃发氏“河西鲜卑也。与后魏同出，圣武帝诘汾长子疋孤，神元时率部众徙河西”。疋孤，即秃发乌孤八世祖匹孤，他既为拓跋鲜卑诘汾长子，故秃发氏原为拓跋鲜卑无疑。钱大昕云：“案秃发之先与元魏同出，‘秃发’即‘拓跋’之转，无二义也。古读轻唇音如重唇，故赫连‘佛佛’则为‘勃勃’。‘髮’从‘发’得声，与‘跋’音正相近。魏伯起尊魏而抑凉，故别而二之。晋史亦承其说。”《南凉录》称河西鲜卑“拓跋”为“秃发”，崔鸿启其端而魏收继承之，“秃发”原为“拓跋”之义遂晦而不明。《隋书•经籍志》有《托跋凉录》十卷记南凉事，可知南凉之主亦姓拓跋。诘汾死后，《序纪》记其子“始祖神元皇帝讳力微立”。关于力微，《序纪》记载了他出生的传说，云其为诘汾与“天女”所生，有神异，故得立为首领。而作为长子的匹孤却不能继立，仅分有部众，后即率所部从拓跋部中分出。这种情况，恰恰与东部鲜卑慕容部吐谷浑的迁徙相似。长子不能继承家业而要分出应是游牧民族家业由幼子继承、其他子都要分出自立的继承习俗的反映。
鲜卑实行土葬。1960年在呼伦池北面的札赉诺尔木图雅那河的东岸发掘了三十一座墓葬，这些墓葬的特点：多是木棺，有盖无底，由没有去掉树皮的木板制成；男女皆以马、牛、羊殉葬；随葬品有铜牌、铁矛、铁环首刀、铁镞和骨镞、骨质鸣镝、皮弓囊和木弓等。最为奇特者为妇女的发辫，虽不甚长，但有辫有结，与匈奴男子拖发而只有一结者不同。马长寿根据《宋书•索虏传》：“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槨，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而把这些墓葬初步判断为拓跋鲜卑匈奴化以前的墓葬。1963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呼伦池北面的陈巴尔虎旗完工清理了一处鲜卑墓葬，其时代约为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其中一座丛葬墓，下层埋一具仰身直肢的骨架，上层迭压二十五具不同性别、不同姿势的骨架。墓室用桦木板铺设，随葬品有马头、牛头、狗头，有陶器、工具、武器和装饰。在工具和武器中，有骨质、铜质和铁质的。这一丛葬墓的发现，说明在鲜卑族中还存在家族或氏族群葬的习俗，反映血缘关系的浓厚存在。
鲜卑人的髡头
关于鲜卑男子的发型，典籍中的记载似乎是矛盾的。《翰苑注》所引《汉名臣奏》应奉云鲜卑“今其人皆髡头、衣赭，手足库肿”。王沈《魏书》云鲜卑“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后汉书•鲜卑传》亦云“唯婚姻先髡头”以上诸书载明鲜卑髡头。慕容鲜卑被发。《晋书•慕容皝载记》云：皝上书晋自称“臣被发殊俗”同卷又记“慕容翰……乃阳狂恣酒，被发歌呼”。宇文氏翦发。《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云：“匈奴宇文莫槐，出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人皆翦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妇女被长襦及足而无裳焉。”《宋书•索虏传》：“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索头虏姓托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南朝史书称拓跋鲜卑为索头（亦作索头虏、索虏、头虏）《南齐书•魏虏传》：“索头猗卢遣子曰利孙将兵救琨于太原，猗卢入居代郡，亦称鲜卑，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南朝人因鲜卑“被发左衽”而称为“索头”，此“索头”的前提是“被发”。《资治通鉴》“魏文帝黄初二年论”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胡省三注：“索虏者，以北人辫发，谓之索头也。”将“索头”解释为“辫发”始于胡省三，不知有何理据。
鲜卑人留下的绘画、陶俑中见不到辫发者。孙机《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山西太原王郭村北齐武平元年（570年）娄睿墓壁画中的两武士嘴吹长号、左腰下悬挂长剑，披发（或披巾）至肩、头顶有一小山字形（第37页图一六第4）。娄睿墓出土的陶骑俑（《中国圣火》第100页），左腰下悬挂长剑，似乎绑腿，未见马镫，头戴边缘向上卷起（可能是动物皮毛）之（皮）帽，帽子后部有一圆凸用细绳打结；骑士头的后面未见头发，圆凸可能是头顶绾髻所致。1973年出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祖庙北魏墓的描金彩绘漆棺。孙机将漆棺的年代定在献文帝已死、冯太后开始推行汉化政策期间。理由是：一、棺画上的人物皆着鲜卑装。故漆棺的制作应早于孝文帝开始实施新服制的太和十年（486年）。二、漆棺盖上所绘络合成菱形的忍冬图案与太和八年（484年）司马金龙墓所出漆屏的边饰相近；而棺画中人物的服饰又与内蒙古赤峰市托克托县出土的太和八年鎏金铜释迦像座上之供养人的服饰相同。漆棺中的人物（第124页图二1、2）头戴鲜卑帽、披发至肩，第一种款式加上后面的头发似一大逗号，第二种为高圆柱形与萨珊侍臣所戴的帽子（第34页图一三3）相似；衣服为对襟交领，左襟盖在右襟上、腰间扎束腰带；着长裤和软靴，长裤的裤腿臃肿。第墓主（128页图三）着鲜卑装（对襟长袍过膝，腰中扎有束腰带）坐于榻上，右手举杯，左手持小扇（可能是勺子），头戴向后弯曲的高圆柱帽、头发或帽子所带披巾长至背部，着臃裤和软靴。右手持酒杯的手势和嚈哒人相同：皆以拇指与食指、中指、无名指相对捏住杯足，小指单独翘起。娄叡墓壁画（郑岩《中国表情文物所见古代中国人的风貌》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年1月 第94页、《云想衣裳中国服饰的考古文物研究》第102页）马鞍下方可见马镫，武士们左腰部悬挂长剑、手持长矛，头部前部可见到头发、头顶后面向向后凸起的当是发髻而非风帽。所谓的鲜卑帽可能就是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戴风帽陶俑（赵超《云想衣裳中国服饰的考古文物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年1月第99页）所戴的风帽（正中有一凹槽、所带巾帕垂至后背）。甘肃固原出土北魏陶俑（《云想衣裳》第98页）所穿大衣形式和现代大衣相同（只是未见纽扣和纽洞）。褶又叫左衽袍，是一种短身、细袖，前面大襟向左面掩起来的上衣。汉族在接受了褶以后，做了一些改动，把原本又细又窄的衣袖改成下部宽大的长袖子。这种短上衣特别便于劳作与征战穿用。山西太原王家峰北齐武平二年（571年）太尉、武安王徐显秀墓壁画的正壁有一幅保存完好的墓主夫妇画像（《中国表情文物所见古代中国人的风貌》第107页），男主人左手后边的四个人物也是在头顶后部绾髻并披发至后背。鲜卑男子似乎在头顶绾髻。
Sarmatae妇女盘发。1864年在顿河下游新切尔卡斯克的萨尔马泰女王墓中出土的金冠，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冠的上缘存有两簇枝柯扶疏的金树，所缀金叶均能摇动。冠正面的金树中间有沿着冠沿向着左侧前行的一只鹿和一只盘角羊。冠体横带上镶嵌有紫水晶、珍珠及以柘榴石雕琢的女王头像，女王左手边为一猫头鹰的正面像。女王的盘发似土耳其奥斯曼的白布缠头，发髻在头顶中间偏右，发髻上有束绳之类缠绕、发髻微微耸起偏向右上方。女王的衣服为交领。（《中国圣火》第93页图五萨尔马泰与大月氏的步摇冠）。库耳欧巴（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刻赤附近）萨尔马泰金牌饰的女兽主为圆领衣（《中国圣火》第95页图六4）。
唐代胡人俑似乎亦在头顶绾髻。葛承雍《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封面之侧坐骆驼上的胡人为络腮胡，胡须浓密，大鼻子鼓眼睛，脸颊嘟起，脑后头发清晰可见，头顶前额凸出的东西应是绾在前额的发髻。1985年陕西三原县唐墓出土彩绘胡人文吏俑（《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第17页）似乎戴了一顶向前弯了一坨的帽子（[巾菐]头）。1957年西安唐代鲜于庭晦墓出土骑骆驼胡人奏乐俑（第26页）中的胡人似乎将头发梳理成向前弯耸的形状。1956年西安西郊唐墓出土唐三彩骆驼载乐俑（第30页）向前弯耸的形状似乎是帽子造成的。胡俑头像（第33页）在头顶正中有束发带打的蝴蝶结、可能戴了包头帽、中间有一凹槽。西安东郊出土陶胡人头像（第71页）头顶一髻，中间有一凹槽。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骑马胡人俑（第136页）似乎是帽。敦煌158窟唐经变画（第174页）左上方两人在头顶绾一髻。2001年长安县出土彩绘胡人骑骆驼俑（第242页）似乎在头顶绾一髻。
西安发掘的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杨思勖墓中，出土了两件雕刻得十分生动的石武官俑（《云想衣裳》第113页）。他们头戴[巾菐]头，穿圆领宽袖长袍，束黑腰带。下身穿裤子与黑色筒靴，腰间佩带着全套武器。“1971年陕西乾陵章怀太子墓出土壁画”（《云想衣裳》第4页）左边第一人和敦煌莫高窟288窟（陈炳应卢冬《古代民族》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4年2月第94页图50）西魏贵族官员的装束相似。西魏贵族官员身形高大，面相长方，头戴笼冠，身穿对襟开领大袖长袍、蔽膝，颈加曲领，脚穿笏头履。后面的三个侍童个头矮小，着胡服（圆领桶裙衣、长袖窄口、衣过膝）、收口裤（裤腿显得臃肿）、软靴，头上并排扎有两髻。288窟西魏女供养人（《古代民族》图51），女主人在头顶前方绾了一个高髻，身穿大袖襦和间色长裙。女主人头上的高髻反映在艺术作品中就是螺旋纹高肉髻（《古代民族》图56北魏鎏金铜佛像）。285窟西魏的男女供养人（《古代民族》图52）则穿胡服，男子头戴卷沿毡帽（帽子很小、后高前低、两侧的帽沿向上直立），身穿裤褶（小袖窄衫、白布小口袴），腰系束带，垂挂[革占]鞢七事（打火石、刀子、磨刀石、解结锥、针筒、绳子等），脚穿乌靴。供养人的车马出行图（《古代民族》图53）的车子为牛拉高轮车，车后的侍从在头顶绾了一髻。敦煌莫高窟275窟北凉供养人画像（《古代民族》P80图43），男供养乐伎和供养人头系幅巾（小圆锥帽后有披巾），身穿交领窄袖束腰白褶裙、裙身过膝、腰束带，下穿长裤，脚穿乌靴。乐伎正吹长号、长号为象牙状，供养人双手合十供养。268窟北凉男供养人（《古代民族》图44）光头、高鼻、丹凤眼，着大袖阔摆、衣裾着地的长袍，双手拢于袖中作供养状。这是受中原文化影响比较深的河西匈奴人的服饰之一。敦煌莫高窟中北凉男供养人的光头形象可能仅仅是匈奴僧徒的发型。
匈奴的发式，按《淮南子•齐俗训》云：“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拖发，箕踞反言。”此为我国文献中唯一明言匈奴发式为拖发者。《汉书匈奴传》“赞”说匈奴被发左衽。《淮南子》之拖发当即《汉书》之披发。马长寿先生认为匈奴之拖发就是把头发拖在后边，于发端总之以结。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旁的“马踏匈奴”像，从匈奴的面部的正面看去，发好像是披的，但无法看出石像发端之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长安县沣水西岸的客省庄一古墓发现两个腰牌，其中的一个透雕着两个胡人在两匹马的中间作摔跤游戏，两人都是披发并在发端挽结。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生编著《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年3月出版），客省庄第140号墓为窄长土坑竖穴墓，长1.9米、宽0.6米，深距地表1.9米。墓向北偏东10度，墓主人头向北，仰身直肢。墓内的随葬器物有：长方形透雕铜饰2件，圆形透雕铜饰2件，金丝圈1个，铜环1个，铁刀1把和圆形带钮铁器1件。没有发现陶器。两件长方形透雕铜饰出土时压在墓主人的腰下两侧。透雕中间为作蒙古式摔跤的两人，里面一人为高鼻、外面一人的鼻子似乎往上翘，两人的裤脚被扎起来，脑后绾髻、绾髻垂在颈后。“这座墓葬的随葬品的风格与当地的其它时代的墓葬迥然不同。其中的透雕铜饰是属于鄂尔多斯式的青铜器，这种式样的铜饰在内蒙古自治区已经发现了不少。和长方形透雕铜饰完全相同的也曾见于著录（如Salmany所著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T.Loo图版ⅩⅪ），但都是盗卖品，出土地点不明。”“这座墓葬打破了客省庄的战国地层，其年代应该晚于战国居址。客省庄附近发现有上林苑的建筑遗迹，在宫殿建筑附近是不会允许穿造墓穴的，我们在客省庄没有发现过武帝以后的西汉墓葬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因此，我们认为这座墓葬的年代大致在战国末年到西汉武帝以前，也许有可能是更晚的，但以武帝以前的可能性为大。”有些考古学家认为第140号墓是一座匈奴古墓。这座墓葬在汉代长安城南的上林苑中（今沣西客省庄），死者可能是匈奴的使臣或使臣的随员，出土的大概都是匈奴的物品。南西伯利亚出土的“匈奴金带鐍”正中拉弓欲射的武士在脑后绾髻，旁边的弯角羊应是绵羊（《中国圣火》P32）。但С.И.鲁金科《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中华书局，2012年12月）所刊登的诺彦山匈奴墓葬人物形象中没有一个在脑后绾髻。在诺彦乌拉M6出土的镶边帏幔（挂毯）的最大一块残片（44×66厘米，图版六三）有一对骑着马的男女（很可能是夫妻），鲁金科称：“其中第一个和第二个骑手的侧面轮廓都能看到3/4（图版六二）。这两个人均为欧罗巴人种，其中的一个面部较长且窄、前额较宽、鼻梁较高。另一个的面部为椭圆形，颧骨不是太高。两个人所佩戴的头饰属同一种类型。这种头饰不仅能盖住头顶，还能把后脑勺也挡住。另外还能从后面看到其发髻。”（《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第123页）从该书提供的图版六二（第230页）和图版六三（第231页）来看，头发在这两个人的颈背上自然蓬松卷起，并未见到发髻。从图版六三上，看不出两人头上覆盖有头饰。从放大了的图版六二看，第一个人物的前额上有一个狭长的长方形，这个长方形的东西显然是束发带；从其头部的纹路来看，头部似乎包裹了一个很薄、很贴合的披巾，它和头发浑然一体、很难区分。第一个人高鼻，是一个印欧人男子。第二个人圆脸、下部嘟起，似唐朝仕女，其头顶有一圆盘，头发（或头饰）分开搭在两侧，这个人显然是个女性。这个女性是唐朝仕女的祖先。爱德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封面以及新疆博物馆藏唐代佚名《侍女图》（P275）、1972年出土于新疆阿斯塔那187号墓《弈棋仕女图》（P186）、辽宁博物馆藏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P18）、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的陶女俑（P29）、台北故宫博物馆藏佚名《宫乐图》（P83）、新疆博物馆藏佚名《舞乐图（之二）》（P148）、陕西唐李贤墓《观鸟扑蝉图》（P163）、日本热海美术馆藏佚名《树下美人图》（P169）、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周昉《内人双陆图》（P185）、美国纳尔逊•艾京斯艺术博物馆藏周昉《弹琴仕女图》（P188）、波士顿博物馆藏张萱《捣练图（局部）》（P252、260、261）、辽宁博物馆藏周昉《簪花仕女图》（P176、P254）、北京故宫博物馆藏周昉《挥扇仕女图》（P319），这些作品中的仕女面部轮廓和诺彦乌拉的这位妇女相同，这个妇女应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妇女。“骑手们身着无领的上衣。他们所穿的裤子很宽大，裤脚处扎得很紧。足蹬短靴，这种靴子没有腰，非常柔软。”（《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第123页）从图版六三上看，这对夫妻的上衣是V字领。鲁金科《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所提供的诺彦乌拉M25出土的人物肖像画（P228的图版六○、P229的图版六一）也看不到脑后绾髻。鲁金科称：“第一幅肖像画（图版六一）上描绘的是一个男性头像，目前保存下来的部分约为3/4。人像的鼻梁很直，只是末端有些扁平。人像的眼睛很有神，胡须经过修剪，很短。其面部较窄，颧骨也不突出，下颌向前伸，不高的前额上还有几绺头发。在黑紫色的织物底色上还有三种颜色：黑褐色、绿色和黄沙土色。从人种上来看，这个男性并没有蒙古利亚人种的典型特点，而是更接近于图兰（Turan）人。这种人主要生活在中亚地区，另外波斯地区也有分布。对这个头像经过考察后，特列维尔得出的结论是：这幅头像表现的是一个生活在中亚地区的民族的男性，而且这个民族还和中亚地区的希腊化文明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中就包括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P125）这幅肖像画大概就是林干《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8月)“匈奴墓葬简介”所称第25号墓葬出土的“匈奴人像刺绣画”：“匈奴人像刺绣画——内椁里有一块深棕色的毛织品，经化验后发现，那是一幅人像的刺绣画。画中人头发浓密、梳向后方，前额宽广，眼睛巨大，目光锐利，鼻梁颇矮，上唇有浓密的胡须（下唇没有）。道尔吉苏荣认为这是死者的肖像；又说这人的相貌和现时的蒙古人一样。这个人像的眼珠虽然是黑色，但瞳孔却用蓝线绣成。这就给主张‘匈奴人属突厥种’的学者提供了话柄。”（P403）林干没有提到“匈奴人像刺绣画”在脑后绾髻。图版六一的后脑部分缺损，是否在脑后绾髻不得而知；人物前额有一条由许多向下竖线构成的纹路，表现的当是束发带；头像的眼睛大而有神，蓄八字胡；鼻翼突出，鼻子似一个倒T；这个人物和图版六二的高鼻男子显然不是同一种族，他和现代蒙古人的差异也非常明显。“第二幅肖像画（图版六○）看上去画的是一个年青人。在绘画工艺上基本与第一幅相同。其面部保留了大约3/4，眼睛较大，鼻梁很直，甚至有些鹰钩状，颧骨也较为突出，耳朵表现得有些不太自然，没有胡须，前额上的头发被修整成带状，而且还在脑后形成结。这幅肖像画现在的颜色为黑褐色，原先很有可能是紫红色的。而肖像画所在的毛织物是用三种颜色的线织成的，即褐色、浅黄色和绿色。”（P125）图版六○中人物前额有一条细竖纹组成的带子，细竖纹和蓬松的头发明显有别，这个带子是束发带并非“前额上的头发被修整成带状”。束发带通过前额将顶部头发捆住，不让头发飘零，起束发作用。肖像人物鼻梁较高、中部有点隆起、显得有点弯曲，鼻翼明显；眼睛大而有神；面颊丰满。头发在后颈蓬松卷起，脑后根本就没有“结”。另外，《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图版六五“1.诺彦乌拉M6出土的帷幔镶边（绘有小战士和鹰的图案）”（P233）、图版六七“1.诺彦乌拉M6出土的帷幔镶边（绘有小战士和花的图案）”（P235）中的战士在脑后都没有绾髻。诺彦乌拉M25出土的肖像画和M6出土的骑马男子都头缠束发带，头发披到后颈，他们的发型可以称为短披发或披肩发。
短披发（或披肩发）需要剪去多余的头发，需要不时的剪发，它和剪发可以并行不悖。西域和越人都行剪发。越人剪发。《史记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断发文身，披草莱而邑焉。”同书《吴太伯世家》说：“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集解”引应劭说：“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西域诸国也行断发之俗。《晋书•西戎传》说焉耆国丈夫剪发，龟兹国男女皆剪发垂项；《魏书•西域传》说波斯国，其俗剪发，康国丈夫剪发，嚈哒国头皆剪发；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说吐火罗国男人剪发；《大唐西域记》说阿耆尼国断发无巾。徐中舒说：“匈奴虽也是夏后之后，但此民族对于发的处置则与越人不同……匈奴与越同为夏后，而一为被发，一为断发，这也是很可注意的。”其实剪发和披发并不矛盾。《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云：“其语与鲜卑颇异。人皆翦发”《北史》卷97《西域•悦般传》称“其先，北匈奴单于之部落也。”的悦般“俗剪发齐眉”。从匈奴宇文氏和匈奴悦般皆“剪发”可推知匈奴亦要“剪发”。匈奴男子正如龟兹国男女一样剪发垂项，而短发垂项正是短披发（披肩发）。诺彦乌拉出土的画中男子所留发型正是西域普遍流行的发型。
乌桓的发式是髡头。《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服虔云：“案《续汉书》曰：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以为号。俗随水草无常处。桓以为名，乌号为姓。父子男女悉髡头为轻便也。”，但“妇女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髡kūn苦昆切（溪母魂韵），也作髠、[镸几]①古剃发之刑，剃发。②剪去树枝。③旧时对僧徒的贱称。《周礼•秋官•掌戮》：“髠者使守積。”。作为一种刑罚，髡头大概就是光头。因为光头醒目，在古代作为一种标记非常适合。甚至现代监狱里的囚犯也会剃成光头穿上囚服。和尚、尼姑的头发要全部剃去，所谓的“削发为尼”是也。部分僧徒也效仿和尚、尼姑们剃成光头。唐《文粹》六三郑愚潭州大沩山同庆寺大圆禅师碑铭：“名言宗教，字号矛盾，故褐衣髡首，未必皆是。”褐衣指褐色袈裟，髡首指光头，这里的“褐衣髡首”应是指和尚。应奉称鲜卑、中国徒人皆是髡头衣赭。“褐衣髡首”正是“髡头衣赭”。在中国古代“剃发”之所以成为一种刑罚，一般的看法是古人异常看重头发，认为是受之于父母不能剪去。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周人象斯维比人一样将椎髻作为一个不同于其他部落的标志，作为他们内部自由人不同于奴隶的标志。正因为如此，剃去头发才会成为一种刑罚。在中国古代剃去头发正是奴隶、囚徒的标记。髡，从髟从兀；髟、兀都不表示髡的读音，髡是个会意字。髟的本义是发长貌，兀有“光秃”义；髟兀的意思就是长发光秃，没有长发。髡首（髡头）意即光首（光头），引申为剃去头发，又由光头（和尚头）转指和尚。历史记载、古代绘画雕塑中的胡人是短披发（即剪发、断发、披肩发），不是和尚头、光头，也不是两边留发、中间剃光（有中间光秃、两边留发的胡人形象；但这可能是自然秃发造成的）。髡与昆（kūn见魂、hún《集韵》匣魂）两字的现代读音相同。髡头即昆头：昆（混）人之头。由于“昆人”（即“浑人”、“胡人”）是剃发的，昆头（即髡头）是剃发造成的；由此“昆（髡）”有剃发之义并可引申出“剪去树枝”。祝中熹《青铜器》（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第82页图42西周短剑鞘罩，首都博物馆藏。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短剑主要形式，就是在白草坡型西周剑的基础上演变出来的。首都博物馆藏有一柄同型剑，1974年出土于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剑身也呈柳叶形，规格与白草坡西周剑相近。也有镂空的青铜鞘罩，罩内残迹显示原有皮革或木质衬片。镂饰与白草坡剑轮廓大致相同而内容有别。一是藤状植物盘绕交接处多有萼托花蕾而无蟠蛇，二是鞘口两侧所饰非犀牛而是两个相背的人。人首突显且着意刻画。人身略示跪形而与花萼相承联。人首卷发后披，高鼻深目。带萼托花蕾的植物藤纹样更具西方色彩。这种似“运动头”的短披发（披肩发）就是“髡头”。这种短披发是中世纪英国绅士的发型，也是我们周围带有艺术家气质的人喜欢蓄留的发型。英国法官所戴的假发也是这种发型。
披发既有长披发和短披发（即披肩发）的不同，又有在脑后是否绾髻之别。只有长披发才能在脑后绾髻。东汉画像石所绘“胡汉交战图”中的胡人头戴圆锥帽，帽子后面见不到头发，表明匈奴不是长披发。如果把诺彦乌拉M25出土的人物肖像画以及M6出土的帷幔镶边中的骑马者视为匈奴人，那么匈奴男子所留发型为头缠束发带的短披发（即披肩发）。辽宁西丰西岔沟古墓出土的“东胡铜带鐍”中头顶前部有些光秃的骑士应是乌桓人。客省庄第140号墓出土的长方形透雕铜饰中，脑后绾髻的两个摔跤者应是鲜卑人。林斡《匈奴墓葬简介》诺颜山第6号墓“东边通道的南端有一条用毛织品做的棕色裤子。两条裤腿各有一道横线，跟上述刺绣品（第四件）中骑白马的人所穿的裤子一样。裤长1.14米，裤腰周长1.16米，裤腿很瘦。道尔吉苏荣认为，裤子的样式跟现时蒙古人穿的一样，只是裤腿稍微瘦些。”（《匈奴史论文选集》P398）客省庄140号墓透雕铜饰（实为带扣舌之带扣——鲜卑）中两摔跤手的裤腿臃肿，符合应奉关于鲜卑“库（裤）肿”的描述。南西伯利亚出土的所谓“匈奴金带鐍”中在脑后绾髻的射猎者当是鲜卑而非匈奴。
鲜卑郭落带
《史记•匈奴传》注“索隐”引张晏云：“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张晏将“鲜卑”解释为“瑞兽名”。作为束腰带一部分的鲜卑，则被解释为带头或带钩。《楚辞•大招篇》“小腰秀颈，若鲜卑只”王逸注云：“鲜卑，衮带头也。”王逸将鲜卑注解为“衮带头”。班固《与窦将军笺》称之为“犀毗金头带”。据上海博物馆所藏“庚午”（当指东晋太和五年即公元371年）玉带扣上的“御府造白玉衮带鲜卑头”之铭文，则鲜卑应指带扣。《汉书•匈奴传》“犀毗”下颜师古注云：“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曰‘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此“鲜卑”指“胡带之钩”。“带头”和“带钩”仿佛存在矛盾。其实不然。“鲜卑”最初仅仅是起固定和装饰作用的金带头并没有括结作用。颜师古等将犀毗（鲜卑）注释为“胡带之钩”则是强调“鲜卑”后来的括结作用。
我国古代男子腰带上起初采用的金属括结具为带钩，随后就出现了带扣。带扣又称带卡、带铰、带鐍或扣绊，至今在日常生活中仍广泛使用，不过现代的金属带扣大都为后装活动扣舌的那一种。在古代，还有前装固定扣舌的，以及不装扣舌的。后者当中之既无扣舌且无穿孔者，实际上并不起括结作用；但由于它出现得早，是继起之各种类型的先驱，所以也可以归入广义的带扣之列。孙机《东周、汉、晋腰带用金银带扣》（《中国圣火》，1996年12月，辽宁教育出版社，P64-86）将腰带带扣分为三种类型：Ⅰ型，无扣舌；Ⅱ型，装固定扣舌；Ⅲ型，装活动扣舌。
无扣舌的Ⅰ型带扣又可分为二式。既无扣舌又无穿孔者为Ⅰ型1式，它出现的时间最早，为带扣的初型。在我国，此式带扣出现于春秋时。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凉城毛庆沟5号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北狄墓，在墓主腹前出土两枚左右对称的“铜牌饰”，原应装于腰带会合处两侧。饰牌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正面以阴线刻出简略的虎纹，其前部和后部各有二小孔，以便缝在腰带上。它们没有括结装置，只起装饰作用，却无疑是带扣的前身，属于广义的带扣之范畴。时代和它相近的哈萨克斯坦伊塞克（Issik）塞种王墓中，墓主腰带中部也装有左右对称的此式金带具，并依次向后排列。带具呈鹰喙鹿身、头生多枝长盘角的怪兽形；其形象与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战国匈奴墓出土的金饰片上所见者相同。而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金银器中，有12枚铸成头生多枝长盘角之虎状怪兽的金带具，原来也是装在一条腰带上的，和伊塞克塞种墓的金带具就更加相似了。此类腰带在塞种人以及迤西的斯基泰人那里都能见到。乌克兰切尔卡萨州Berestnyagi村之前5世纪的斯基泰古墓中所出青铜带具，以八枚为一副，腰前那两枚呈侧视的狮头形（师比之来源？犀牛形的叫犀比？），体积较大，显得更为突出；两边则装有较小的兽面形金饰。这些情况表明，北狄、匈奴以及塞种、斯基泰等族的带具之作风是相通的，他们的腰带之形制亦应互相接近。斯基泰人腰带上的青铜带具可能是由金盏演变而来。希罗多德称：“斯奇提亚人直到今天还在腰带上带着金盏。”（《历史》卷四10）希罗多德并未提到斯奇提亚人腰带上带有青铜或金制带具。斯基泰人之遍装“饰牌”的腰带，长度大致与腰围相等，两端在腰前会合对齐，各端再接续一段窄带，用此窄带打结扣系。至西汉时，Ⅰ型1式（无扣舌、无穿孔）带扣出土的数量虽不多，但分布得相当广泛，北起匈奴，南抵南越，均有它的踪迹。
腰带上佩带铜牌饰的习俗源自新疆扎滚鲁克古墓群佩带木腰牌的习俗。扎滚鲁克古墓群位于北纬38°07′16″、东经85°28′29″。墓葬区南北长1100米，东西宽750米。距古墓群5公里处为来利勒克遗址。距古墓群1公里处及来利勒克遗址附近为古代且末河河床。现在的且末河（车尔臣河）位于古墓群东10公里处，由南向北流。古墓群地表无任何植被，为沙质土址。墓葬形制主要以竖穴土坑墓、长方形棚架墓和单墓道长方形竖穴棚架墓为主。单人、双人及丛葬都有。表现出三期文化特征。第一期文化墓葬距今约3000年（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数量很少，属于先且末国时期的文化。二期文化的墓葬较多，是该墓的主体文化，年代为春秋-西汉，属于且末国文化时期。第三期文化墓葬为东汉至魏晋时期。第一期文化墓葬的形制为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有彩陶器、木器等。二期文化墓葬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方形竖穴土坑棚架墓、单墓道长方形竖穴土坑棚架墓，流行上肢仰身、下肢上屈的葬式以及多人合葬。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提到利比亚地区“除去纳撒摩涅司人之外，游牧民是用和希腊相同的办法来埋葬死者。因此他们注意使垂死的人在死去的时候坐着而不是仰卧着。”（Ⅳ，190）《魏书•高车传》其殡葬“掘地作坎，坐尸于中”“无异于生，而露坎不埋”。据13世纪游历过蒙古的天主教士伯郎嘉宾的记载，蒙古贵族死后将尸体端坐在帐篷正中。保持住姿被埋葬就是上肢仰身、下肢上屈之屈肢葬。三期文化墓葬以方形竖穴土坑棚架墓和洞室墓为特征，流行单人或二人合葬。普遍随葬实用器物、彩色绘面、蒙面、金箔和面糊封口、羊毛塞鼻等埋葬风俗以及生前流行手臂刺青、男女留辫、好戴帽、毛布包脚、蹬皮靴或毡靴、穿袍裙或皮衣皮裤、戴项链、佩木腰牌和发饰串珠等生活习俗。胡人佩戴金属腰牌的习俗当发轫于斯。古墓中出土的竖箜篌乐器是中国境内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实物。扎滚鲁克墓葬陈列室以1996年出土的24号墓葬为主，位于扎滚鲁克古墓群的南西区，为单墓道长方形棚架墓，墓室用盐碱水处理，硬度极大，墓室内的干尸干化程度很好，保存非常完整。墓向东北方，墓圹二层台式，墓道分两级台阶，墓室为长方形，底长5米、宽2.7米，通深3.4米。墓葬为家庭丛葬墓，共有男女、小孩14人，以仰身屈肢葬为主。随葬有石、陶、木、铜、铁、棉、毛服饰及殉牲等，年代距今约2600年（公元前600年）。90号墓葬出土的两具干尸。90号墓葬位于古墓群东区，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用盐碱水处理，硬度极大，墓葬保存非常完整，属夫妻合葬墓。男身高1.80米，女身高1.55米，男尸怀中随葬有一马鞭，女尸着红色套裙，两具干尸皆有羊皮靴，为仰身屈肢葬，随葬有陶、木、棉毛服饰，年代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年-前221年）。戴尔•布朗编著的《早期欧洲：凝固在巨石中的神秘》刊载了这一斯昆哈式尖顶帽：“这顶帽子和另外12顶公元前1000年左右，不同风格的帽子于1985年被维吾尔族考古学家多尔衮•康伯利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的车尔臣发现的。”这顶帽子即“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尖顶帽”（刘文锁著《尼雅静止的家园和时间》P87），它和大流士一世贝希斯敦摩崖石刻中塞人首领斯昆哈（Skunxa）所带尖顶帽如出一辙。斯昆哈（Skunxa）式尖顶帽表明塞人在公元前1000左右就已经生活在且末了。扎滚鲁克古墓群的主人很可能是古代塞（Sakā）人或古且末人。奇妙的是，维语称且末为Sarmadana；按维语，且末（Sarmadana）人当即Sarmatae人，他们在史前时期就有佩带木腰牌的习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山区的河井墓地，出土了公元前800年左右的青铜马具（《早期欧洲：凝固在巨石中的神秘》P187）。那里发现了许多马的墓葬，里面埋着马的全尸或马的一部分，暗示着马在当时是一种受到尊敬的动物。这些青铜马具和马墓可能是古代塞人留下的。
Ⅰ型2式，无扣舌、但其中一侧的牌板有穿孔。它是从Ⅰ型1式发展而来。阿鲁柴登发现的战国匈奴遗物中有此式金带扣，铸出浮雕式的四狼噬牛纹；带穿孔的那一枚在牛鼻上硬凿开一个洞，以致图案受到破坏。说明它初铸出时与Ⅰ型1式相同，并不开穿孔。又如同心倒墩子19号西汉匈奴墓出土的双马纹Ⅰ型2式鎏金铜带扣，所开穿孔也使马嘴部的图案受损。而在北京征集到的一副铜带扣，尽管纹饰与前者几乎全同，却无穿孔，仍保持Ⅰ型1式之原貌；也反映出Ⅰ型2式是在1式的基础上改进而成。Ⅰ型2式带扣多见于匈奴遗物，除了上面的例子，在伊盟西沟畔2号战国墓及同心倒墩子5号西汉墓中也曾发现。但内地亦出此式之精品。
Ⅰ型带扣即王逸所注：“鲜卑，衮带头也。”也就是班固《与窦将军笺》所称“犀毗金头带”之金头。金头装在腰带两头，既加固带端也起到颇显著的装饰作用。此时的鲜卑无扣舌，不能称作“带钩”。从最初的鲜卑（犀毗）的造型和功能来看，鲜卑和蒙古语serbe、立陶宛语sirpe无涉。Ⅰ型带扣之名鲜卑（犀毗）当出自族名鲜卑*Sarbi。当是鲜卑*Sarbi（即Sarmatae）人最初发明和使用Ⅰ型带扣的。
Ⅱ型带扣的共同特点是既有系结用的穿孔，又有固定的扣舌。在我国，此型带扣主要流行于匈奴、鲜卑等北方草原民族中，内蒙古、宁夏等地区屡屡出土。Ⅱ型带扣在南西伯利亚地区发现的也不少。Ⅱ型1式是单独使用的；Ⅱ型2式有单独使用的，也有成对使用的；Ⅱ型3式则以成对使用的居多。Ⅱ型1式的圆形带扣出现最早，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桃红巴拉1、2号墓中已经发现。它和Ⅰ型1式带扣的外形相去较远，出现的时间却相距很近，所以不会由那种带扣演变而来，其直接的借鉴应得自内地马具中之扣具。如春秋时的“方策”和“圆策”，都在环状扣具前端装有向外伸出的固定扣舌，秦始皇陵所出2号铜车的靳带上所设“方策”，将其括结方式反映得很清楚。这类圆策与Ⅱ型1式之圆形带扣的构造基本一致。由于采用了装扣舌的作法，其括结功能大为改进。将马用扣具上的固定括舌移植到腰带带扣上来，当为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创造。Ⅱ型带扣和春秋时的“方策”和“圆策”的相似表明这型带扣融入了中原因素。爱尔米塔契博物馆所藏南西伯利亚出土的不规则形怪兽噬马纹金带扣属于Ⅱ型3式，是著名的古代工艺品。时代约属战国。其上之后躯极度扭曲的马，既在斯基泰和塞种金饰上出现，也在宁夏固原三营红庄出土的战国匈奴金具带上见过。战国时尚未有“匈奴”一名，此时匈奴尚未到达南西伯利亚。南西伯利亚出土的金属带扣的作者不可能是匈奴人，其作者当是这一器物的发明者鲜卑*Sarbi（即Sarmatae人、Sabir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满洲里市扎赉诺尔与吉林榆树老河深两地之鲜卑墓所出Ⅱ型3式马蹄形带扣，它们皆为铜质鎏金并饰以鲜卑神马纹。两处墓葬的年代均相当于两汉之际，而比它们更早的准格尔旗西沟畔战国匈奴墓与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完工西汉鲜卑墓中所出马蹄形带扣都是单独使用的。西亚地区亦偶能见到此类标本，当是在我国Ⅱ型3式带扣的影响下产生的。“图七日•江上波夫藏安息带扣”（P73）为宽度接近长度的长方形，带扣前端为一长棒状穿孔，穿孔前缘正中为固定扣舌，带扣正中雕刻有一对头像（大概是一对夫妻）。“客省庄第140号墓的透雕铜饰”为长方形（宽度大约为长度的1/2），带扣前端为一短棒状穿孔，穿孔前缘正中为固定扣舌，带扣正中雕刻有一对正在作蒙古式摔跤的高鼻男子。由于高鼻男子在脑后绾髻且裤脚臃肿，客省庄第140号墓出土的鲜卑（犀毗）当为鲜卑人制作的，作蒙古式摔跤的高鼻男子则为鲜卑人。
Ⅲ型1式带扣出现于西汉时，以前尚未见过。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西汉墓、平壤贞柏洞37号乐浪墓、平壤石岩里9号乐浪墓、新疆焉耆博格达沁古城黑圪垯均有出土。根据焉耆所出之例，Ⅲ型1式金带扣可上溯到西汉晚期。
孙机《中国圣火》图一二“贯[王彘]佩剑的东胡人和匈奴人”（P32页）“1.东胡铜带鐍，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中的东胡为高鼻、短披发（类似于今运动头）、左边之人秃顶。曾庸《辽宁西丰西岔沟古墓群为乌桓文化遗迹论》一文判断此墓葬群相当于西汉时期，墓中出土了一批游牧民族的文化遗物。曾庸认为该墓葬属于东胡族。孙机的“东胡铜带鐍”当即东胡好服之的“鲜卑”。“2.匈奴金带鐍，南西伯利亚出土”中间射猎野猪的骑士在颈部绾髻，裤脚扎入筒靴中，骑士腰部佩有长剑；左上角的骑士所带帽子似钢盔。西伯利亚Siberia因Sabir人（即鲜卑*Sarbi）而得名，此所谓南西伯利亚之匈奴当应是Sabir人（即鲜卑*Sarbi、悦般*Surpan）。匈奴使用鄂尔多斯文化中的环首弯刀（砍刀），这种环首弯刀（砍刀）是现代马刀的前身。由于距离的原因，在马背上用剑来刺杀，效果并不明显。在马背上使用长剑，主要功能还是劈杀。对马背上作战而言，长剑和环首弯刀（砍刀）是作用相当的武器；因此，选择了使用环首弯刀（砍刀）就不会再携带长剑，同样的，选择了使用长剑，就不会再携带环首弯刀（砍刀）。南西伯利亚出土金带鐍上的佩剑骑士当不是匈奴而是鲜卑。该佩剑骑士采用[王彘]式佩剑法佩剑。源自中原的剑[王彘]和[王彘]式佩剑法随着鲜卑*Sarbi骑士的行踪，在欧亚大草原上广泛传播开来。剑[王彘]曾在南俄出土，黑海地区出土的萨尔马泰人的遗物中也多次发现剑[王彘]，包括中国制造的玉[王彘]。萨尔马泰人遗物中的中国制造的玉[王彘]表明萨尔马泰人和中国存在文化上的交流。
Sauromatae人和苏毗人
希罗多德认为，撒乌洛玛泰伊人的起源与阿马松有关。他在《历史》Ⅳ，110中讲述撒乌洛玛泰伊人的来历时，首次提到阿马松：“当希腊人对阿马松作战的时候，传说他们在铁尔莫东Thermodon取得了胜利之后，便把他们所生俘的阿马松尽可能多地载满了三只船出发了；但是到了海上的时候，阿马松们却向船上的水手进攻，并把他们杀死了。……她们只得任凭浪头和风的摆布，直到她们来到麦奥提斯湖岸上克列姆诺伊Cremni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在自由的斯奇提亚人的国境之内的。”克列姆诺伊Cremni之Crem从语音上就是克里米亚/克里木，这个麦奥提斯湖就是现在的亚速海（《历史》Ⅳ，86“此外，还有一个湖也是注入黑海的，这个湖比黑海也小不了很多，这个湖被称为麦奥提斯，又被称为‘黑海之母’”麦奥提斯湖无疑是指亚速海。）。铁尔莫东Thermodon即《亚历山大远征记》中的特利比宗，在这个地方色诺芬遇到了发西利斯人和科其亚人以及一些别的部族，发西利斯Phaselis/Phasians在《亚历山大远征图》中标注在地中海塞浦路斯岛对面的右上角（西北方）凹口中紧挨利夏Lycia。此外希罗多德还记载了阿马松在古代曾经入侵过希腊。阿马松的入侵发生在希罗多德之前的更早年代的。阿马松不仅侵入希腊，而且还曾突入阿提卡。雅典人在与铁该亚人争占另一翼的阵地历数自己的业绩时说道：“对于一度从铁尔莫东河方面突入阿提卡的阿马松们，我们过去曾取得巨大的胜利；而在特洛伊战役的艰苦日子里，我们也丝毫不落后于任何人。”（《历史》Ⅸ，27）似乎阿马松入侵阿提卡是在特洛伊战争之前。阿里安提到“雅典所有为阵亡将士们念颂词的人都还特别提到雅典人跟阿马宗人打仗的事”（《亚历山大远征记》七13）。阿马松曾经侵入阿提卡，导致雅典人和阿马松之间是战争无疑是历史事实，这说明阿马松确实是存在的。不过希罗多德并未说阿马松是女人国。希罗多德记载了斯奇提亚人对阿马松的称呼：“（斯奇提亚人称阿马松为欧约尔帕塔，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杀男人者的意思，因为在斯奇提亚里，οιορ欧约尔是男人的意思，πατα是杀死的意思）”（《历史》Ⅳ，110）。从希罗多德所有描述中能够推定的是：阿马松是女战士。仅此一点就足以让古代的人们诧异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