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和夏朝在前，商汤与商朝在后，这在每个历史爱好者眼里属基本常识。但出土的战国竹简却推证得出大禹与夏朝距今很可能只有3300余年，夏一度与商朝并存。
这里所说的战国竹简就是清华简，它是2008年7月清华校友在香港收购后捐赠给清华大学收藏的。经碳14测定证实，清华简是战国中晚期文物，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简的数量一共约有2500枚（包括少数残断简），在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为数较多。
清华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研究它们有助于了解中华文化的初期面貌和发展脉络。
“清华简”，经过整理之后，其中一篇叫《楚居》的文章或改写了楚国历史。
《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国祖先出自黄帝之孙颛顼高阳，之后传承为称、卷章、重黎与弟弟吴会、吴回生陆终、季连（上有兄长五人）、附沮、穴熊，之后衰败“弗能纪其世”，周文王时“季连之苗裔鬻（yù）熊子事文王”，鬻熊之子为熊丽。按照司马迁的叙事，黄帝距今4700余年，孙子颛顼距今不会低于4500年，季连距今也应该在4000年以上，之后一段时间内“弗能纪其世”，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后楚之苗裔鬻熊再出江湖，辅佐周文王灭商。
《帝系》是《楚世家》的史料来源之一，其中记载楚人先祖分别为颛顼、老童（卷章）、重黎与弟弟吴回、吴回子为陆终、季连（芈姓）、什祖氏、穴熊，九世至于西周中期熊渠（？―前877年）。
但清华简《楚居》记载，季连生于騩山，后来“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由四方，季连闻其有聘”，娶了盘庚孙女妣隹为妻，生下伯和远仲，他们后代穴熊又娶妣列为妻，生下侸叔和熊丽。
对比《楚世家》、《帝系》、《楚居》三个版本，可以得出以下二个结论：
首先，《帝系》与《楚居》比较接近，通过其世系推测，季连应该是商朝中后期之人，极有可能是商朝盘庚孙女婿。但《楚世家》中的季连，距今至少4000年以上，属于上古人物，远在商朝之前。分歧的关键在于季连之孙穴熊，司马迁认为穴熊之后数百上千年楚人“弗能纪其世”，但《帝系》《楚居》认为穴熊已是商末周初之人了。
其次，《楚居》记载穴熊之子叫熊丽，《帝系》记载穴熊到熊渠为九世，《楚世家》记载穴熊之后楚人衰败大约数百年，周文王时鬻熊之子为熊丽。不过，《楚世家》鬻熊到熊渠为九世，这一点与《帝系》穴熊到熊渠为九世一致。
对于《楚世家》与《帝系》的矛盾之处，清朝孔广森认为是“鬻熊即穴熊，声读之异，史误分之”。
如果穴熊即鬻熊，曾经“事文王”，而季连是盘庚孙女婿，那么这是否符合基本历史呢？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在《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一文中指出：
“具有神性的季连以妣隹为妇，而妣隹乃商王盘庚的孙女，与祖庚、祖甲同世，他们的儿子伯、远仲与廪辛、庚丁同世，那么穴熊即鬻熊乃和武乙同辈，可以活到文丁、帝乙（？—公元前1076年，纣王之父）之时，他事于周文王，如《世家》引楚武王所说为文王师，从时代来说，是正合适的。”
因此，以如今清华简《楚居》来看，孔广森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鬻熊就是穴熊，应该是司马迁把“穴熊”和“鬻熊”同一个人误分成为二人。当然，司马迁之所以搞错，应该是受到楚人误导，因为如果季连是盘庚孙女婿，那么怎么都无法将楚国世系与五帝时代连贯起来，由此楚国历史就有些短，来历也不够大。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鬻熊即穴熊，那么季连大约就生活在商朝中后期，而史载季连是黄帝八世孙，大禹是黄帝五世孙，这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大禹与季连所处时代差不多，大约都是商朝中期之人。由此也可见，黄帝距今时间可能也不超过4000年。
与此同时，在上世纪90年代，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出土了一批楚简，其中一篇叫《穷达以时》，上面记载：“咎繇衣胎盖，帽绖蒙巾，释板筑而佐天子，遇武丁也。”郭店简《唐虞之道》记载，“咎繇内用五刑，出弋兵革，罪泾□□□用威，夏用戈，正不服也。爱而正之，虞夏之治也。”
所谓“咎繇”，其实就是大禹时代的皋陶，相传架构了中国最早的司法制度体系（五刑、五教），强调“法治”与“德政”的结合，坚持公平公正，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大禹准备禅位于他，但却在帝禹之前先死了，未能继位，后来大禹禅位给了伯益。
以古史系统来看，皋陶距今4000余年，但《穷达以时》却认为皋陶见过商朝武丁（？－公元前1192年），属于商朝中后期人物，大约与季连同时代。如果皋陶是武丁时代之人，那么大禹就很可能与他一样了。但这种说法又过于颠覆认知，到底是真实历史，还是记载错误，或是穿凿附会？
关于这些战国楚简对大禹所处时代所造成的困惑，专家认为可以有两种解读：
首先，楚国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可能出于政治需求，楚人编造了祖先来源，将自身纳入华夏谱系中，将季连存在时间前推了数百上千年，导致让他与大禹处于大致一个时代。
当然，也可能是顺其自然的形成，顾颉刚先生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就指出：“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最终，形成了以黄帝为共祖的谱系。
其次，大禹与夏朝未必早于商朝，也可能与商朝共存过一段时间，乃至就是商朝中后期的人物。以黄帝为例，如今比较公认的观点是“周人的古史系统有三次建构，周人逐步将祖先的时代提前，最终以黄帝为祖”，也即黄帝的万族共祖身份是构建出来的，而不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周人将夏朝与大禹提到商朝之前也未必不可能。
但需要说明的是，判断大禹与夏朝不早于商朝，并非否定商朝之前没有王朝，因为二里头遗址已经证实商朝之前还有上古王朝，只是这个上古王朝未必是大禹创造，名称也未必叫“夏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