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僧诤对于藏传佛教史，尤其是吐蕃的禅宗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藏传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汉文传世史籍对此事了无反映，而11世纪以后的藏文史籍都对此事予以关注，但都是站在宗教信仰的立场上有选择地对辩论原委及结果等进行片面而零星的描述。敦煌写本的发现，才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得以拨云见日。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写本对争论结果的描述与藏文传世史籍的记载大相径庭。藏文文献无一例外地都声称印度僧人在辩论中大获全胜，摩诃衍师徒则一败涂地，他的著作全部被封存起来，不准流传。其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从敦煌汉文文献的记载看，摩诃衍尽管辩论失败，但仍然受到吐蕃统治者的敬重。他于796年返回敦煌后，受到当地吐蕃统治者的欢迎，是年被授予“吐蕃大德”的尊号。后来，他又往返于敦煌与其他吐蕃辖区弘扬其禅宗思想。可见，僧诤失败后的摩诃衍，并不像藏文史书中所记载的那样被驱除出吐蕃境内，实际上他及其他所传授的禅宗仍然受到吐蕃上层统治者的尊重和较高的礼遇，在吐蕃境内仍有着广深的群众基础。允许其在吐蕃边地传教只不过是当时的统治者迫于各方面的因素，所采取的一种缓解矛盾的方式。而事实也证明，摩诃衍在敦煌以及河陇地区长达10余年的言传身教，造就了一大批藏族禅宗弟子和信徒，形成并发展出一支藏族禅宗世系，其禅宗思想也渗透至吐蕃佛教之中，对后来的藏传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1〕
如宋人王钦臣撰《新修广仁禅院记》即载：

　　西羌之俗，自知佛教……其诵贝叶傍行之书，虽侏离鴂舌之不可辨，然其音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又有于秋冬间聚粮不出，趺坐庐室之中，曰“坐禅”。是其心岂无存诚而识理者？但世莫知之耳。〔24〕

　　该碑勒立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记载了重修岷州（甘肃岷县）广仁禅院的情况。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禅宗思想在藏人中尚具有相当的影响。至于摩诃衍禅法对敦煌禅修的影响，那就更为明显了，通过对敦煌史料的整理研究，不难看出这一问题。

　　虽然《顿悟大乘正理决并序》的记载仍给这次中印僧侣之间的争论结果留下了一些悬念，但由于它详细记述了这次事件的原委、辩论的内容、两派大师辩论时所引用佛教典籍而使其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从而使我们了解到前弘期吐蕃佛教的基本教义及其所推崇的主要经典。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文献使我们了解到禅宗在吐蕃的传播情况。虽然这次僧诤之后在吐蕃盛行的依然是印度佛教，但被深深打上了汉地禅宗的烙印。摩诃衍所培养的禅宗弟子，在积极学习汉地禅宗的同时将其与藏文化融合，促成了藏族禅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此外，敦煌写本中还包括多种古代文献，如法律文书、占卜类文书、苯教文书、伦理文书、文学作品以及汉文典籍藏译本等等，都是吐蕃史构建的珍贵资料。

　　总而言之，敦煌吐蕃文献数量众多，除了12000件左右的藏文写本外，还有相当多的汉文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内容丰富，对唐代吐蕃社会的社会历史、职官体系、经济状况、宗教信仰、法律制度及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所涉及，对构建唐代吐蕃历史提供了丰富而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弥足珍贵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Reconstructing
the Tibetan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based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by

　　ZHAO
Tianying & YANG Fux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