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汉语和阿拉伯语对外来词的借入,看中阿文化内涵

第二部分
外来词的概述与发展


外来词的概述

外来词是指从其他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语,又称外来语。吸收方法主要有音译法、意译法。严格意义上的外来词只包括借音成分的音译词。广义上则认为词语的音、形、义中,只要有一个借用了其他民族的语言,就属于外来词的范畴。这样,利用本民族语言本身的构词方式把别的语言中的词所代表的概念介绍过来的意译词也就包含在外来词的范围之内了。可见,由外来词来看民族的交往和文化的交融是再好不过的了。

汉语和阿拉伯语虽分属不同的语系,但两种语言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它们的产生都是适应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蕴涵着两大文明的文化底蕴,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吐故纳新。

外来词的借入是一种语言的包容性、适应性、再生性的最好体现。世界上各种文明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语言的接触,而语言的接触往往导致不同种类语言的流动。在现存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语言中,没有一种是原始的、纯粹的、最初形式的语言。因为没有交往、不吸收比自身更优秀的文化的族群,必然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从而造成族群的灭亡和语言的消失。所以,我们研究外来词,可以把它看成是文化发展长河中融入的具有新的活力的激流,是历史上民族交往的足迹。我们可以通过它探究各民族语言、文化、性格等方面的特征,了解、分析现今世界中文明的冲击和整合的情况。

 


汉语外来词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特点

汉字是中国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它的性质是语素文字,它把字形和语素意义直接或间接地结合起来,是一种意象性思维美学的体现。

汉语最早产生在殷商时代,从考古学得出的结论来看,当时最早使用这种语言的地区是安阳、洛阳一带。经历了几千年历史发展的汉语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它在记载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的同时,也不断的自我完善,精益求精,在新旧交替的逐渐变化中,形成了各具特点的一个个发展阶段

汉语的发展史大体可以分为上古时期、中古时期、近代和现代四大阶段。不同历史时期,来自不同民族的外来词也在这四个阶段中经历了最初的新鲜感、逐步被接受、最后融入汉语的过程。

(一)
上古时期(公元四世纪以前)

因为今之汉族——华夏文明的雏形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所以这一阶段的外来词范围很广,汉语在其最初的融合中吸收最多的是匈奴语和西域语(指当地所使用的语言的简称)。

匈奴是草原上崛起的早期北方民族之一。秦末汉初之际,冒顿单于第一次统一了蒙古草原,进入其鼎盛时期。西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对匈奴采取攻势,夺回了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汉元帝时,呼韩邪单于提出和亲,历史上便留下了“昭君出塞”的佳话。到了东汉,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同汉交好,逐渐内迁;北匈奴战败后,向西远迁。“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汉和匈奴几百年来的纷争使两个民族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对方,匈奴人的乐器和歌舞也慢慢传到了汉族地区。除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琵笆”是当年的匈奴语外,还有“笳”:《集韵》中说:“笳”,胡人卷芦叶吹之也。这种乐器在当时的诗歌中经常可以见到,《后汉书
蔡琰传

悲愤诗》云:“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再如“酪”这个字,最早为匈奴的饮料,是乳浆的意思。《史记

匈奴列传》中讲匈奴每次都会把掠夺来的汉人食物扔掉,以示不如自己的冻酪方便可口。

西域这个名词始见于《汉书·西域传》,是玉门关、阳关以西地方的统称。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后,西方诸族的首领遣使者携带礼物回访长安。汉朝和西域各国的交往由此展开,西域的植物、农产品、良马、地毯等传入内地,丰富了汉族的经济生活。这是西域地区语言传入的主要途径。如苜蓿一词,《史记·大宛传》中说:“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饶地。”据德国学者劳佛尔(B.Laufer)的考证,此词是古伊兰语buksukbuxsux的对音。唐朝诗人王翰《凉州词》中有名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但这么好的佳酿在汉之前可是享受不到的。葡萄同苜蓿一样原产于大宛。《通志略》卷二十四:“葡萄藤,生传自西域。∙∙∙∙∙张謇使西域,得其种而还,中国始有。”类似的还有石榴和核桃。狮子也是当时才被汉人所认识的动物,《汉书

西域传》:“乌戈地暑热,莽平,
∙∙∙∙∙∙而有桃拔、師子、犀牛。”
后来写作“狮子”。

(二)
中古时期(公元四世纪东晋时期——十二世纪南宋前半期)

其实上古社会的汉语词汇已经相当完备了。但社会在前进,朝代在改变,相应的词汇也就层出不穷。佛教用语的传入是这一时期外来词最显著的特点。自白马驮经后,诸如《四十二章经》、《金刚经》、《法华经》等经文相继被翻译成汉语,大量的梵语以音译的形式传入。北魏宣武帝亲讲佛书,南朝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到了隋唐,政治的需要、国君的信仰使得佛教盛极一时。佛教外来词中的音译词,如僧、禅、刹、菩萨、招提、比丘、袈裟、摩尼、般若等,成为了佛教中的专用语。还有一些则深入到汉语的血液里,现在我们已经感觉不到他们的异域风情了。举例如下:

现在:本为“见在”。佛家以前生为“过去”,今生为“见在”,来生为“未来”。唐朝诗人牛僧儒有诗云:“休论世上生沉事,且斗樽前现在身”。现代汉语中的“现在”已经转为“目前”的意思了。此外,“过去”、“未来”也本为佛家用语。

世界:从佛经而来,“世指时间,“界”指空间。《棱严经》卷四:“世为迁流,界为方位。”
而古人以前称我们现在所用的“世界”一词为“天下”。

结果:佛家以种树比喻人的行事。“结果”指人的归宿。《佛本行论》:“远因结远果,近因结近果,善因结善果,恶因结恶果,无量因结无量果。”现代汉语的意思为事物的最后结局。

庄严:上古时代,“庄”、“严”二字不连用。《阿弥陀佛》经中始见“功德庄严”的用法。《华严探玄记》中说当时的“庄严”有两个意思,“一是具德义,二是交饰义”。现代汉语中表示庄严和严肃。

刹那:梵语。意为一念之间,极短的时间。白居易《和梦游春》:“愁恨僧祗长,欢荣刹那间。”至今也为此义。

从上面可以看出,梵语的音译词汇大多数仍作为佛教的专用语保留至今,而意译词则很容易与汉语融为一体。这一吸收特点直到现代也没有改变。

(三)
近代(十三世纪至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前)

这个时期是外来词百花齐放的时候。历经了唐、宋、元几大朝代的民族大融合,外来词的语种多、数量庞大、成分复杂。特别是明万历年间后,西洋传教士的到来给外来词的家族中增添了新的元素,这一元素也成为以后外来词汇中的主体。

汉语中吸收的蒙古语是很少的。作为统治者的母语,老百姓了解的仅为个别词汇,所以没对汉语产生多大影响,究其原因是其文化不如汉文化先进。虽然在他们统治的时候,汉语中进入了一些音译的词汇,如元曲中,“哈喇”是蒙古语
“杀死”的音译词,但在他们的统治消失后,这种影响也就随即消亡了。硕果仅存的一般是生活用语,如胡同,来自蒙古语
[gudum]哈巴狗蒙古语[xaba]
。满洲人建立的清朝是离我们最近的王朝,现代的剧作中描写那一时代的作品也比较多,所以一些满语的译音说起来大家还都知道:“福晋”——亲王、郡王、世子的正室,“萨齐玛”——一种满族传统糕点,将面条弄成小段,油炸后用蜜糖等佐料粘在一起。

这一时期周边民族的语言也有传入,像契丹语、突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以阿语为例:“祖母绿”一词是阿拉伯语زمرد
[zumunrud]的译音,是一种名贵的宝石。《墅谈》中是这样形容的:“出回回地面,其色深绿,其价极贵,而大者尤罕得闻。”还有不少宗教词汇保持着阿语的读音,在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广泛使用:

分析汉语和阿拉伯语对外来词的借入,看中阿文化内涵 
  关于思想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