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大伙都不懂他的话，也不敢就走，住了一会，在院里出来一个剃头的，他预备要走，被那个外国人，用一支大木棒子把他打回去了。我们大伙，在那里看了这种情形，更是出进不得。又住了一会，出来一个老鬼子，手里拿一个门闩，见了人，便往腰上打；幸而我跑的快，躲在后面去，没有打上，我们大伙一齐都跑出来了。

后来，到了外面，我们大伙方明白洋人的意思：那个剃头的是有用的人，不让他走；而他偏要走，所以把他打回去。我们大伙，吃过了饭，早就该走了；因为我们不明白他的意思，仍然不走，所以才用门闩把我们赶出来。

我们离开那个地方以后，在外面还遇见很多的日本兵，小矮个子，大半都是些琉球人，走路的时候，处处要躲避他们。一直走到下午，也没遇见一座店，我们手里也没有钱，对于吃饭很成问题。后来，我又领着他们到一个招工的地方，每天每人给一吊钱的工钱，当天开工，先管一顿饭，晚上还有睡觉的地方，我一听，倒很好，我们正愁没地方住，跑了一天也没得饭吃，无论如何，先吃一吨饭再说。于是我们六个人，也没有告诉他真实姓名，就写了六个假名报上了。

在那里喝的是大米粥，吃的也还算不错。住的时候，就住在二层楼上边，楼底下都铺上木板，到了太阳将要落的时候，听到外边吵嚷之声，在这些很嘈杂的喧嚷里，我听到了这么一句：

“为什么当时说开现钱，到现在七天还不开！”

原来，这是为了工头吃小工而起的纷争，说当日开钱，只是骗人。第二天，我们六个人要走，那个工头对我们说：

“一定给你们现钱，如果不给的话，你可以不干！”

我晓得他们说话，都是骗局，不靠实，结果，到后来我们都走了。

那时候，听说法国人也点名雇小工，我们就跑去了。那里所干的活，是专门装卸火车，有军用品，苞米，大米，沙糖等。做工的人，老幼都要，老的站在一边，小孩站在一边，又选大个的人做重活，我的个也不小，就被挑在做重活的里面。当时我心里想：糟了！因为那时候我又没吃饱饭，又发疟疾，一包大米，一百六十斤，两个人架到肩膀上，一个人肩着，由轮船往火车上装，把火车装好时，再往平津运。我的力量小，背不动这么重的大米包，而且旁边还有一个法国人拿铁条监视着，弄不好就打人，这怎么办呢？

后来，我从轮船上勉勉强强的抗下来一包大米，到了火车旁边，就扔下了。慢慢又从火车底下爬过去，在那里隐藏着，偷了点懒。路旁里那包大米，法国人也没看出是谁扔的，他又抓一个苦力背上去。

我在火车底下蹲了半天，到了响午的时候，听汽笛响，工头招呼吃饭，我才从火车底下爬出来。

到了下午，又从船上往火车上搬糖，每包八十斤，不像上午那样分量重。这还勉强可以干，晚上太阳很高，就收工，给一吊津钱。

那时候，我有一个姓马的表兄在东沽住。我把一吊津钱，交我一个本家叔伯弟弟，带回家去，我就奔我表兄那里去了。

到了东沽，见了我们那位马表兄，他问明了我的来意，我也把前后的一切情形都告诉了他，他知道我是为逃难而来。本来我那位表兄，也是常出门做买卖的，我找他的意思，是想跟他到外边，找个谋生的路，我表兄也答应了。

我们走的时候，要坐船走，因为那时候乱，也没很大的船。后来看见来了一支大艇船，是早先做的，搁起来没用，两头尖，黑色，很宽大，拉起帆来，走的也很快，每人化五块钱，坐船到旅顺。

我表兄，给我找一个地方，是在大连湾，有一家大记公司，专管装卸火车材料，收多少件，画码，每月给三十圆薪水。比较起来，总算不错。这个公司里，是德国人当总办，广东人包出来的。

我在光绪二十六年（一九）秋天跟我表兄到大连，那时家中，还有妻女二人，所以在那里还回家去了两次。

第五章中年以后的处境

（一）进了宣讲堂

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日俄战争又起无疑的，大连也受炮火影响，而且受的很厉害！从此我又失了业。那时候想离开大连，没有正式来往的船，为了想省钱，就坐小船到烟台，找了几个作伴的到天桥场；由天桥场又坐船到营口。那时候，我有一个亲戚在营口住，我到营口时就住到他家里。平常没事，出外摆卦摊，原先我学的医卜星相没白学，到这时候有用了。每天问事的也很多，大半都是问命运如何，能不能找到一个吃饭的事；因为战争期间，人都失业，差不多都要这样问。经我给他们一拆算，都非常的灵，因此我的买卖不错，能够维持着当时的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