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隋以后，由于关陇军事贵族在权力中枢处于核心地位，迁入关中的江南士族和回归关中的侨姓士族，只有竞技科场方有望跻身仕途，这是他们谋求政治权利的主要途径。这也是自杜叔毗以后襄阳杜氏家族不再抱住《左氏春秋》不放，而是适时转向了文学的又一个原因。杜甫曾勉励其子宗武：“诗是吾家事”，“熟精《文选》理”，69可见此时襄阳杜氏的家学方向已相当明确。虽然鱼石、依艺以及审言，在隋唐之际仕宦多为令丞低品，社会地位较为低微，但皆有“文学俊异”之称。70易简九岁能属文，进士及第，博学有高名，颇善著述，有《御史台杂注》五卷、文集二十卷。71审言少即成名，亦进士及第，72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有文集十卷流传。73在唐初，文坛江左余风占据主流，文学形式仍推崇南朝，而身为侨姓后人的杜审言积极倡导六朝诗风，如明人胡应麟称：“唐人句律有全类六朝者”，惟杜审言“啼鸟惊残梦，飞花揽独愁”句；至于清人王夫之则称：“近体梁陈已有,至杜审言始叶于度。”74杜审言的诗风对杜甫也有深刻的影响，如清人施闰章《蠖斋诗话》所说：“杜审言排律皆双韵,《和李大夫嗣真四十韵》，沈雄老健，开阖排荡，壁垒与诸家不同。子美承之,遂尔旌旗整肃，开疆拓土,故是家法。”可见在梁陈以来“近体诗”发育过程中，杜审言是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物。这说明，在中古南北文化的交流与整合过程中，像杜审言这样亦南亦北的侨姓家族曾经起到了一种媒介的作用。

审言子杜并，少年即“日诵万言，尤精翰墨”，只因早卒，未能施展文学抱负。75

至于杜甫，少年时代即“出游翰墨场”，自信“扬雄、枚皋可企及也”。76有文集六十卷流行。77因杜甫在中古诗歌创作上的地位和成就文学史上已早有定论，故在此不再申论。

陈寅恪氏曾说：“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78可见家学与门风之间一般情况下是有密切关系的。襄阳杜氏的情况有所不同。正如经历了从“中华高族”跌落为侨寓“荒伧”的变故一样，这个家族的“门风”也无法以“优美”来论说。在杜叔毗至杜并四代人中，侠义之士辈出，如叔毗出使北周时，其兄锡及侄映、晰并为曹策等害。后曹策亦至长安，叔毗“志在复雠”，“遂白日手刃策于京城，断首刳腹，解其支体，然后面缚请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气，特命舍之”。79叔毗后为陈人所擒，亦辞色不挠，慷慨就义。杜鱼石女、王珪妻也以侠义闻名。80杜审言次女、杜甫姑母裴荣期夫人则有“义姑”之称。81至于杜审言子杜并，更是为人称道的刚烈少年——当其父审言为同僚周季童陷害下狱时，并“盐酱俱断，形积于毁，口无所言。因公府宴集，手刃季童于座”，并也当场为府署左右鞭挞而死。82至于杜甫，性情之中也有豪侠的一面，安史之乱间，宰相房绾兵败陈陶斜，甫上书为绾申说，虽近于迂阔，却也不失质直本色。83

侠行义举，是对儒家所崇尚的忠信孝悌信条的实践，因此襄阳杜氏的家风只是传统士族家风的一种变形而已。而这种家风的形成，最主要的，还与其特殊的家族历史有关。在公元四世纪至九世纪的大约500年间，襄阳杜氏家族一直处在不断的迁徙中，漂泊不定的生活，起伏跌宕的命运，或许影响及于家族成员的心理层面，以致形成了诸如豪爽侠义、狂放不羁等等心理和行为特征。

三、杜审言家族的婚姻

玄宗天宝三年，杜甫继祖母卢氏去世。祔葬偃师之际，杜甫代父杜闲作《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84其中列举了前来赴喪的“内宗外宗”约三十人。现据此墓志并结合有关史传材料，做出隋唐时期襄阳杜氏家族婚姻表如下：

按此表共统计15人（杜审言、杜闲前后两娶），时间断限在隋唐之际至安史之乱前之天宝三年，大略可以反映襄阳杜氏在隋初至唐天宝时期的婚姻状况。

综合上表，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没有与王室联姻；89第二，与山东士族通婚7例，占总数的46％；与关中士族（关陇贵族）通婚4例，占总数的26％；与一般中小官僚子弟或曰庶族通婚3例，占总数的20％。

此外，从襄阳杜氏姻亲的姓氏来看，主要有王、卢、魏，以及崔、薛、裴、贺、韦、杨、郑诸姓。其中与王氏通婚3例，与卢氏通婚3例，与魏氏通婚2例，与崔、薛、裴、贺、韦、杨、郑各1例。

如前所述，王氏中王僧辩（王珪祖父）一支，韦氏中韦叡一支以及河东裴氏家族，都曾有过南渡的历史，而这几个家族，一直与襄阳杜氏保持着婚姻关系，南北朝时期如此，隋唐时期亦如此。至于崔、卢、郑、王等山东著姓也与襄阳杜氏联姻。

总之，隋唐以后，随着迁居洛阳，襄阳杜氏建立了较为广泛的婚姻关系。从这个婚姻网络的辐射面来看，其社会联系并不封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唐初山东士族竞相炫耀门第、所谓“卖婚”现象较为普遍的情况下，崔、卢、郑、王等著姓都与襄阳杜氏联姻，这种情况既反映出襄阳杜氏家族文学声誉鹊起，在士族社会博得较高的声望以外，还反映出隋唐以后，山东士族与关中郡姓之间，甚至于士族与庶族之间，在婚姻关系上并非壁垒森严。90

四、杜审言一支的衰落

至唐中叶，士族阶层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一部分魏晋旧门无力保持其原有的政治地位，陷于贫困，如《新唐书·高俭传赞》所云：“至中叶，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而另一部分士族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从而保证了珪珇蝉联。例如清河崔氏家族，在宪宗至文宗两朝，崔邠与崔鄯、崔郾、崔郸等兄弟六人及邠子崔璀、崔璜等，“皆登进士第，历位台阁”，“仕宦皆至三品，邠、郾、郸三人，知贡举，掌铨衡。冠族闻望，为时名德”。91又如范阳卢氏，在德宗贞元至僖宗乾符初年的九十余年间，“登进士者一百十六人”。92这说明根基深厚的山东旧族崔、卢两姓，相对于一部分家道中衰、走向没落的士族而言，唐中叶后子孙后代不仅没有式微，反而跻身权力中枢，顺利完成了从门阀士族向新型官僚贵族的蜕变，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襄阳杜氏家族却属于“早衰”的类型。杜易简虽进士及第，但仕宦不达。杜审言亦举进士，93曾为洛阳丞、著作佐郎、膳部员外郎等职。但因涉嫌与张氏兄弟交往，在崔玄暐、张柬之发动兵变后，被放逐峰州。94至中宗广招天下文学，审言被召还为修文馆直学士，但旋即去世，享年六十余。95审言子闲，科第无名，终奉天令。闲生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虽“少贫不自振”，但性情旷放，怀抱高远，每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勉。96与父祖一样，杜甫同样无法摆脱功名的羁绊，只是未能进士及第，仕宦不继，因此生路更为坎坷。待杜甫成年后，家道中衰，所谓“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耀于明时”。97虽然杜氏家族在长安杜曲、洛阳偃师及巩县有微薄产业，98但也仅可免于躬自耕耘之苦。天宝中，杜甫由洛阳移居长安，处境日下，其《示从孙济》诗所云“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蹋，且复寻诸孙。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等句，99更像是遭遇“宗族”冷落后凄凉心境的表露。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避走三川，历尽艰辛，以至“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100后流落剑南，为西川节度使严武幕僚。大历中，杜甫出瞿唐，下江陵，至耒阳时，贫病而死。101

杜审言、杜甫家族的衰落，原因是复杂的。隋唐以后，是否获得科场功名与家族兴衰有直接关系。杜审言后，杜闲、杜甫两代均无缘进士，子孙也未能射取功名，遂无以致身通显，光复家业。102此外，东晋以来，襄阳杜氏作为侨姓士族，定居南朝近200年，但他们的根基仍无法与吴姓土著相比。回归北朝后，由于远离故土，多历年所，他们已无法与道地的、政治经济基础雄厚的北方郡姓相抗衡。加之悬隔日久，襄阳杜氏与北朝京兆杜氏本宗的关系相当疏远，因而缺少来自其它郡望宗亲的援助。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它家族，如隋初韦世康与韦鼎虽为同姓同僚，但二人因“宗族分派，南北孤绝，自生育以来，未尝访问”。后经隋文帝极力撮合，并“遣世康与鼎还杜陵，乐饮十余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太傅以下二十余世，作《韦氏谱》七卷”。103又如河东裴氏裴叔业、裴遂等房支，晋末宋初时属籍寿阳，由于南迁近百年，已经断绝了与河东原籍的联系，《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因称寿阳裴氏为“南来吴裴”，以示与河东裴氏的区别。104

永嘉之乱造成的士族宗族内部的“南北孤绝”现象，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在唐宋时期流行的杜氏宗谱中，杜甫一支多被遗漏，以至引起后世学者的疑惑，如北宋张礼《游城南记》说：“甫为预远裔，唐宰相世系多不载，不知何故。”105宋人马永卿也曾对当时流行的一种《杜氏家谱》未将“杜甫一派收入“五派之中”而大为慨叹：“岂以其仕宦不达而诸杜不通谱系乎？何家谱之见遗也！”106这或许也是杜甫一支入隋唐后缺少同宗援助、过早衰落的一个因素。

再有，从襄阳杜氏人物的个性特点来看，从杜叔毗到杜审言、杜甫，似乎都无法超脱精神自由与官场羁绊之间的矛盾，以致每每陷入困境，这也许就是这个家族所以诗人辈出而未能冠冕相继的一个原因吧。也正因为如此，杜甫一生一直生活在极度冲突的两个世界，即一方面在尘世中寻求诗意并诉诸于诗文，另一方面则终年挣扎于贫困潦倒之中。

余 论

——对襄阳杜氏家族历史命运的思考

襄阳杜氏是中古关中郡姓杜氏的一个特殊支系。它既不同于陈亡之后迅速衰落的吴姓士族，也不同于道地的山东、关中士族。它既是汉魏一流高门晚渡后遭受重大挫折的类型，又是在隋唐新的历史条件下由儒学世家向文学世家转化的类型。其宗族兴衰历程更为曲折，蕴涵了丰富的历史内容，因此有必要予以概括和总结。

首先，文化传统是士族门阀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大支柱。即便是汉魏旧族，一旦失去了文化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逐渐丧失社会声望，从而由一流高门降为次等士族。永嘉之乱后，杜坦、杜骥兄弟流徙播迁，子孙寄身戎旅，风流儒雅之门风渐渐改变，至杜幼文辈，虽一时风云际会，却未能立足长久，终至子孙夷灭。相比之下，乾光、叔毗家族是襄阳诸杜中经学传统硕果仅存的房支，江陵之变后叔毗又继续得到北周朝廷的重用。可见大凡根基深厚的士族家族，都是有文化传统作为支柱从而获得了自身的不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