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宁波帮在汉口的历史

应该说,在明末清初的商业重镇中,大汉口是很有吸引力的,这里是长江中下游的商业中心和商品转输之地,经商环境自由,商品贸易繁盛。粮食、棉花、棉布、丝绸、纸张、木材、食盐、茶叶、药材、瓷器、铁器、烟草、靛青等传统日用品涌进武汉,并通过武汉向四周扩散。宁波人向来头脑灵活,以善于行商而著称。汉口的商业浪潮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前来追商逐利。他们逆江而上,利用航运优势,运载茶叶、毛竹、长屏纸、绍兴酒、温州明矾、福建杉木、江西瓷器等货物沿江而行,然后又装载楚地土特产及棉花、牛骨、桃枣诸果、坑沙等货沿江东下,”贸迁于楚浙之间。

汉口开埠后,英、法、德、日等国商人相继来汉开设洋行,他们通过买办向武汉及邻近省份倾销机制棉布、日用百货、染料靛青、五金器具等洋货,占据了长江中游的大片市场,并不断向上游渗透,市民对于诸如玩具、铅笔、图书、利器、假珠宝、肥皂等洋货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为了与洋商争抢长江中上游的巨大市场,各地的一些洋货商号,也纷纷来汉设立分店。在中外大批商品的倾销下,汉口作为内地经销和转口进口商品的最大商埠的地位不断加强。

在这个过程中,宁波商人最初是充当了国内土特产与洋货贸易的中转角色。同时,宁波商人凭借自身敏锐的经营头脑和商业才能,在汉口开办作坊、商店和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为了加强同乡间的相互联系,为了进行商业情报的交流并开展同乡会的活动,宁波会馆就应运而生。宁波会馆的存在,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宁波籍在汉经商人数众多;其二,宁波籍人在汉口的经商活动颇有成绩。

在汉口的商帮中,宁波帮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商帮力量。在经商方面,宁波帮“其货无所不居”,在武汉百货、家俱、国药、服装、饮食、粮食、钟表、水产海味等传统贸易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领军地位。

在宁波帮经营的商号中,亨达利钟表、茂记皮鞋、达仁堂药店、宝华洗染店、祥康、怡和、首家服装店、五芳斋汤圆等,经过近百年的经营,成为武汉市至今仍有很高声誉的“老字号”和名牌产品。

宁波人在武汉经营钟表的很多,亨达利钟表行是其中的佼佼者。亨达利钟表行是宁波镇海人陈文生从德商礼和洋行手中买下的,几经搬迁,于1922年后迁至中山大道(现557号),更名“亨达利钟表店”。主要经欧美等国钟表,且以门市零售为主,同时为客户定制安装各种门楼大钟、维修钟表,以技术精细盛誉于市。最让武汉人记忆深刻的是,江汉关上的大钟就是亨达利钟表行安装的,并且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由亨达利公司进行大钟的保养。

新式皮鞋在武汉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时,宁波人宋炜臣就开始在武汉生产经营军装和皮鞋。他从上海聘请的皮件师傅李厚谟在辛亥革命后自设了“茂记皮革制品商店”,成为了武汉皮鞋业的开创者。1921年始兼营皮鞋、皮靴,并以做工精细,选料考究,造型新颖博得人们的信赖,茂记名牌逐渐形成,成为了武汉地区最知名的皮鞋店。原英国驻汉领事格林威,奉调印度加尔各答后,多次来信邮购茂记皮鞋;解放初期, 茂记皮鞋被指定为国际友人及驻汉外交使团的皮鞋供应专点。“茂记”皮鞋从此名扬中外。

今天的同仁堂中药店武汉分店是宁波帮国药业在武汉开办的名牌药铺,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该店由宁波慈溪人乐良才创办的“乐家老铺”发展而来,最初落脚在北京,1669年由乐家老铺改称同仁堂药店,药店既坐诊行医,也制作丸散膏丹出售。由于工艺精湛,疗效好,很快便名震京华。1920年,同仁堂第十一代传人乐达仁在汉口黄陂街创办达仁堂分店,店内高悬“京都达仁堂乐家老铺”字样,销售牛黄清心丸、小儿回春丹、狗皮膏药、大活络丸、虎骨酒、参桂鹿茸丸等成药。每日营业额都相当可观。1934年,又在汉口开设分店。汉口达仁堂药店在经营管理上坚持 “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祖训,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自律。达仁堂凭这种“以诚取信、以质取胜”的信条,在武汉赢得了市民的信任。

武汉洗染业的龙头是宝华洗染店,由浙江镇海人贺宝庆于1911年在法租界开设。最初的店面只有18平方米,为一小作坊。宝华洗染店加工精细,服务热情,加之位于法租界内,逐渐赢得外国人、官僚买办、华侨及中上层社会的客户。几经扩展,小店发展成为了机器洗染厂,专接丝绸、毛呢等高档服装洗、染、烫、缝纫和织补业务。贺氏也广交上层人士,曾与当时的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和汉口市警察局长任建鹏过往甚密。1931年汉口大水后,许多小洗染坊被迫关门,唯有宝华洗染厂很快恢复营业,并针对水灾损毁的衣物给顾客以赔偿。

20世纪初,一批夹着一把尺子和剪刀的宁波裁缝来到汉口,凭借自己高超的裁缝技艺,成为武汉西服业的开山之祖。这批裁缝带来了武汉服装技术的革命,也将宁波服装业所用的一种竹尺(宁波竹尺,又名华洋尺,后称老尺。现一市尺等于老竹尺一尺一寸)带进汉口,成为各中西服店普遍采用的一种裁缝工具。正是因为这批裁缝的高超技艺,宁波人在汉口开设的服装店也成为汉口一流的服装店铺。

最著名的当属祥康、怡和两家。这其中,于1909年在法租界玛领事街(今中山大道以北的车站路一段)开业的祥康西服店是武汉第一家西服店。祥康西服店的诞生是武汉服装业的一次革命,它结束了西服裁剪师多年沿街揽活的生涯,开始了坐店经营的历史,西服业作为服装业的重要分支从此在武汉确立。1931年创办的怡和服装店,是宁波人在武汉经营的男服为主,兼做女服的著名西服店。店铺原本开在武昌,1946年迁往汉口。40年代后期,老板邹佩庭曾被推选担任汉口西服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抗战时由南京迁至汉口的首家服装店则专门经营女子西服,刚迁至武汉时,称为姐妹服装店。1944年,易名首家服饰公司。该公司凭借其对服装独有的理解和对武汉服装市场的了解,将首家制衣定位于专制高级女式西服,这种独特的经营路线,使首家独享武汉女式西服的利润。尤其是抗战胜利后,首家成批缝制的海勃龙女式大衣一度风迷武汉。这三家服装店在汉口经久不衰,一直是武汉服装名店,1980年还被命名为特级商店。

和钟表、西服、皮鞋同时进入汉口的,还有西式家具。欧风东渐,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人的意识形态、生活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样式新颖、豪华气派、色彩艳丽的西式家具逐渐成为中国家庭摆设的主打家具。在木器业中,宁波人费荣卿创办的乾泰裕家具店生产的家具,兼采中西之长,把西式家具的结构合理、式样新颖、造型独特、注重涂饰等长处和中式家具的庄重自然、牢固耐用、讲究雕镶等优点相结合,形成乾泰裕家具独特风格,其双元线套装家具更为用户所称道。因此,乾泰裕家具在式样、结构、选料、做工、漆色等方面均为同业之冠。民初《汉口竹枝词》中就有捆写到:“旧式铺陈不在行,大家都要摆洋装。甬人贩卖西家具,讲究铜床与铁床。”从竹枝词中也可知宁波木器商人在武汉西式家具业中的影响及其地位。

宁波帮所经营的商号为什么能在商贾云集的汉口扎下根并发展壮大,纵览上述老字号及名牌产品,可知,宁波帮最重要的是讲究质量和服务。无论哪个行业,都讲究做工精细,选料考究,既不偷工,也不减料,都是通过质量与诚信赢得了顾客的支持与信任。这是宁波人经商成功的秘诀,也是这些名店至今能留存在武汉人记忆中的法宝。

武汉的百货业,旧称京广杂货业。经营广货者曰广货铺,经营京、津货者称京货店。宁波百货商经营洋货及上海产的鞋帽、服装纺织、日用化妆品、工业用品、橡胶制品等为主,间及少量广货,因而被称为广货店。虽然宁波百货商在武汉实力较雄厚,但规模小,经营品种少。宁波百货商真正大显身手而扬名武汉,则是在五口通商后,宁波对外开放,洋货如潮水般蜂拥而入,宁波当地有限的消费,难以容纳,当地有头脑的宁波商人将目光投向内陆市场,以专营经销商或代理商的身份,向全国各地尤其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推销洋货,扩大洋货的销路,实现其发家致富的梦想。19世纪40年代,宁波镇海商人方承志在长江中游的汉口从事洋布贸易,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宁波百货业大军,活跃汉上。他们以新颖的货品及独特的经营技巧,成为武汉百货业的中坚。

宁波帮商人以善经营、精管理闻名于武汉商界。武汉商界的各个领域都有宁波帮在活动。百货业中的很多领域,比如参燕业、海味业、糖业、裁缝业、丝绸业中,宁波帮的力量都很强大,有些领域甚至可以说是宁波帮的一统天下。

清道光年间,武汉的新街是百货荟萃之所,为繁华中心地段。这里的苏、宁、京、沪、川及外洋等地百货商品琳琅满目。广东、宁波等地的商品百货商品成为武汉市民生活的时尚用品。据1935年《汉口商业月刊》载:汉口的百货业有51家,分别由徽帮(下江帮)、本地帮(一曰汉帮)、北帮把持,三帮之间竞争激烈,界限严格,尤以徽帮居多。而此时的徽帮,其概念包含着徽州、江宁、苏州、宁波、绍兴等籍的商户。他们资金雄厚,大多集中在青龙街、戴家巷、帝主宫一带做批发生意。而徽帮中,宁波百货商是颇具实力的。抗战结束之后,在汉口经营百货业的浙江籍客商多达57家,其中仍以宁波百货商居多。这时的如聚成百货商店、鼎新百货商店、大昌商店、中国化学工业社股份有限公司汉口改造所等等,均是上世纪40年代武汉百货界之翘楚。

武汉宁波百货商在经营百货业时眼光长远,他们一般内靠本帮、本地区有实力的富商巨贾,外联上海,瞅准上海丰富的货源、雄厚的资金及先进的百货管理经验,除从上海大量进货外,还与上海实力雄厚的百货商进行联合,引入资金,借鸡生蛋,在管理上学习借鉴上海的百货业管理经验,改进或淘汰武汉百货业规模小、品种单一、落后的经营方式,使武汉百货业大跨度地向现代化迈进。

风行于20世纪30年代的爱国国货运动也与宁波籍商人有密切关系。

每一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导致了外国商品向中国市场的大量倾销。自《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生产的颜料、洋针、洋线、扣子、洋伞、洋铁、肥皂、香皂等日货开始在中国泛滥。加之美、英、法、德等国的丝袜、唇膏、香水、洋油、香烟、留声机等欧美洋货,武汉成了西方列强的消费市场,洋货的大量倾销,极大的阻碍或制约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一时间,有识之士发出了:“然中国最大危机殊不在有形之暴力征服,而在无形的经济侵略,惊呼经济的灭亡,为时无期矣!”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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