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君主同为黄帝之子孙、帝喾之裔胄——前者以日为名，步武帝喾高辛氏；后者以姬为姓，取法黄帝轩辕氏。《穆天子传》记叙穆王驾八骏之乘西行以寻根，伯夭为导，造父为御，“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
78——虽近小说家言却折射出周人对于华夏民族之根源念兹在兹的心态。书中屡屡言及“西膜之所谓，”不知是否苏美尔语之音译。周人拓殖西陲历有年所，早在太王避戎岐下之时就开始营筑城郭室屋并设五官各司其职79——这一华夏殖民城邦不仅于戎狄环伺之下奇迹般幸存下来，且由小邦蔚为大国，最终使“皇天上帝改厥元子。”80岐周时代已行嫡长继统之制——所以当长子太伯、次子仲雍知悉太王属意其弟季历之子姬昌，便出奔荆蛮文身断发以避季历。81殷周继统判然有别：殷人大多兄终弟及，氏族形态应是合居之大家族；周人往往立子立嫡，社会基础当为分居之小家庭。原本亲如一体之大家族在其内部分化为货力为己之小家庭后，嫡长继统而为大宗，支庶析产而为小宗——彼此之间始可与言亲亲之杀以别差等之宗法关系。关中地区迟至商鞅变法才开始形成以兄弟分居之小家庭为单元的社会形态——可见当日姬周宗法制度之先进。周人在定鼎中原之后依父系宗法之纲维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所封姬姓之国大抵皆岐周或宗周之克隆。周之封建与秦之变法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迫使上层贵族析产分居，而后者则强制下层民众析产分居——其意皆在增殖人口以培养国力。对于周室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诸侯之析产除了仪仗礼器之类的硬件外，还有建立新的殖民据点所需的整套政府班底以及相当数量的华夏族裔属民——由此造成的人力资源之流失或为西周中叶以后王权衰落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82——郁郁周文正是经由遍布四夷的华夏城邦风靡东亚，从而使昔之蛮夷戎狄逐渐开化而为“华人。”自炎黄争胜以至殷周对决可以看出华夏殖民者内部分化为不辨华夷以融于土著的一派以及恪守传统用夏变夷的一派——周人封建之成功标志着后者全面驾而上之。从《左传》、《国语》上看，彼时之贵族言辞简约老道，谈吐委婉含蓄，思虑深沉却无抽象之玄想，性情内敛似有表达之障碍。上流社会普遍注重衣冠礼仪，与希腊之裸裎为美恰异其趣——而文化艺术之色调亦不如后者明快柔和，似有阴森肃穆之气象。华夏民族向以讲究礼仪规矩著称——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太史秉笔直书而死，子路结缨正冠而亡。即使生死相搏之战事亦规范有如奥林匹克竞赛，长勺之战鲁庄公以犯规而获胜，而泓水之战宋襄公则因循规而落败。“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83——星罗棋布的华夏城邦在土著民族的包围之中犹如相互隔绝的海上孤岛，而以周礼为代表的三代礼乐文明则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其团结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诸夏共同体。各诸侯国对待蛮夷戎狄之政策迥然不同，像夹谷会盟齐鲁双方之表现即为炎黄异德作了最好的注脚。“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後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84齐鲁两国本为殖民东夷之华夏城邦，在起点上或许相去不远——而日后之发展却大相径庭，齐为泱泱大国而鲁则积弱凌夷，追源肇始皆由各自民族政策之差异使然。同样的道理，魏绛和戎成就晋之霸图，由余谋戎开启秦之帝业——到了东周时代以种族隔离为基础的殖民城邦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中渐趋消亡，而包容吸纳土著“野人”的超级大国开始脱颖而出，成为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霸主。至若南方之蜀楚吴越更是径以蛮夷戎狄自处，称王而不与中国之号谥。华夷融合加速了周礼之崩坏，而各国之地域色彩亦因之愈加凸显。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仿佛唐虞三苗对峙之再现，而齐吴角逐则像颛顼共工争帝之重演。经历周人数百年封建殖民，王室所宅之中原终以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四夷仰望的精神高地，诸侯会盟虽尔虞我诈必以尊王为倡。孟子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85——歆慕之情可谓溢于言表。而历史悠久的地域传统对于土著居民文化心理之影响同样无法轻忽——像越王勾践不惮艰辛迁都琅琊，起观台以望东海，86即有仰赖当地所祠之四时主号令东夷之用心。

及至“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
87的战国之世，世卿世禄之封建制度终随土著民族自我意识的苏醒土崩瓦解，而选贤与能之官僚制国家则在历史的阵痛中呱呱问世——此一进程与晚近欧洲历史自等级君主制以至绝对君主制的变迁如出一辙。在秦人、楚人、魏人、韩人、赵人、燕人、齐人这样融合地域籍贯与政治归属的新身份中泯灭了华夷之间壁垒森严的种族隔阂，而所有这些身份又随大一统国家之崛起进而混一为与罗马公民差可比拟之汉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88——孔子最为向往人与人融洽无间、超越了形形色色之隔阂的大同之境。他在晚年制作麟经，以文化认同而非种族出身区分夷夏——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89《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不得其位只能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90——《公羊传》预言必有后圣兴起，将《春秋》之义付诸施行。91自汉兴海内一统，“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92由遥不可及之理想变为有目共睹之现实——时人深信《春秋》为汉立法，而开创汉家天下的高祖刘邦正是传之所谓大圣。93拜经学文化华夷观之赐，蛮夷戎狄之裔胄在汉化之后逐渐混同于历史上的华夏民族——“中国”遂由中原一地扩张至广袤的帝国全境，而“四夷”则理所当然外移为匈奴南越一类的域外国族。“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94正是儒家经典所编织的共同的历史记忆抹灭了“汉人”内部各族裔千差万别之种族背景。当大一统国家终于在滚滚胡尘中轰然坍塌之后，作为其意识形态的经学开始萎缩为高门士族自矜身份的家学——而由共同的历史记忆所凝聚的汉民族亦随之分崩离析，渐次还原为其所自出之蛮夷戎狄。“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95
在胡运方盛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诸如此类之现象应当所在多有。历史仿佛一夜之间退回三代以上种族隔离之贵族社会——暌违多年之后，原初意义的“华夷之辨”又假齐整人伦、分明姓族之门阀制度卷土重来，蔚为一代之俗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