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夏而兴的殷人属于东夷化的华夏部族，与“九黎”差相仿佛——而其王族则源出帝喾高辛氏一脉。契佐禹治水有功，相土作乘马，冥勤其官而水死，王亥作服牛63——商之先公多是主后土以揆百事之得地道者。而自上甲微起历代先公先王皆以日干为庙号，颇有步武帝喾高辛氏之意。在先公时代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域已随洪水之消退开始适宜人居，随处无主之地使商族得以屡迁居处以择其善者——相土便不远千里徙于颛顼之墟商丘。相传“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64火正祝融原为炎帝之佐，颛顼督率“九黎”之后即由其子孙世袭，65至帝尧时高辛氏之子阏伯又继之而掌此职——其所司每关三苗九黎之务。相土俨然以火正传人自居，则其属民或为“九黎”之裔胄也未可知。《山海经·大荒东经》提到“东海之外大壑，少皞之国。少皞孺帝颛顼于此；”而《淮南子·原道训》亦言及“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由此而论“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66似非偶然，或以古华夏族依托东夷之大规模海外殖民为其背景。张光直先生曾有“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之假说，鉴于古代玛雅金属冶炼之原始，其说若能成立则两大文明之关联最有可能脱胎于青铜时代以前东夷之海外殖民运动——而“相土烈烈”特其尾声而已。玛雅人每当久旱不雨之时就用最为珍贵的人牲向其神灵献祭——远隔重洋的殷人也是如此。“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67成汤以为天旱无雨皆缘于人类之罪孽，作为天子愿以己身为牺牲代万民赎罪——其悲愿最终感动上帝降下时雨。故事的思想略类“基督的救赎”而情节则有似“以撒的燔祭。”然而三王比较五帝还是略输大宗教主之异秉——有殷一代得天之道者为三公，像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咸、巫贤、甘盘等辅政大臣才是格于皇天上帝的通天大巫，68代表着与王权并立之神权。太甲乱德，伊尹放之于桐宫；太甲悔过，伊尹又迎之以复位——由此树立了宗教神职系统的权威，所以孟子说“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69自从明于天道的蚩尤败于黄帝以来，神权之没落即为长期的历史趋势——而尊神重鬼之殷商似为其反动。殷人率民以事神，先罚而后赏，70和华夷不辨之黎苗一脉相承，而与恪守传统之夏周迥然有别。夏商周三代王者皆为华夏诸侯之共主，唯有商王兼具华夏共主与蛮夷之长双重身份。“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7[0]——殷人以为成汤对四夷的主权来自先祖帝喾之授命，帝喾都毫，汤从先王居亦都于毫，72而后世子孙不论迁徙何处皆以毫社为其国社。殷人不常厥邑：大致而言，居于齐鲁可以就近掌控东夷，而迁都中原则便于羁縻诸夏。随着权力中心在中原与齐鲁之间往复迁移，商王也在不动声色地调整其异常复杂的身份认同。帝乙、帝辛两代因肆力于东夷无暇西顾，遂使岐周得专征伐——小邦周借此机缘一跃而为西方诸侯之领袖。及至武王观兵孟津之时，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终于代商而执诸夏之牛耳；而大邑商则在征服东夷的过程中殚精毕力，由此痛失华夏共主之权柄——殷纣徒有亿兆夷人，73已俨然东方蛮夷之君长。“我生不有命在天，”74纣像是玩世不恭的宿命论者——他慢于鬼神，经常酒池肉林以为长夜之饮。5当此之际，曾经声威煊赫的神权已随信仰之衰微屈从于不可一世的王权。商周牧野之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本土文化之母权观念与华夏文化之父权观念的对决。“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76——在誓师演说中武王以华夏传统之大义谴责殷纣离经叛道，从而将近在眉睫的战事定位为恭行天之罚的圣战。“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
77——如此谓语后置句式可能受到楔形文字语法的影响。牧野之战本是华夏民族内部思想观念迥异的两大派系争夺领导权的战争，大量夷人的卷入使之愈显复杂，有别于传统意义上华夏各分支之内战或者华夏族与蛮夷戎狄之外战。参战的人数或可媲美战国时代后期规模空前的战役。其会如林的殷商之旅终因夷人之离心离德一触即溃，而纣也在绝望中自焚而死——三千年之父权社会由此一战定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