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大臣众生相

萧瑀对李世民的确可以说是帮了大忙的,主要是在太子之争中,萧瑀是倒向李世民一边的。虽然其他的人捆到一起也抵不过一个裴寂,但是多个友军总比多个敌人强,而且作为朝中重臣,萧瑀的话还是有其作用的。但萧瑀自始至终说了些什么,我们却查不出来,不知是有意抹杀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但无疑在李世民眼中,萧瑀是自己人。玄武门之变,李渊一时无计,裴寂也不应话,此时萧瑀和陈叔达一起出来说要李渊把权力下放给李世民。看起来这件事简单,但实际上效果却是很大的,如果当时没人出来这么说,说不定会闹成僵局。

萧瑀为人的确还是很正直的,只是太过分明,”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多少也和他出身高贵有关。李世民也曾经提醒过他要他改一改,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萧瑀至死都还是那个脾气。萧瑀列传中说”骨鲠儒术”,骨鲠二字,可谓十分传神。

陈叔达

如果说萧瑀在武德时期的争斗中帮了李世民的忙,那么陈叔达可以说是有恩于李世民了。

武德九年,李渊相信建成、元吉的谮言,要加罪于李世民。在这紧要关头,陈叔达劝住了李渊,说李世民”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意思不难懂,就是说李世民性情刚烈,如果加以挫抑的话,只怕忧愤过度会生出大病来(这是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说李世民会忧愤成疾而最后导致死亡),陛下即使后悔也是找不着后悔药了。可以说,这番谏言很有学问,他抓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李渊不是真的想致李世民于死地的心理,因此立时见效,比说些其他的话都有用的多,可谓一针见血。

想来,当时建成、元吉所告之事一定很严重,使李渊气到这个地步,但是究竟是什么事情,史书未记,也不便猜测了。只是当时离事变时间较近,又是在张亮事件和东宫毒酒事件之后,会不会与此有关呢?李渊当时”将罪世民”,从陈叔达的话中可以看出来,绝不是批评两句就能完事的,所谓”挫抑”,很可能是废掉其王位,最轻也是剥夺权力,散去府属。

奇怪的是怎么只有陈叔达一个人劝谏李渊,其他人呢?从玄武门之变时李渊身边有裴寂、萧瑀、封德彝、陈叔达、裴矩等人一起商量解决兄弟之争的事可以推想一下,在场的人中,至少还应该有个萧瑀站出来说话。但是没有。要么是因为李渊太过生气吓住了众人,要么就是在场的只有陈叔达。其实陈叔达虽然位居侍中,但与李渊关系似乎并非很密,武德时期关于他的记载比萧瑀等人少了很多,甚至还不如封德彝。道理上按说这么大一件事,实在不该少了裴寂等人。不过,那些人倾向性这时都比较明显了,所以李渊才会找陈叔达这么个相对”中立”的人商量。

现在一般都把陈叔达归到了秦王党中,而实际上除了武德九年这件事外,以前还真找不出有力证据说陈叔达倾向于李世民,他是连随军出征都没有过的。后来李世民答谢他时,陈叔达说是为了社稷,这话我觉得有一半倒是真的,陈叔达未必真是秦王一党,只是皇上突然间说要惩办当朝秦王,任谁也得吃一惊,我觉得即使是裴寂,也未必会真会赞成–想想吧,李渊气头上说要惩治李世民,然后裴寂大声叫好的情形会是什么样,消气之后李渊一定又得生气,生那个给他火上浇油的人的气。所以无论是谁,怎么都得劝两句。而后来陈叔达与萧瑀在尉迟敬德面前共同劝李渊,倒有些政治投资了。裴矩也是类似于此,他素来倾向性不明显,何以此时也摆出向着李世民的姿态呢?因为大势已定。还有,如果李渊此时强硬到底,敬德接下来的任务未必不是杀掉李渊,这样一来,在场众人谁都不保。

尽管如此,陈叔达对李世民还是比较倾向的,无论如何都比封德彝明确。正因为有这两件事,因此可以将陈叔达归到秦王党中。后来李世民当了皇帝,对陈叔达还是很感恩的,”贞观初,加授光禄大夫”,不过,”寻坐与萧瑀对御忿争免官”。对御忿争,的确有损朝廷脸面,但朝上打架的事也不少见,何以一下子就到免官这么严重的地步呢?看一看忿争的人,一个萧瑀,一个陈叔达,都是玄武门事发之后劝李渊让位的人。他们此时会不会是因为争功而吵起来呢?李世民一向不喜欢别人说破自己不想说出来的事(如杜正伦说破李世民要他监察李承乾之事,李世民得知大怒,然后把杜正伦贬为穀州刺史),这次陈萧二人居然当众吵起来,自然是十分不悦,因此惩罚的这么重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陈叔达情况比萧瑀好了很多,一是他本身性格脾气不至于那么便扭,还有一点,就是他比较知进退。后来陈叔达”散秩归第”,和萧瑀的一直为官比起来,陈叔达和李世民的关系毕竟还是不如萧瑀,也可以说明除了武德九年的一些事外,陈叔达的确是比较中立的,不像萧瑀一直都是比较倾向李世民的吧。

初唐大臣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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