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解开顾颉刚难题的门径

四、文本诠释是带着镣铐的舞蹈

在出土文献的刺激下,层累说当前又有新的变型:一是熊铁基先生的“汉代改造说”,一是夏含夷先生的“古代文献不断重写”。熊铁基先生称自己受古史辨“汉人伪造说”的启发,提出了“汉代改造说”,他认为今天的“传世文献”,主要是在汉代定型的,汉人对典籍的改造是全面的,“改造”典籍时会打上汉人时代与思想的烙印0

顾颉刚认为,《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和《左传》都是刘歆伪造的,他说:“其实所谓古学何尝是真的古学,只不过是王莽所需要之学,刘歆所认为应行提倡之学而已。”0钱穆认为刘歆伪造说是不能成立的,他说如果在刘向去世之前,刘歆遍伪诸经,刘向为何不知道呢?刘向去世时,距刘歆领校五经未过数月,刘歆没有作案时间。如果刘歆一人作伪,竹简太重,无法完成,如果众人作为,与刘歆同校五经的尹咸父子、苏竟等人,都是有名的经学家,为何无人检举?0钱穆对顾颉刚说,“从汉武到王莽,从董仲舒到刘歆,也只是一线的演进和生长”,并非如今文家所说,“有一番盛大的伪造和突异的改换”0,但顾颉刚没有采纳钱穆的意见。

先秦诸子学说,最初口耳相传,难免变形走样,书诸竹帛之后,也要随着文字、语言等因素发生时代变迁,这种自然成伪是渐进式的。顾颉刚认为,历史文本和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统治者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篡改历史文本,这是他对古书成书的卓识,但他没有认真考证,就轻信今文学家刘歆伪造群经的说法,把若干世代篇章的分合、文句的修改、词语的羼入,归咎于刘歆一人一时之手,把渐进式自然成伪说成突变式为政治目的造伪,不采信钱穆所说的对自己理论不利的证据,使层累说存在天生的理论缺陷。

战国时期,文本在传抄过程中,文字、简序往往会发生变化,郭店简《性自命出》下篇以14、15、16三章为首,而上博简《性情论》却把这三章放在篇末。和郭店简相比,上博简《性情论》有多处阙文,最明显的例子是
“喜斯陶……温之终也”一大段。战国时期,不同的传本并存,简本《五行》属于战国中期,而帛书《五行》成书不晚于汉初,郭店简《五行》以仁义礼智圣为序,马王堆帛书以仁智义礼圣为序,更明显的区别是帛书《五行》将“不聪不明,不圣不智”后置,造成了简本《五行》圣智线索的迷失,邢文先生认为这并非错简,而是子思后学有意改编0

那么汉代以后呢?上博简孔子语录和定州本《论语》不见也已矣连用的情况,而敦煌本《论语》证明唐朝写本里也已矣连用现象已比较流行0,可见从先秦到唐代,《论语》的语词在不断地被调整。《汉志》记载《曾子》十八篇,到隋代剩《曾子》十篇、《目》一卷,到宋代《目》一卷亡佚,只剩《曾子》十篇。明清时期,辑佚《曾子》的著作有陶宗仪《节录曾子》、宋鸣梧《曾子》、晁瑮《续曾子》、刘宗周《曾子章句》、钱谦益《曾子》、阮元《曾子注释》、邵懿辰《曾子大孝编注》、梅文鼎《曾子天圆篇注》等,其篇卷、内容不尽相同。不仅《论语》、《曾子》这样,翻检历代的《艺文志》、《经籍志》,先秦古书的篇卷分合、内容增删是经常发生的现象,我们认为,熊铁基先生指出古籍在汉代经历了大规模的改编是正确的,但从先秦到明清时期,甚至现代人为古书加句读,都会造成对古书的不同理解。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书将来一定还要发生变化,熊先生把古书的改编局限在汉代,这和顾颉刚先生把若干世代的自然成伪归于刘歆有何区别?

美国夏含夷先生说在中国古代,文本还没有固定下来的情况下,抄写者对经文会有自己的解释,他按照自己的家法来抄写,就可以影响经文的面貌,提出“古代文献不断重写”的说法0借用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举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如果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古书都是古代真实的文本,那就等于听说竹笋很好吃,回家就把席子煮来吃一样。我们同意夏先生先秦典籍不断被后人整理的说法,但“席子”和“竹笋”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这里要追问的是,能用这些穿着现代服装的古代典籍,来研究先秦的思想面貌吗?

能不能反映先秦诸子的思想,关键在于传世文献被后世改编的程度。出土文献有明确的成书下限,而且没有被改动过,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对照,就可知道传世文献被改编的程度。我们将清华简《尚书》和古文《尚书》的篇题及内容比较,如果差别很大,那么古文《尚书》就是伪书。《曾子事父母》和上博简《内礼》相比,只是“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兄”三句被删除了,其他基本相同,可知后世对《曾子》十篇改编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把《曾子》十篇被删去的内容重新添加,语句歧异的地方重新加以考订,曾子思想的全貌虽不可得,但借助《曾子》十篇和《内礼》,至少可以重现曾子思想的部分真相。

夏含夷先生“文献不断变动”的理论来自他对郭店简《缁衣》的研究,他认为今本《缁衣》在整理的时候,郭店简、上博简《缁衣》都已亡佚,整理者只能根据自己对上下文的理解来安排竹简的次序,在一定程度上,今本《缁衣》和郭店简《缁衣》不是同一篇经典,所以要对先秦文献保留一种怀疑的态度0。按照夏先生的说法,今本《缁衣》已经散乱,又没有其它顺序可以参考,整理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对《缁衣》重新编连,实在是当时迫不得已的选择,虽然不同的次序反映编连者不同的理解,但这和篡改作伪的性质截然不同。

夏含夷先生说:“刘向开始编写中国古代文献的时候,在国家图书馆里找到的资料,有的很多重复,有的是矛盾的。无论是刘向还是刘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做法:重复的就扔掉,有的他们认为是矛盾的,有的说法是A,有的说法是B,有时他们认为AB都不对,自己再确定一个C。”刘向校书,参加的任宏、尹咸等人,他们学识渊博,不同特长的人校勘不同的书籍,用人得当。《尚书·欧阳经·叙录》说:“臣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召诰》脱简二。”刘向之所以知道《酒诰》、《召诰》有脱简,是因为他以中古文《尚书》作依据,他“确定一个C”时,虽然是主观判断,但是有版本依据,并非任意发挥。

夏含夷先生说,上博简《诗论》李零、范毓周、李学勤等学者都有各自编连的次序,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这二十九枚简,没有任何两枚简的编连,是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现代人整理的《诗论》与先秦的的原本恐怕有相当大的差别0夏先生认为上博简《诗论》各个版本的编连都不一样,彼此之间差距很大,这是一个事实,但从另一方面讲,不管谁编连,都是二十九支简,都改变不了《诗论》的客观内容。当今学者编连《诗论》,都是力图恢复《诗论》的原貌,在主观上并没有作伪的故意。

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0柯林伍德说历史研究的并非是一个死了的过去,而是一个活在现在的过去0。历史学家在编纂历史记录时,无不注入自己的史学思想,而历史学家的思想,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因此历史不断地被改写。夏含夷先生说在中国古代,文本还没有固定下来的情况下,抄写者对经文会有自己的解释,他按照自己的家法来抄写,就可以影响经文的面貌,不难看出,在夏先生文献不断改写说的背后,明显烙有西方史学思想的印迹。文本或经典的诠释,就像带着镣铐的舞蹈,诠释的舞步是由自己决定的,诠释的形式也因人而异,诠释者的思想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但不能忽视文本内容——镣铐,对后来诠释者的制约。

实际上,任何诠释都是历史文本视域和改编者视域的合一,在这种视域融合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是以回归历史真实和文本本义为目的的“我注六经”,一种是回应现实矛盾和需要的“六经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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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抄写者按照自己的家法来抄写,今天学者对出土竹简重新编连,明显都属于前者。我们认为,夏先生指出文本不断变化的事实是正确的,但他片面夸大了改编者的能动性,忽视了家法、文本内容等传统因素对改编者视域的客观制约,容易造成任何解读都是误读的错误倾向。《吕氏春秋·察今》:“故察己则可以知人,故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任何人的史学研究都难免带有自己的主观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遮掩我们对历史本体的感知,但今天和过去紧密相连,古人和今人都是人,在主观方面有其相通之处,而这些会加深我们对历史本质的认识,这正是历史不同于自然科学的魅力所在。

近代以来,古代黄金世界的光环陨落于地,经典被平移到学术研究的平台,在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型中,顾颉刚先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任何史料不盲目相信,都要严格审查,是受顾颉刚疑古风气影响,而夏商周世系为信史,古书整体可信,则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功勋。严格审查史料,多重证据并举,避免绝对主观和绝对客观的偏颇,是今后史学研究的康庄大道,从这种意义上说,顾颉刚结束了一个时代,而王国维则开辟了一个时代。

注:本文发表于《学术探索》2009年第6期。

0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0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2340-2341页。

0张京华:《顾颉刚难题》,《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2期。

0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二册),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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