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解开顾颉刚难题的门径

顾颉刚先生认为禅让说起源于墨家0,其失误之处在于以孟子、荀子对禅让的态度代表了战国时代整个儒家的态度,并且认为儒家著作中完全肯定禅让的内容,都只能出自荀子之后受墨家影响的儒家之手0。上博简《子羔》说:“尧见舜之德贤,故让之。”上博简《容成氏》:“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后。郭店简《唐虞之道》:“唐虞之道,禅而不传。”这些竹书都在荀子之前成书,甚至早于孟子,可见不仅墨家主张禅让,儒家也鼓吹禅让,禅让说是战国早期普遍的社会思潮,并非某家专有0。战国时期,学派间相互攻讦,墨家、儒家都认可尧舜禹禅让,可见禅让当有一定事实依据,并非墨家凭空杜撰。

顾颉刚等主张《易经》是周王室的一位太卜或筮人所作0,郭沫若认为,《易经》为馯臂子弓所作0,陈梦家在《〈周易〉哲学时代及其性质》中指出,《易经》是殷亡后的遗民所写的0。宋祚胤认为《周易》是为周厉王时写的0。他们研究的实质就是否认文王与周易的关系。曹定云以安阳小屯南地出土卜甲中的五组数字即“易卦”为基础立论,肯定“文王演周易”确有其事0。扶风齐家村和房山镇江营出土的西周卜骨上,都有筮数出现,特别是长安西仁村陶窑遗址出土的陶拍子上,有《师》、《比》、《小畜》、《履》四个卦名,与《易经》的卦序相同,证明西周时期,《易经》卦序已经定型0清华简《保训》为文王临终前的遗训,“中”是《保训》的核心概念,与《易经》尚中思想契合,明显拉近了文王与《易经》的距离0,文王和《易经》的关系不能轻易否定。

二、顾颉刚难题质疑下的古书证真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大量简帛文献出土,多可与传世文献互证,大大增加了古书的可信性,李学勤先生主张走出疑古时代,对古书辨伪中的冤假错案要予以平反0,而裘锡圭、林沄等先生认为,出土的简帛佚籍往往和传世文献差异颇多,古书辨伪的成绩应当肯定,顾颉刚对历史资料审查的方法应当坚持,不必走出疑古0。先秦诸子之书大多经过后世大规模的整理,这些文献的原貌已不得而知,简帛文献是未经改动的文本,为研究当时思想变迁提供了可信的原始参照,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仅部分相同,歧异很多,能否以这“一部分之真”证明全部古书皆真?张心澂《伪书通考》:“凡一书之全部分或一部分为伪造及发生伪造之疑问者,均列入;凡书本非伪,因误认撰人及时代,照所误认之撰人及时代论,即成伪书者,故亦列入。”0《伪书通考》以一部分为伪则全书皆伪,致使1300多部古书打入伪书行列。以“一部分之真”证明全部古书皆真,是否会犯和张心澂一样的逻辑错误?我们如何站在现代学术的立场上,证明古书的真实可信,以回应“顾颉刚难题”的质疑?

古史辩派质疑的先秦古书很多,限于文章篇幅,我们以《曾子》十篇为例,谈一下我们的看法。自宋代始,学者开始怀疑《曾子》十篇晚出0,如何证明它的真实可信呢?上博简《内礼》首段“君子之立孝,爱是用,礼是贵。……与弟言,言承兄。反此也。”与《曾子立孝》篇作“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礼之贵也……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内容基本相同。上博简《内礼》“亡私乐,亡私忧,父母所乐乐之,父母所忧忧之”,《曾子事父母》作“孝子无私乐,父母所忧忧之,父母所乐乐之”,内容一致,仅少“无私忧”一句。上博简《内礼》出土于战国楚地,《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和它在内容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证明《曾子》十篇确有较早的来源。

《曾子立事》是《曾子》十篇的篇题之一,“立事”一词始见于甲骨文。《尚书·立政》:“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孔颖达注:“我王其与立政为大臣也,其与立事为小臣也。”王引之《经义述闻》:“立政,谓建立长官也,立事,谓建立群职也。”0立事作为铭文辞例,战国时期,齐国、赵国多见。国差
、公孙造壶、陈喜壶、子禾子釜、陈纯釜、陈璋壶、公孙潮子钟、相邦春平侯铍等。
战国古玺有立事岁再立事岁三立事岁等印文0。《说文》:事,职也。立事”由西周时期的一种官职引申为“莅国执政、莅事任职”0,而《曾子立事》主要讲执亲孝敬之道,《曾子立事》篇名和内容是否有矛盾呢?

《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认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种做法影响到政治上去,就是参与政事。《曾子立事》说:“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从政者矣。赐与其宫室,亦犹庆赏于国也;忿怒其臣妾,亦犹用刑罚于万民也;是故为善必自内始也。”曾子师承孔子教诲,认为事父如同事君,差遣子女如同差遣臣下,治理家族,如同治理国家,父母的孝子,自然是国君官吏的合格人选0。修身齐家,然后才能治理国家,与诸侯士大夫“立事”不同,曾子赋予“立事”以新的理论内涵。

我们以上博简《内礼》、战国铭文“立事”与《曾子》十篇比较,证明了《曾子》十篇部分内容为真,顾颉刚说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我们如何证明《曾子》十篇其它部分呢?我们对《曾子》十篇的引用情况作了统计:《中庸》引用《曾子》两次,一见于《曾子立事》,一见于《曾子本孝》,《缁衣》引用《曾子》三次,《孟子》引用曾子语九次,其中两处与《曾子》十篇同,均见于《曾子大孝》,《荀子》引用曾子语较多,有九处内容和《曾子》十篇相同或近似,分别见于《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天圆》,《吕氏春秋》引用曾子语六处,其中四处见于《曾子大孝》篇。《淮南子》两引《曾子》十篇,一见于《曾子大孝》一见于《曾子天圆》。总起来说,这些引文除个别词语差异外,内容均与《曾子》十篇相同。《孟子》、《荀子》、《淮南子》等先秦两汉典籍,疑古学派亦认为它们不伪,《曾子》十篇每篇都有段落被它们征引过。

不管怎么说,我们只能用出土文献印证《曾子》十篇部分为真,并不能印证它的全部内容,我们凭什么以“部分之真”,就认为《曾子》十篇全部皆真呢?李学勤先生说,史料不是只用真假来判断,而是有可信性高低的问题,我们能证明一个古代文献中有一点为真,那么各点的可信性就会增加,如果我们证明三点为真,就比那一点为真的可信性又大大地增加0。我们虽然不能用考古资料,印证《曾子》十篇所有内容,实际操作中也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从简帛、青铜器铭文和古籍征引《曾子》三个不同的视角,反复印证,可知《曾子》十篇确为先秦典籍,虽然其中难免掺杂了后儒的思想,但总体上仍能反映曾子及其后学的思想面貌。

顾颉刚说:“今人恒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以此本书别点纵未得证明,亦可由此一点而推知其为事实,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顾颉刚认为二重证据法是只注重出土材料与传世古书互证,不注重传世古书之间的互证,这是对二重证据法存在误读。《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说相土之事,既见于卜辞,又见于《诗经》、《左传》、《荀子》,王亥见于卜辞,又见于《山海经》、《楚辞》、《竹书纪年》《管子》、《吕氏春秋》,王国维将卜辞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传世文献之间的互证。我们认为,应把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的互证及传世文献之间的互证结合起来,用出土材料和真实可信的古书与未经证明的古书比照,从方法论上讲,这是解开“顾颉刚难题”的关键。

三、对层累说的再认识

受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截断众流”的影响,顾颉刚先生怀疑尧舜禹的存在,我们举出陶寺遗址,证明原史时期尧的遗迹尚存。顾先生怀疑古书晚出,我们将古书和出土材料对照,对古书的渊源进行考究,但这只是古史、古书的“立”,并没有从“破”的角度,对顾颉刚的层累说进行深入分析。

顾颉刚先生说:“《封神榜》背谬史实之处占百分之九十九,然其中商王纣、微子、比干、周文、武等人物与其结果亦皆与史相合。”用大盂鼎、逨盘、师克盨铭文可以证明文王存在,但顾先生也不反对文王存在,《封神榜》中的文王原型和我们所说的一样,我们凭什么肯定二重证据法,而否定层累说呢?我们所说的文王和《封神榜》中的原型一样,《封神榜》的谬误在于夸大或歪曲了历史事实。顾颉刚层累说最初的素地,和我们没有区别,但顾颉刚和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历史是层累形成的,“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战国时代的人物形象是后人根据当时形势放大出来的。例如,顾颉刚说:“推原所以有文王为纣臣之说的缘故,实由于春秋后期以至战国初期的时局的引导。……故主不振作,该得由大臣来‘易位’。汤和文武灭了故主,无损其为圣王。”0顾颉刚认为,商末周初,文王和商纣之间并无君臣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时局的引导,有篡夺野心的卿相编造出了文王为商纣之臣。

古书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时间下限是不好确定的,但出土材料有明确的时间下限,为我们比较不同时间段人物的历史形象提供了绝好的材料。上博简《容成氏》:“文王闻之,曰:‘唯()君亡道,臣敢弗事乎?唯()父亡道,子敢弗事乎?孰天子而可反?’受()闻之,乃出文王于夏台之下而问焉:‘九邦者其可来乎?’文王曰:‘可’。”《容成氏》为战国中期偏晚,明确肯定文王为商纣之臣。甲编》436
:“令周侯,今夕亡祸。”商人称“周侯”,商王对周人的吉凶非常关心。周原甲骨H11:84:“贞:王其
,侑大甲,
周方伯。”《花东》H3330
左甲桥辞:“周入四。”从“周侯”
、“令周”、册命周方伯和周人进贡卜甲四片来看,周人已接受商王室的封爵,臣服于商,可见文王为商纣之臣,是历史事实,并不是因战国时代的社会环境而编造出来的,从西周到战国,文王的形象,也没有经历从“不是纣之臣”到“是纣之臣”的人为放大。
公盨记载禹是受天命治水,齐侯镈钟也说禹奉天命治水,从西周中期到春秋,禹受天命治水的形象并没有改变。在一段时间内,传说的中心人物有的被放大,有的相对稳定,顾颉刚只抓住放大的史例,而忽视了对相对稳定形象的探究。

古史是怎样形成的?“层累说”认为古史是不断拉长、逐层添加起来的。层累说的失误之处在于只强调添加,而忽视史学剥蚀。陈家大山楚墓帛画龙凤人物图、子弹库楚墓《御龙图》、马王堆书《二三子》、《春秋事语》等,它们都在流传过程中消失了,走出了历史的视野。葛兆光先生注意到历史记录中既有增加的史实,又有一些风俗、知识、思想和观念,如“物官”、“太平道”、“涂炭斋”等,被历史学家人为“减去”了0

实际上,顾颉刚先生已经注意到历史记载阙失的情况,他在《虬江市隐杂记》中说:“贾谊《过秦论》中所举六国之士,如徐尚、杜赫、齐明、召滑、翟景、带佗等谋臣良将,当时必有故事流传,徒以史迁不为表章,遂致泯灭,惜哉!”0顾颉刚先生层累说的积极意义在于,将历史人物的失传、史料的剥蚀和史家编史的主观意愿结合起来,认识到主观因素会影响到历史信息的增减,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顾颉刚先生说:“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0顾颉刚认为,历史记录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史家的主观选择,史料会有增减变化,人们的主观诠释会将历史事实过滤或着色。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历史记录的层累与剥蚀,是史学发展中常见的现象,既有主观的意愿,又有客观的原因,有非人力所及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郭店简《性自命出》、马王堆帛书《二三子》没有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这很明显就不是班固的主观意愿,不能因强调主观的作用,就忽视历史信息自然衰减的客观因素。

顾颉刚先生说:“最高的原理原是藏在上帝的柜子里,永不会公布给人类瞧的”。0层累说发展到极致,认为历史本体是不能感知的,因此顾颉刚主张搁置本体,研究历史传说的前后变化,着重处理“传说或故事版本的翻新变易,而非故事或传说本身所著录、附着或反映的原始事实”0。由于时间的不可逆,往昔的历史世界已不可能完全复原,任何历史记录在编写的时候,总会烙有编写者的思想印迹,为何二重证据法能揭示客观历史的本真呢?各自独立来源的材料指向同一个事物0,它们是出于不同的独立观察而形成的史料,彼此并无辗转抄袭的关系,如果彼此吻合,则其所反映的事实可信度较高0

历史包含两层涵义,一是客观历史本身,即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及过程,二是史学,指与历史事实相关的记录与解释。史学既有客观真实的影像,又有主观能动的选择,貌似客观的历史记录,其实潜藏着主观的着色和过滤。西方科学主义追求历史像几何学那样的精确,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的本体不可感知,其实客观事实与主观诠释是史学一枚硬币的两面,例如孔子,借助二重证据法,春秋末期孔子的形象大体上是可以弄清楚的,这是客观事实,同样,汉唐对孔子形象的放大也是存在的,后世思想的变迁会影响到我们对历史真实的理解、估价,这是层累说应当肯定的一面。今天的史学研究中有把王国维和顾颉刚刻意对立起来的倾向,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二重证据法现已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0,但学者囿于二重证据法与层累说冲突的成见,却很少想到二者互补的一面。我们认为,二重证据法和层累说应当结合起来,用二重证据法探讨古史真相,用层累说积极的一面,研究传说演变,那么,我们古史研究又会是一番新的景象。

顾颉刚先生认为,客观史料被主观编写,用带有后世思想烙印史料,无法感知前世的历史真实,但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先生又承认“历史事实”独立于“经验”之外,是真实存在过的。顾颉刚认识论和本体论存在着矛盾,但和西方完全否认历史本体存在的后现代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其史学思想摇摆在经验主义和唯物史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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