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像的字形还能在东汉的碑刻中见到很多。最着名的如桓帝延熹八年（165）的《华山庙碑》、灵帝建宁二年（169）的《史晨碑》、中平二年（185）的（曹全碑）、又三年（186）的（张迁碑）等等，其他不再一一例举了。
同时在西汉的碑刻中也还有一些面积大都方正或个别字带长形，又仅有极短的波势的字体，其有代表性的所见如︰西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的《鲁孝王刻石》、东汉安帝元初四年（117）的《祀三公山碑》、顺帝永和二年（137）的《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灵帝建宁三年（170）的《郙阁颂》摩崖石刻、以至明帝永平九年（66）字形不大规则的《开通褎斜道》摩崖石刻等等。以上那些基本上已消灭篆体而形式稍有小异的「正体字」，一直流行于两汉、三国间，而且几乎独占了石刻碑志中的位置。近年在江苏省南京市出土了东晋谢鲲的墓志，还能见到用的仍是这样的字体。这种字体应当说都是隶，因为其形式自秦到汉，虽有些变化，但并不太大。从字形的面积上讲︰先带长方，后变方扁，有些地方还交叉互用着。长波、短波，也同样是交叉互用不分前后的。因此决不能说它是一种字体彻底变为另一种字体的新旧二体，而是一种字体在前前后后中间的个别量变罢了。
草书概述
古（章）草书到魏、晋之间（应在行书出现之后），又在逐渐起些变化，其意向与发端（群众中来的）是要摆脱隶体，便于书写，到书家手中——也就是规范化了的变体，则有过渡到后来变成今草的过渡形式，「草蒿」书的出现，其流行的时间，是极为短暂的。按羊
欣《采》文中一条云︰「河东（今山西省）卫觊字伯儒，魏尚书僕射，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觊子瓘，字伯玉，为晋太保，采张芝法，以觊法参之，更为草蒿，草蒿是相闻书（尺犊）也。」「觊法」究竟是如何的一种样式，已不可知，瓘书则《淳化阁帖》卷二中传抚有「顿首州民」一帖（米芾、黄伯思均未评为伪帖），其书体大略同于古（章）草而减去了波势——也就是减去了隶笔了。其他还见有由吴入晋的陆机书的《平復帖》墨迹（机为「吴士」，当然可能东南书体中另有一个系统，不敢说他定受卫瓘的影响），又楼兰出土的许多魏晋木简中的草体字也大都相近，从蜕变的情形来看，这是时代的自然趋势，不是由一二人的意志来决定的了。
张怀瓘《书断》草书序论中，又引到王愔之说云︰「蒿书者若草（古）非草，草、行之际。」我认为这倒是王说中比较合理的一条，但张氏却反而不贊同它。这种已经变样了的新草形式，又受到了一些稍早出现的（见后说）行书的影响，于是有了一二字到数字以上
的连笔和接近于八分、正书的结构的一种更新的「今」草出现以至确立，其时间则在东晋中期了。其规范化、美化的代表书家，根据六朝文献和传世字迹（主要是唐代的勾填和宋代传抚善本）中我们所知道的则是王羲之、王洽等人。这里我们再来温习一下王僧虔《论书》中语︰「亡曾祖领军洽与右军书云︰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右军云︰弟书遂不减吾。」可以说︰「俱变古形」除了变去「钟真以外」，就是把古（章）草书完全改去，确立新体的（今）草书了。又如《书断》行书序论中又引着一段晋人语道︰「献之常向父曰︰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不若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王羲之早期也曾写着古（章）草字，所见如「豹奴帖」传模本即是，到后来才变为新的今草书。献之所说的「蒿」，应即「草蒿」书，以草蒿同行书结合一下，就成为今草书，多带一些行体的则是行草，此实为无可非议之说。
今草（包括行草在内）的确立，王羲之不愧是一位使它规范化、美化的重要家书，也是无可否认的，如唐欧阳询「与杨尉马书章草千文批后」云：「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逸少与从弟洽復为今草，韵媚宛转，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欧阳询离开王羲之只不过二百年光景，其时王羲之的真迹一定还较多。欧阳既是一位大书法家，又掌握六朝文献、又印证着具体实物，其言当然是非常可信的。再结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唐模、宋刻王氏书帖，也还两相一致，可是又是那个略后于欧阳询的张怀瓘，他却偏偏不信那些正确的说法，也无视于传世的手迹，擅自把今草的确立，推早到后汉未张芝的身上，真是骇人听闻之极。
张在《书断》草书序论中说道︰「按草（今）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之所造也。」（中引上录欧阳批语后，不赘），又云︰「怀瓘按︰右军之前，能今草者不可胜数，诸君（包括欧阳询）之说，一何孟浪。」又云︰「然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而隔行，唯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未，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实亦约文该思，应指宣言，列缺施鞭，飞帘纵辔也，伯英虽草创，遂造其极，张伯英即（今）草书之祖也。」这样连绵不断写法的汉代的草书，何以欧阳询和更前的论书者一个人都不知道，也没有人谈到过，只有张氏一人有「独得之秘」、「独到之见」呢？如果有人曾具同样的识见，那么只有宋‧王着才是张的「传人」。试看《淳化阁帖》卷二中列入的所谓「张芝书」、「冠军」等今草五帖，倒是符合怀瓘此说的。不过那些今草字帖已给米芾、黄伯思等鉴评家论定为唐张旭书，只有第六帖作章草体的方是芝笔，孰是孰非，知者早已都有定评，用不着我来断断申说了。张怀瓘所谓「一笔而成」的草书，已近乎后世所说的张旭、怀素以来的狂草（当然可以包括在今草中，不成为另一字体），事实上旭、素井非真狂，要到晚唐、五代以来，才出现真正的『狂獗」丑怪的草书，那就是僧彦修辈笔下的恶札，我们这里不打算作书法的艺术评价，也就略而不论了。
楷书概述
从唐初以来，先把隶书改称为八分，又把八分和正书混称之为隶。到中唐以后，正书才恢復了本名，但是隶书竟从此无有了。
事实上隶之一称，可以包括八分、正书。例如羊欣《采》文中称东晋王恬、王羲之以下的一些善「隶、草」或「草、隶」，就是指的草书、正书。又唐‧孙过庭《书谱序》中所云：「元常专工于隶书」，那又是指的八分楷法。
八分兼称隶书，直至消亡，没有取消这兼名（也是正名）。正书则到后来完全摆脱了隶名。大约北宋以来，又改称为楷书了。
八分、正书可以统称隶书，已如上述，但秦、汉隶书却不能叫做八分或正书。这个问题起初在梁‧庚肩吾的《书品论》中出了一些混乱现象，如他说︰「程邈所作……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他的意思实在是说那时正书也可以叫做隶书，但语气含煳，很容易使人倒
转过来误认为隶书也可以叫正书，到唐张怀瓘的《书断》「隶书序传」中，更加重了这个混乱，他在承认程邈造古（秦汉）隶的前提下，又把晋到唐的一些工写正书（今隶）者——如王羲之、献之以至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都系在程邈名下成为古（秦汉）隶的子孙，他不分古（秦汉）隶、今隶，这正是唐代把古（秦汉）隶全部改称八分，之后又把隶之一名完全让给正书的原因。
早在西汉时又曾把隶书称为真书，如《史记》「三王世家」中褚少孙说︰「论次真草诏书。」又《后汉书》卷一四「董祀妻（蔡琰）传中也有「真、草惟命」之语。当时虽然已有八分楷法，我估计这个「真」还是指的古隶体。稍后晋刘邵「飞白书势」中亦云「索草、钟真」，又唐‧孙过庭《书谱序》中论钟、张书体时也说︰「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那里的「真」，可能已为章程书一一八分楷法了，因为其中有时间前后之不同。至晋简文帝司马昱「答湘东王论王羲之书」中所云︰「真草皆得。」又唐‧李嗣真《书后品》论虞世南书法时引用蔡琰「真草惟命」之语，则都又称之于正书了。就此可见他们所说的真书，即是说「正体字」，它可以把隶、八分、正书全都包括进去，不像后世那样只把真书代替正书。
楷书是有模楷的意思，张怀瓘《书断》中已先谈到过。在汉代也是「正体字」的别称，六朝人仍习惯地用着它，例如羊欣《采》文，王僧虔《论书》韦诞传中都云︰「诞字仲将，京兆人，善楷书。」那是「八分楷法」的简称。到北宋才以之代替了正书之名，其内容显然和古称是不一样的，名异实同和名同实异之例，大概有以上这些，这些概念不弄清楚，势必至于把各方面的其他问题也永远混淆不清，一无是处了。
行书概述
行书，据《书断》行书序论中说是刘德昇所创作，又据同书书家评传，云：「刘德昇字君嗣，颖水人。桓灵之时，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丰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胡昭、钟繇，并师其法，世谓钟繇行押（狎）书，是也。」
行书出现的时间大约同八分楷法差不多，而其形式也和八分楷法及以后的正书非常接近，只不过流走一些（所以称为「行」）罢了。因此我以为这相当于从隶书中变出（章）草书由「正体字」中派生出别支来。桓灵朝的「正体字」除了隶书以外，其次就是「八分楷法」，所以人们又认为行书就是「八分楷法」的别支。其实它也是同其他书体一样最初的创始还是一般的群众书写者，只要把八分书写得同其他书法流走一些而去其隶体波势，就变成行书了，在汉末一般出土的简书中我们是可以随处看到的。
钟繇的行狎书，墨迹已经失传，在《淳化阁帖》中的钟书，只有《雪寒帖》还比较流行，次则另一黄伯思考定为王羲之早期仿钟书的《长风帖》倒更「行」一些。从此以来，行书普遍流行于信札以及一般文书中，晋唐以下名手不知道有多少人，存世最古的行书着名墨迹真本（刻本不算），应推王珣的《伯远帖》，其他还有如唐摹王羲之《丧乱贴》等等，无法一一列举了。
写行书确实比草（章草）书、八分要简便一些，又接近正体字，比较易认一些，所以这种字体一直到今天还为大家所乐用着，也是所用的范围最广的一种。字的主要目的到底还是为了用，美的欣赏则是附着上去的。所以不便于写的古字，终究会逐渐被淘汰了的。
2.楷书：自汉魏钟繇起迄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