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佛寺与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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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卷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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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书》<六诏>条﹐「时傍母﹐蒙归义之女﹐甚女復妻阁罗凤」。另<名类>条下有「独锦蛮﹐……其族多姓李﹐异牟寻母﹐独锦蛮之女也﹐牟寻之姑亦嫁独锦蛮﹐独锦蛮之女为牟寻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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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野史》<南诏大蒙国>「阁罗凤」条下。页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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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书》页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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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字见<敕授鹤庆路照磨杨伯□墓志>(1355),收于《大理丛书.金石篇》,第十册,页22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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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并序>,收于《大理丛书.金石篇》第十册,页10中。
31
<大理圀故高姬墓铭并序>,收于《大理丛书.金石篇》第十册,页11下。
32
见<京兆郡夫人墓志铭>收于《大理丛书.金石篇》第十册,页23上。
33
见<故理阳寨长官司案牍段琏墓铭并序>收于《大理丛书.金石篇》第十册,页22上、中。
34
<姚郡世守高氏源流总派图>收于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五),页466-479。
35
<敕授鹤庆路照磨杨伯
□墓志>(1355),
收于《大理丛书.金石篇》第十册,页22下、2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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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大夫云南鹤庆军民府世袭土官知府高候墓碑志>(约为永乐年间﹐十五世纪初)﹐其中高候的母亲为「和氏」。收于《白族社会历史调查》(四)页137。
37依据现在藏于日本京都的<南诏图卷.文字卷>来考究,佛教传入云南在初唐时期,即七世纪上半叶﹐参考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92)页48-57;128-150。
巍山巃屽山挖掘出一百八十多件的佛像出土﹐时间断定为南诏早期或是更早期﹐见《云南文物》,第三十六期。佛教传入云南时间的另一个说法是「盛唐说」,汪宁生先生依据<南诏德化碑>(立于766年)中有记载:「阐三教﹑宾四门,阴阳序而日月不愆,赏罚明而奸邪屏迹」中的「三教」一词﹐学者认为「三教」就是儒释道;「中唐说」则是依明清志说所言。至于云南佛教的传入路线则有三说,一为来自于中原,一为来自天竺,一为来自于南方。其中李玉王民认为云南佛教是自唐朝中土传入为主﹐她依据张胜温画卷的禅师来判断之于佛教传入的路线﹐李玉王民依据<张胜温画卷>卷轴的内容中的几点(一)梵僧卷中有关药师琉璃光佛与十二大愿的内容﹔
(二)卷轴中有关页五十一张惟忠与买嗟罗的关系来说明了云南佛教源于透过蜀地传来的汉传佛教,参考<张胜温「梵像卷」乐师琉璃光佛会与十二大愿之研究>(收于释圣严等编着《佛教的思想与文化》﹐台北:法光出版社﹐1991)。再者,李东红则以云南阿叱力教的教法特徵认为云南的阿叱力教是传自于天竺,见其《白族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阿嗟耶观音的造像则反应出云南佛教有受到南方文化的影响﹐Helen
B. Chapin认为阿嗟耶观音实源于印度东北帕拉王朝(Pala
Dynasty)的雕刻﹐并受到到东南亚室利佛室(Srivijaya)美术的影响。再者法国学者莫尔曼氏(Marie
Therese de
Manmann)则认为是南印度巴拉伐(Pallava)美术和以及东南亚缅甸﹑占婆﹑柬甫寨的作品极为类似﹐与大理的阿嗟耶观音是同样形象的作品。见Helen
B. Chapin, “Yunnanese Images of Avalokitesvara”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1994) pp.13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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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古滇说原集》与《白古通记》二个版本﹐前者的时间约为十三世纪;《白古通纪》的时间﹐据学者侯沖则断定是明初十四世纪的作品。见侯沖《白族心史》第三章第一节﹐页44-50。笔者依据传说的本质来推测﹐《白古通记》可能是明初的作品﹐但书中的传说本身断非是一时一人之作﹐而是长时期以来众人流传﹐方得以成为传说。这种传说在其细节内容上可能会有所出入﹐但其必围绕着一些核心的主要架构﹐所以﹐基本上传说本身传达的更重要的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历史反射下的结构。在此前提下﹐笔者将此二版本内容将之推到十三世纪以前﹐至大理国时期。
39在东南亚佛教的社会中﹐龙/国王/佛三者之间的连结﹐一直是王权历史的一部份﹐在吐蕃也留传着一个有肉身的神和龙女成婚生下国王的故事。类似的传说流传于印度、东南亚以及中国西南。阿育王传说在整个佛教区域可说是非常普遍的﹐在此则尤其应注意东南亚地区。伯希和与方国瑜先生同样注意南诏大理受到东南亚的影响﹐他们考证出﹐阿育王世系下所记载的人名﹐多为《缅甸史》古史中所载印度孔雀王朝(Moriya)世系人名的名称﹐方国瑜先生在比对了《白古通记》﹑彝文的《帝王世纪》﹑英国Pheyre所撰的《缅甸史》之后﹐认为这三种记录﹐「虽然字音有些出入……而大体一致﹐不会偶然巧合﹐是同出一源传说的﹐当是羌语族同祖的传说」。若照方国瑜先生此说﹐那么缅甸古史中﹐也将其远祖归于孔雀王朝之说﹐那么我们可能就不能轻忽阿育王在南诏大理的重要性了﹐可以进一步地说﹐羌族远古传说﹐在很大的一部份是与佛教圣王(阿育王与孔雀王朝)的传说结合在一起了。Stanley
J. Tambiah﹐ World Conqueror and World Renounc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又见L.
W. Bloss﹐ The Buddha and the Naga: A Study in Buddhist Folk
Religiosity. History of Religion 13﹐ no.1:36-53. Stan
Royal Mumford﹐ Himalayan Dialogue﹐ Tibetan Lamas
and Gurung Shamans in Nepal. pp. 95-98. Wisconsin Univ.
Press﹐1989.
方国瑜<唐代前期洱海区域的部族—附辩证一:洱海区部族首领非天竺国王族>页441-446﹐收于《方国瑜先生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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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张宗道录《纪古滇说原集》页二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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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页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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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古通记》中有同时有十子与九子的说法,其讨论可见侯沖《白族心史》178-194页。因不影响本文结构,所以在这里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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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邻国反应的是大理国时期的外交领域﹐
四川人杨佐在「大云南驿」看到驿前的「里堠」的题字，并着其道里之数﹐并且写着周界的范围:「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见杨佐《云南买马记》收于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二)页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