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新疆的反分裂斗争

①墨玉暴乱发生在1956年3月。阿不都·依米提潜逃后转入地下活动,利用其骨干亲信,发展信徒,谋划暴乱。披着宗教外衣的巴海大毛拉成为此次暴乱的头目,叫嚣要成立“伊斯兰政府”。

3月9日,二百余名手持凶器的暴徒,向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团发起冲击。公安干警和武装部队已有准备,即刻将其驱散,捕获骨干分子29人,平息了暴乱。11日,巴海大毛拉继续煽动暴乱,五百余名信徒疯狂冲击地方政府机构,区委会、区公所、部队单位、供销社等均遭袭击,1名解放军战士被残忍杀害。军警立即进行平暴,抓捕骨干12名,巴海大毛拉亦被捕获。之后又抓捕骨干18名。上述暴乱,有59名暴徒被捕获,其中34人被起诉判刑。

②洛浦暴乱发生于1956年5月。暴乱头目均为阿不都·依米提的亲信和弟子,他们对暴乱进行过周密的策划,其分裂意图十分明显,叫嚣建立“伊斯兰共和国”。

5月4日,二百六十余名分裂骨干及其信徒加之被煽惑的千余名群众,一哄而起,洛浦县各地方政权机构和物资部门如粮站、仓库等均被洗劫,电线通讯被截断,道路、桥梁被破坏。当地政府采取应急措施平息暴乱,出动公安干警,说服教育群众遵纪守法。多次冲击政权机关的暴徒被击毙击伤31名,捕获20名,包括首犯阿不都·卡德尔哈日。当时,洛浦县三区也发生了骚乱,二百余名群众在分裂分子煽动下,绑架了3名汉族干部。关键时刻,复转军人艾山等劝阻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并揭露分裂分子的罪行,群众纷纷散去,骚乱随之平息。

③1957年4月,潜藏逃犯阿不都·依米提策划了和田暴乱,叫嚣建立“伊斯兰政府”。

阿不都·依米提的女弟子海力其罕充当暴乱头目,暴乱由她操纵指挥。4月17日,暴徒们袭击地方政权机关,将前去劝阻的自治区工作组成员、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县政协副主席那斯尔阿吉及公安干警共4人被凶残杀害,宗教人士买买提沙力·木甫提等被打伤。和田政府及驻军应急处置,经过说服教育,仍有少数暴徒执迷不悟,公安干警被迫武装平息,击毙2名主犯,击伤6名,捕获37名。

④1956年5月,喀什地区英吉沙县发生暴乱。

此次暴乱由莎车荒地教经堂直接掌控,其头目吉力里哈日搜罗信徒,布置策划,暴徒多为依禅派教徒,成立了所谓“依禅革命总指挥委员会”,叫嚣建立“东突厥斯坦政府”,编唱所谓“国歌”,暴露其极端的分裂意识。

5月24日,吉力里哈日偕暴徒袭击公安干警,暴乱当即被平息,吉力里哈日被逮捕判刑,其阴谋未能得逞。在清查吉力里哈日住宅时,发现一手抄本小册子,名为《伊斯兰教历史基础和民族独立的呼声》,其内容罗列了政治、经济、文化等七个方面,所以又称《七个生活》。其歪理邪说基本源自穆罕默德.伊敏那本《东突厥斯坦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分裂主义分子先后两次成立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均以失败告终。新中国成立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阴魂不散,说明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仍在继续。

此外,50年代后期,新疆一些地方如哈密、拜城、富蕴等还发生过几起打着民族、宗教旗号的分裂叛乱活动,由于范围小,时间短,很快即被平息,影响并不大。

2.伊宁、塔城反革命武装叛乱

20世纪6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苏、中两党矛盾升级,新疆成为矛盾斗争前沿之一。在苏联驻新疆外事机构的操作下,引发了伊犁、塔城边民大量外流,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乘机煽动破坏,严重干扰了新疆的和平安定,政治、经济损失巨大。

1962年5月29日,伊宁市发生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煽动的暴乱,在此期间,边民大量外流,史称“伊塔事件”或“5·29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与苏联反华势力密切相关。当时,中国国内物质匮乏,人民生活困难,正处于灾难困扰之时,曾被中国称为“老大哥”的苏联,在地处中苏边境的伊犁、塔城地区制造麻烦,引起混乱。他们通过领事馆、苏侨协会等,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中国公民中发展“苏侨”。

20世纪40-_60年代,苏联即在新疆,主要是伊犁地区的中国公民中任意发展侨民,此类侨民,有的可能与苏联公民有血缘关系,有的则毫无关系。苏侨分批回国,对新疆影响很大,造成该地区社会动荡、民族分裂情绪升级。

苏方在新疆肆意发展侨民,历史上就存在过。1944年,苏联支持新疆三区革命期间,新疆各地即出现申请改归苏籍的高潮。二次大战后,苏联驻新疆各领事馆竭力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塔塔尔等各族民众加入苏籍,许诺凡加入者每月发给粮食、钱及免费看电影等好处,因此,前往登记者络绎不绝。1945年末,约有12万哈萨克、维吾尔、俄罗斯人办理了苏联国籍。至新疆解放前夕,苏联驻伊宁领事承认,当地的苏侨及其家属已发展到6.5万户,共二十余万人,这些人主要居住在伊犁、塔城、阿勒泰3个专区。

新疆解放后,苏联继续通过其领事馆、苏侨协会等机构,在新疆各地进行恢复苏籍和鼓动中国公民加入苏籍的活动。对苏方的行为,中方曾予以限制,规定苏方在中国人中发放苏联护照,须有专区或自治州以及公安机关的证明。此规定在苏中关系正常时还能起一些作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分歧逐步加深,两国关系也逐渐恶化,苏联对新疆的政策亦产生变化,他们利用新疆民族与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加快了在中国边民中非法大量发展侨民的步伐。

伊犁地区是苏联非法发展侨民的重灾区。由于苏方提供种种便利条件,当地居民很容易得到苏侨证,1958年2月一1959年3月,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发放苏侨证4575本,其中只有十余户俄罗斯族居民获伊犁州公安局批准,其他都是中国居民。新疆地方政府曾多次与苏方交涉,苏方也承认滥发的错误,但他们并不改正。随着中苏两党关系恶化,非法发展侨民愈演愈烈。1960年,苏驻伊宁领事馆、苏侨协会等给中国居民发放各种证件的行为有增无减,且宣传持有这些证件的人都是苏联人,都可以去苏联。据调查统计,伊犁地区直属县市持有苏方所发各种证件的人占居民总数的25%~40%,塔城、乌鲁木齐、喀什等也为数不少。1961年,苏方非法发展侨民到了更严重的地步,领事馆人员在伊犁、塔城公开煽动,声称只要过境,就是苏联公民,就发给正式公民证。

1962年1–4月,一名副领事多次到塔城非法活动,接见中国公民六千多人次,大量散发“召唤书”、“邀请书”、“出生证”、“侨民证”等。4月中旬,塔城边民越境外流,苏方边境开通二十余处通道,事态不断扩大。4—5月,伊犁、塔城地区大量边民越境外流,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外流边民主要集中在塔城、裕民、霍城等县。事后统计,当时越境外流人口有5.6万,带走30万头牲畜,致使40万亩田园荒芜。

如果说越境外流边民大部分是由于经受天灾人祸,物质生活受到影响,苏方又不断鼓吹他们那里如何好,所以多数人是怀着追求美好生活的良好愿望而离境的,但其中有少数人是在有意闹事越境,其性质就不同了。

5月29日,伊宁市发生武装反革命暴乱,这就是少数人分裂祖国的行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阿不都卡德尔等人在伊宁市聚众煽动,正在候车的两千余人被其蛊惑,他们破坏车站,冲击州政权机构,党政机关严重受损,州人委办公大楼曾一度被其抢占,档案等机密资料、枪支武器被劫,党政干部和武装人员多人受伤,伊犁州州长被挟持。

在伊塔事件中,具有双重国籍的一批所谓“苏籍干部”,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新疆,尤其是伊犁党政机关中的干部,有一批既有中国国籍,又有苏联国籍,持有双重国籍,这是历史遗留的特殊情况。新疆三区革命期间,有两种人具备双重国籍:一种是在三区政权或军队中任职的苏籍干部;一种是被发展成为苏侨的三区军政干部。解放后,三区军政干部大多成为新中国党政军机构中的干部。当时,具有苏籍身份者在新疆省级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就有二十余名。50年代,中国政府明确规定:在新疆党、政、军等国家机关持苏联护照的中国血统干部坚决退出苏联籍,否则便不得担任国家机关干部。但此规定并未见效。

苏籍干部中的部分人,其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据学者研究,伊犁地区有不少隐瞒苏侨身份的干部经常与苏联领事馆联系,汇报中方内部情况,提供各种情报,包括中共中央绝密文件,有的秘密领取苏联领事馆的工薪。部分苏籍干部在大规模发展侨民中不遗余力,在“伊塔事件”中叛国逃苏,他们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煽动、组织及胁迫群众外逃的首要分子。

苏籍干部中少数人本身就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这类人是苏联在新疆进行非法活动的中坚力量。原新疆文化厅厅长孜牙·赛买提、原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祖龙太也夫,到苏联后叫嚣“东突厥斯坦”独立,成为“东突”骨干分子,其分裂活动与新疆境内分裂势力遥相呼应。伊塔事件后,新疆南北疆出现“维吾尔斯坦”、“东突独立斗争同盟”、“东突青年救国军”等分裂组织,他们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大造分裂舆论。伊塔事件的恶果之一,就是当时苏联的中亚地区各加盟共和国从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加油站、大本营。

中国政府面对伊塔事件,及时采取了应急措施,平息了暴乱。之后,加强了侨民管理,明确规定: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中国法律,策动越境、闹事、暴乱、破坏生产和危害治安、从事间谍活动等,均受法律制裁。在“5·29事件”中不起好作用的苏侨协会、苏驻伊宁领事馆和其他侨民团体均被取缔。不办理有关手续自行离境的外侨,不许重新人境,境内苏侨重新登记。

3.“东突人民革命党”的分裂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疆分裂主义分子企图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际,实现他们的分裂梦想。典型实例有“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简称“东突人民革命党”)的出笼和在南疆发动反革命叛乱。

“东突人民革命党”于1968年2月正式宣称成立,此前称“维吾尔斯坦人民革命党”,以乌鲁木齐和喀什为据点,其分支机构遍及南北疆各地。托乎提•库尔班任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所谓奋斗目标是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要把新疆从中国领土上分裂出去。

该分裂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笼,由几个有些文化的分裂分子操纵,有章程、党徽、党旗,分裂活动有纲领,发展组织有计划,编造分裂舆论有手段。1969年,自治区有22个区级部门和12个地州市的一些部门被该分裂组织染指。他们在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博尔塔拉、喀什等地设置所谓分局或委员会,基层组织延伸至地(州)、县(市)、区.直至乡村,共有78个。还有“天山复仇者”、“天山乌拉尔”、“青年组织”等分裂组织被其直接领导,发展成员达一千五百多人。其分裂舆论主要利用传单、报刊等传播,《火炬报》、《觉醒报》、《独立报》等地下刊物多达五十余种。分裂言论与历来分裂分子一脉相承,无非是更加卖力地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歪曲新疆历史,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极端民族主义,鼓吹新疆独立,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该组织确定以武力夺取政权,积极策划所谓武装暴动,在全疆各地均有所动作。以抢劫方式筹集资金,乌鲁木齐、伊犁、克拉玛依等地的银行、仓库等大量现金、物资均被其抢劫。抢夺粮食和部队武器的图谋被我公安部门侦破,未能得逞。企图越境向国外势力求援的暴徒被抓获12名,企图潜入国境的外国间谍被捕获9名。

1968年6月至次年3月,操纵“东突人民革命党”的头目,有几人(包括主要头目托乎提•库尔班)先后被捕获,其余有的出逃苏联,有的隐藏起来,暗中策划南北疆暴乱。

4.南疆阿洪诺夫集团反革命武装暴乱

北疆“东突人民革命党”的阴谋被破获后,分裂头目将暴乱重点转向南疆,“南疆分局”书记阿洪诺夫接到密令,令其立即发动叛乱,并委任其为叛乱武装的政委。

接到指令后,“南疆分局”立即召开喀什、麦盖提县等地的分裂骨干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暴动,将队伍开向边境。占领地盘后,宣布独立,成立“东突厥斯坦国”,迎接境外支援。1969年8月20日,分裂分子按预定计划暴动,暴徒首先洗劫麦盖提县,劫掠民兵武器,然后分别从麦盖提、喀什乘汽车驶向中苏边境,预定在克孜勒苏的阿图什苏洪卡子(即八盘水磨)会合。其暴动图谋已在政府的掌控之中,边防部队和公安干警在其会合地待命围歼。8月22日,由阿洪诺夫统领的喀什暴徒在前往八盘水磨的途中被军民联防堵截围歼,阿洪诺夫及4名暴徒被击毙。23日由叛乱头目米吉提统领的暴徒,在八盘水磨被围歼,负隅顽抗的5名暴徒被击毙,米吉提等69人被俘获。除缴获枪支弹药等武器外,还有“东突人民革命党”的党章、党纲、《独立报》等罪证。由分裂分子制造的南疆暴乱被及时平息。

“东突人民革命党”并未停止分裂活动,1969年8月,一起由该组织预谋在伊犁袭击煤矿、抢夺武器炸药的案件被侦破,阴谋未能得逞。

1970年,新疆有关部门对“东突人民革命党”分裂组织进行全面清查。据统计,该组织发展成员千余名,大部分属于被欺骗、受蒙蔽的,经教育后未作刑事处置。罪行昭著及问题较严重的三百多名受到法律和其他形式的处置。

与“东突人民革命党”的斗争,是20世纪60年代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一次较量。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没有得逞,但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仍在继续。

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新疆的反分裂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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