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

……凡引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养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管夷吾顾谓鲍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进之矣’”。

任从冲动而生活

以上《杨朱》篇描写的固然代表晋人精神,但是并不是晋人精神的全部,更不是其中最好的。由以上引文可见,“杨朱”感兴趣的似乎大都是追求肉体的快乐。当然,按照新道家所说,追求这样的快乐,也并不是必然要遭到鄙视。然而,如果以此为唯一目的,毫不理解“超乎形象”的东西,那么,用新道家的话说,这就不够“风流”(就“风流”的最好的意义而言)

《世说》中有刘伶(221一约300)的一个故事,他是“竹林七贤”之一。故事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昆(无此字:ocr)衣,诸君何为入我昆中!”(《世说·任诞》)刘伶固然追求快乐,但是对于超乎形象者有所感觉,即有超越感。这种超越感是风流品格的本质的东西。

具有这种超越感,并以道家学说养心即具有玄心的人,必然对于快乐具有妙赏能力,要求更高雅的快乐,不要求纯肉感的快乐。《世说》记载了当时“名士”的许多古怪行为。他们纯粹任从冲动而行,但是丝毫没有想到肉感的快乐。《世说》有一则说:“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访徨,咏左恩《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任诞》)

《世说》另一则说:“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杨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世说·简傲》)

晋人盛赞大名士的体质美和精神美。嵇康(223—262)“风姿特秀”,人比之为“松下风”,说他“若孤松”,“若玉山”。(《世说·容止》)钟会(225—264)所闻所见也许就是这些吗。

《世说》另一则说:“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容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世说·任诞》)

他们不交一言,因为他们要欣赏的只是纯粹的音乐美。王徽之要求桓伊为他吹笛,因为他知道他能吹得好;桓伊也就为他吹,因为他知道他能欣赏他所吹的。既然如此,吹完听完以后,还有什么别的要交言呢。

《世说》另一则说;“支公好鹤。住剡东峁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世说·言语》)

阮籍(210—263)、阮咸是叔侄,都是竹林七贤中的人。“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上去,便共饮之”(《世说·任诞》)

支遁(314—366)对鹤的同情,诸阮对猪的一视同仁,说明他们具有物我无别,物我同等的感觉。要有风流的品格,这种感觉也是本质的东西。要成为艺术家,这种感觉也是本质的东西。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能够把他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他所描绘的对象上,然后通过他的工具媒介把它表现出来。支遁本人也许就不愿意做别人的玩物,他把这种感情投射到鹤的身上了。虽然没有人说他是艺术家,可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正是个真正的艺术家。

情的因素

本书第十章已经讲过,庄子认为圣人无情。圣人高度理解万物之性,所以他的心不受万物变化的影响。他“以理化情”。《世说》记载许多人而无情的故事。最著名的是谢安(320—385)的故事。他任晋朝丞相时,北方的秦国大举攻晋。秦帝亲任统帅,自夸将士之多,投鞭长江,可以断流。晋人大为震恐,但是谢安镇静、寂然,指派他的一个侄儿谢玄,领兵抵抗侵略。公元383年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谢玄赢得决定性胜利,赶走了秦军。最后胜利的消息送到谢安那里的时候,他正在和一位朋友下棋。他拆信看了以后,把信搁在一边,和先前一样,继续下棋。这位朋友问前线来了什么消息。谢安还是那样平静,答道:“小儿辈大破贼。”(《世说·雅量》)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附王弼传的注中,记载了何晏(249年卒)与王弼(226—249)关于情的讨论:“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放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王弼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圣人有情而无累。这句话的确切意义,王弼没有讲清楚。它的含义,后来的新儒家大为发挥了,我们将在第二十四章加以分析。现在只需要指出:虽然新道家有许多人是主理派,可是也有许多人是主情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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