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与咏史诗

杜牧与咏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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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史诗起源甚早,诗经中的《文王》《公刘》可谓咏史的原型,屈原离骚以咏怀为主,是咏怀型的咏史诗。南北朝的颜延之〈五君咏〉是议论型的咏史诗。另有讽谕型的咏史诗。七绝始自古乐府,至唐初始定为绝句。唐代律绝诗体的完成加上咏史诗的发展到唐代已成熟。而杜牧咏史诗能自成一格,与其性行、文学思想及表现手法,不无关系。杜牧咏史可分有关帝王政治兴衰,抒发个人情志,历史假设翻案等多类,可说范围广大,而写作手法,有历史假设翻案、有诗句结尾,又提出新问题的掉尾一波,有直抒胸臆的议论,有含蓄婉转、设问深入引人深思、典故对比等多样表现手法。杜牧诗风不拘一格,大抵可分二类,一是直抒胸臆,议论见长的风格,一是託兴幽微,情韵隽永的风格、诗风,兼具豪迈和艷丽的特色。尤其七绝咏史,以翻案手法,最具个人特色,赢得二十八字史论之美誉,最令人嘆赏。

咏史诗要下个定义,首先要面对「史」这个问题,史指历史应无争议,但若侷限在正史又似太狭窄,广义而言传说、野史、神话也应併入历史围内。再者「咏」的解释,蔡英俊先生认为在表达观感。大陆学者降大任则认为直接歌咏,寄寓思想感情,表达议论见解。因此对咏史诗我们可以定义如下:「咏史诗是对历史进行构思的一种诗歌类别,以历史事件为诗中吟咏的对象,包含引申发挥,重新诠释,藉古论今,及翻案立说等辩证模式,以此为表现方式的诗歌,即为咏史诗。」
有一个观念必须釐清,咏史诗并非只能从标题上去辨别,因为以咏叹历史人物或事件为主的诗歌,有时以人名或地名取代皆是咏史诗,因此必须从主题及内容架构上去作辨别才有意义。

类此者如《诗经》中〈公刘〉、〈生民〉、〈文王〉等诗皆咏史的雏型。另如《楚辞、离骚》
:启九辩与九歌,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此诗寄寓荒淫败德,惟圣哲茂行者方能为天下万民之主,可说举过往历史为楚王作警惕。诗经为北方文学的代表,楚辞为南方文学的代表,皆能找到咏史的渊源根据。
而在咏史的发展梁萧统所编昭明文选已专列咏史,收录二十一首咏史诗作。左思《咏史》诗的出现;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充满着无力感与挫折感,不仅强化了诗境的悲剧力量,更将咏史内容作了更丰富而深刻的展现,左思的匠心独运,将咏史诗推向另一高峰。何焯《义门读书记》云;左思咏史,其实乃咏怀也。班固的《咏史》但指一事,左思则跳脱传统侷限,将古人古事置于媒介地位,其正目的则在引发己身性情怀抱。具体说即是「借史咏怀」。左思赋予咏史诗更为感性而深沈的生命。左思咏史摆脱史事,而以寄託襟抱为主,实开唐人咏史先河。

杜牧出于世家望族。先祖杜预为晋朝有名的镇南大将,曾编纂《左传集解》

。祖父杜佑着有《通典》,考明历代典章制度,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堂兄杜悰于武宗,懿宗两朝也官至宰相。杜牧诗云:「我家公相家,剑珮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两百编,上下驰皇王。」杜牧父亲杜从郁,虚弱多病,为杜佑之三子,新旧唐书记载甚为简略,去世时杜牧大约只十四、五岁。杜牧虽出身名门世家,然父去世后,家道已衰落今非昔比,卖宅还债,奴婢多散去。少年的生活穷困,饱尝辛酸给杜牧对民间生活疾苦有较多的体认,家道中落后对世态炎凉,趋炎附势者有着切齿之恨,养成杜牧耿介刚直的个性,杜牧以后仕途失意,与刚直的性格不无关系。


家庭中影响杜牧最深者是祖父杜佑。佑性嗜学,虽位极将相,仍手不释卷。杜牧受其影响「少小孜孜,至今不怠。」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出迫切的用世之心,杜牧十三岁作阿房宫赋,获太学博士吴武陵贊赏推崇。对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多所关心。在上李中丞书说:「……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必期不辱恩奖。」杜牧所处的时代,是个内忧外患日趋严重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都急剧发展,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吐蕃、回纥不断入侵的晚唐。家庭背景和时代环境,使杜牧很早就成为忧国忧民,立志用世的人。大和二年进士及第,制策登科,授弘文馆校书郎。同年十月离开长安,到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府署中担任幕僚,后转入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和宣歙观察使崔郸幕中任掌书记﹑判官等职。十数年间奔波各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他进一步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多所探究﹐尤喜议政谈兵。在淮南幕府中写的政论文《罪言》等,对修明朝政、削平藩镇提出了切中时弊的见解。着名的《张好好诗》,也写在这一时期。

开成四年回长安,历任左补阙、膳部及比部员外郎。会昌二年(842)以后,相继出任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在地方官任上,常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革弊政,免除猾吏豪胥额外强征的苛捐杂税。会昌年间,宰相李德裕主持抗击回纥侵扰和平安泽潞藩镇叛乱的军事活动。杜牧为了实现其政治主张,上书陈述用兵方略,得到採纳,并取得“泽潞平,略如牧策”(《新唐书‧杜牧传》)的成效。可见他确有实际政治才干。
大中三年﹐回朝任司勛员外郎、史馆修撰,復出为湖州刺史,一年后又内调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官终中书舍人。

杜牧认为国家当务之急一是平定藩镇叛乱,一是反击异族入侵,收復河湟失地。

杜牧认识到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壮建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然后知为国家者,兵为最大。写了《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军事着作,又曾为《孙子》作注。杜牧念念不忘以天下为己任,又有远见卓识和缜密的谋略,史传称他「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当时的国子博士吴武陵称之为真王佐才。

杜牧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写了不少咏史诗,借历史的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加

以讽谕。借史实以警时人,常有独到而精闢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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