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与咏史诗

咏史诗起源甚早，诗经中的《文王》《公刘》可谓咏史的原型，屈原离骚以咏怀为主，是咏怀型的咏史诗。南北朝的颜延之〈五君咏〉是议论型的咏史诗。另有讽谕型的咏史诗。七绝始自古乐府，至唐初始定为绝句。唐代律绝诗体的完成加上咏史诗的发展到唐代已成熟。而杜牧咏史诗能自成一格，与其性行、文学思想及表现手法，不无关系。杜牧咏史可分有关帝王政治兴衰，抒发个人情志，历史假设翻案等多类，可说范围广大，而写作手法，有历史假设翻案、有诗句结尾，又提出新问题的掉尾一波，有直抒胸臆的议论，有含蓄婉转、设问深入引人深思、典故对比等多样表现手法。杜牧诗风不拘一格，大抵可分二类，一是直抒胸臆，议论见长的风格，一是託兴幽微，情韵隽永的风格、诗风，兼具豪迈和艷丽的特色。尤其七绝咏史，以翻案手法，最具个人特色，赢得二十八字史论之美誉，最令人嘆赏。

咏史诗要下个定义，首先要面对「史」这个问题，史指历史应无争议，但若侷限在正史又似太狭窄，广义而言传说、野史、神话也应併入历史围内。再者「咏」的解释，蔡英俊先生认为在表达观感。大陆学者降大任则认为直接歌咏，寄寓思想感情，表达议论见解。因此对咏史诗我们可以定义如下：「咏史诗是对历史进行构思的一种诗歌类别，以历史事件为诗中吟咏的对象，包含引申发挥，重新诠释，藉古论今，及翻案立说等辩证模式，以此为表现方式的诗歌，即为咏史诗。」
有一个观念必须釐清，咏史诗并非只能从标题上去辨别，因为以咏叹历史人物或事件为主的诗歌，有时以人名或地名取代皆是咏史诗，因此必须从主题及内容架构上去作辨别才有意义。

类此者如《诗经》中〈公刘〉、〈生民〉、〈文王〉等诗皆咏史的雏型。另如《楚辞、离骚》
：启九辩与九歌，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此诗寄寓荒淫败德，惟圣哲茂行者方能为天下万民之主，可说举过往历史为楚王作警惕。诗经为北方文学的代表，楚辞为南方文学的代表，皆能找到咏史的渊源根据。而在咏史的发展梁萧统所编昭明文选已专列咏史，收录二十一首咏史诗作。左思《咏史》诗的出现；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充满着无力感与挫折感，不仅强化了诗境的悲剧力量，更将咏史内容作了更丰富而深刻的展现，左思的匠心独运，将咏史诗推向另一高峰。何焯《义门读书记》云；左思咏史，其实乃咏怀也。班固的《咏史》但指一事，左思则跳脱传统侷限，将古人古事置于媒介地位，其正目的则在引发己身性情怀抱。具体说即是「借史咏怀」。左思赋予咏史诗更为感性而深沈的生命。左思咏史摆脱史事，而以寄託襟抱为主，实开唐人咏史先河。

杜牧出于世家望族。先祖杜预为晋朝有名的镇南大将，曾编纂《左传集解》

。祖父杜佑着有《通典》，考明历代典章制度，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堂兄杜悰于武宗，懿宗两朝也官至宰相。杜牧诗云：「我家公相家，剑珮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两百编，上下驰皇王。」杜牧父亲杜从郁，虚弱多病，为杜佑之三子，新旧唐书记载甚为简略，去世时杜牧大约只十四、五岁。杜牧虽出身名门世家，然父去世后，家道已衰落今非昔比，卖宅还债，奴婢多散去。少年的生活穷困，饱尝辛酸给杜牧对民间生活疾苦有较多的体认，家道中落后对世态炎凉，趋炎附势者有着切齿之恨，养成杜牧耿介刚直的个性，杜牧以后仕途失意，与刚直的性格不无关系。

家庭中影响杜牧最深者是祖父杜佑。佑性嗜学，虽位极将相，仍手不释卷。杜牧受其影响「少小孜孜，至今不怠。」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出迫切的用世之心，杜牧二十三岁作阿房宫赋，获太学博士吴武陵贊赏推崇。对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多所关心。在上李中丞书说：「……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必期不辱恩奖。」杜牧所处的时代，是个内忧外患日趋严重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都急剧发展，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吐蕃、回纥不断入侵的晚唐。家庭背景和时代环境，使杜牧很早就成为忧国忧民，立志用世的人。大和二年进士及第，制策登科，授弘文馆校书郎。同年十月离开长安，到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府署中担任幕僚，后转入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和宣歙观察使崔郸幕中任掌书记﹑判官等职。十数年间奔波各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他进一步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多所探究﹐尤喜议政谈兵。在淮南幕府中写的政论文《罪言》等，对修明朝政、削平藩镇提出了切中时弊的见解。着名的《张好好诗》，也写在这一时期。

开成四年回长安，历任左补阙、膳部及比部员外郎。会昌二年(842)以后，相继出任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在地方官任上，常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革弊政，免除猾吏豪胥额外强征的苛捐杂税。会昌年间，宰相李德裕主持抗击回纥侵扰和平安泽潞藩镇叛乱的军事活动。杜牧为了实现其政治主张，上书陈述用兵方略，得到採纳，并取得“泽潞平，略如牧策”(《新唐书‧杜牧传》)的成效。可见他确有实际政治才干。
大中三年﹐回朝任司勛员外郎、史馆修撰，復出为湖州刺史，一年后又内调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官终中书舍人。

杜牧认为国家当务之急一是平定藩镇叛乱，一是反击异族入侵，收復河湟失地。

杜牧认识到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壮建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然后知为国家者，兵为最大。写了《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军事着作，又曾为《孙子》作注。杜牧念念不忘以天下为己任，又有远见卓识和缜密的谋略，史传称他「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当时的国子博士吴武陵称之为真王佐才。

杜牧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写了不少咏史诗，借历史的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加

以讽谕。借史实以警时人，常有独到而精闢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