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和修行人

隐士,最基本的条件,他首先得是一个“士”。否则,就成了比尔波特[空谷幽兰]所描述的美国隐士那样,“只是喜欢自个儿呆着的人,往往都有点神经质。”

那么什么才是“士”呢?按照传统的说法,通古今,辨然不,谓之士—《白虎通爵》;学以居位曰士。—《汉书》;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后汉书》

可见,只有那些博古通今,明辨事理,学识过人,以才智见长的人才被称为“士”。古时候把士农工商叫做国之四民,士是介于官员和普通百姓中间的一种特殊阶层,通俗地说就是贤能的知识分子。科举“进士”的寓意,就是从民间的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而那些既有才能,又不愿意出来做官的知识分子,才被叫做隐士。
那么既有才能,又过着隐居生活的知识分子就可以称为隐士了吗?那也未必!竹林七贤就不能算真正的隐士。他们虽隐居山间林下,整日纵酒谈玄,看似不问世事,但那是因为“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大丈夫有志不能骋,只得纵酒以自遣,借醉以避祸。故阮籍有“夜中不能寐”之苦闷,“幽思独伤心”之孤愤,哪里有丝毫对酒当歌的潇洒,超然物外之旷达。
张岱也算不得隐士。他虽然前半生读书品艺,优哉闲适;后半生披发入山,一生未仕。然而他的文章里却充满着对故国家园的追忆,对人生无常的悲泣。可以说是人既隐而心未静,身虽伏而气不平,虽写尽琴灯茶酒,花月林泉,却无法像一个真正的隐士那样纵意肆志于内,放浪形骸之外。
那么真正的隐士是什么样呢?他们不一定要像上古的许由,听到尧欲让天下给他,忙逃到河边洗耳,过于夸张;也不必像楚国的接舆,见了孔子便放歌讥刺,近似癫狂。《南史隐逸》给隐士下的定义是:“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
孔尚任的《桃花扇》中也说:“山林隐逸乃文人名士,不肯出山的”。这就已经说的很明确了,隐士必须有着过人的才学和独立的人格,并且志趣高洁,内心宁静。否则就与一般的农人樵夫,山林野老没有什么区别了。
所以说,住在山中的不一定就是隐士,隐士也不一定都住在山中。就像不愿以心为形役的陶渊明,辞了官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务农,谁能说他不是真正的隐士呢?只要心远地自偏,何必非要躲深山?
有人或许会说,难道山中那些数量庞大佛家道家的修行人不是隐士吗?是的,他们不能称为隐士。
首先,出家人尊奉的佛经道藏,本身就是建立在出世基础上的,这些超出三界之外的学说,在世人眼里显得虚无缥缈,大而无当,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不属于世人眼中的“有用之材”,和普通知识分子不是一个概念。而且僧人和道士,早已割断了尘缘,本来就是世外之人,哪里还有隐与不隐的分别。非士非隐,自然也就不能称为隐士。
其次,住在山里的修行人日常生活也与隐士大有不同。隐士追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状态,他们“或命巾车,或绰孤舟”, 在自然中逍遥;或琴棋以养性,或诗酒以怡情,在艺术中倘徉。而山里的修行人则要亲自披荆斩棘,结茅为庵,开荒种菜,挑水浇园,过着近似苦行的生活。
出家人把离开寺院或道观独自静修,不叫隐居,叫住山,住茅蓬。他们也并不是随便就可以住山的,必须先在寺院或道观里住上几年,经过系统的学习,懂得了怎样修行,并且已经找到了入手的方法,有信有愿有行,三者具足,才有资格住山。否则见山不见道,为山所转,是名守山鬼,没有什么好处。
住山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外界的打扰,专心修行,目的是早日开悟或证道。有的要还定个时间,克期取证。在目的达到后,一般就会下山传法,不一定非要住在山中。但是也有许多僧人道士觉得山里更适合清修,会在山里一直住下去。佛教居士高鹤年的《名山游访记》载,终南山里一位住茅蓬的师父告诉他,山的更深处听说还有僧人,须长过膝,有时而现,不知有几百岁了。任法融道长对比尔波特说,就在几年前,山中有位道长,在九十六岁的时候,证得了长生不死。而另外一位道长,在一百四十岁的时候,羽化登仙了。
这些事在常人听来,近于神话,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对于脚踏实地的修行人来说,既有经藏作为理论基础,又有师传之详尽的修行方法和步骤次第,有修有证,其中自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神奇体验。他们的境界和层次,实非我等所能臆测。
由于修行人对世界的本质认识得更为透彻,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出离三界,了脱生死,他们必须勇猛精进,刻苦修行,所以他们的人生非但不是消极退缩的,实际上比追求名闻利养的世人,还要更加地勤奋和努力。有句话说,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将相所能为,此之谓也。如果把他们称为修士,而不是隐士,也许更合适些。
看了上文,你就会明白,隐士太难找。

隐士和修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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