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是历史上的一个奇异的事件。一个在开元年尚且处在盛世的帝国，仿佛在突然换了副模样。不仅兵马衰微，国政接连为他人挟持，甚至就在皇帝眼皮底下的三辅地区都屡次爆发变乱。就好似一个在昨天还是称霸世界的拳击冠军，今天就已经成了病榻上只剩半口气的患者。

这种剧变，显然不可能在一夜间完成的。那么造成安史之乱怪像的内因是什么呢？

府兵没落

府兵制的成功 铸造了初唐的强势

唐初军队战斗素质极高，不但在吞并隋末诸侯的战争中表现优异，也在同周边势力的战争中接连取胜。这不仅有赖于关陇军事集团的较高素质，也是北朝军事制度留下的丰厚遗产。

唐初征召和训练士兵，实行的是北朝起订制的府兵制度。表面上，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寓兵于农的征召兵制度。由国家发给农民土地耕作，农民在农闲等时间里接受训练，在战争时期被征发组建军队，进行远征。至于土地耕作的产出，则要用于军户们自身的供养。虽然盔甲等重要军械设备还需国家在战时发放，但普通刀枪与弓箭，则是军户们日常自备训练。如果在征召时，没有带齐规定的武器，属于违规犯法。

一名合格的府兵军户需要自备经常自备佩刀 长矛和弓箭

李渊和李世民时代的唐军，除了作为军队核心的少数精锐重骑之外，主要是由这种征发来的步兵组成。熟悉世界军事史的人，或许会觉得这种一手弓箭一手枪矛的征召力量，既熟悉又陌生。因为这种组织架构与战术选择，源自五胡时代从内亚等地传入的部落兵制度。在中亚等地长期存在，在东亚则属于比较新鲜的产物。

一手长矛一手弓的步兵在中亚非常普遍

府兵制之所以具有生命力，依靠的是两个必要条件：土地和时间。在农业社会，土地意味着财富。由于府兵的日常训练会占用了一部分农作时间，以及府兵出征时必须准备一切应用之物包括武器和粮食，是否拥有足够的资产就成为决定府兵战斗力强弱的关键。以至于，早期关中等地的军户们，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也有一定的自豪。

北朝到唐朝初年战争，通常不会时间过长。府兵们在轮流出征的间隙，还有充分时间来经营自己的土地和装备。刚刚经历过大乱的中原地区，也有足够的可耕地供唐朝政府分配给新增的兵员。府兵们在在对外战争中，还可以依靠战利品来获得额外补贴。府兵制本身也对地位更低的普通农民，有着吸引力。在不断取得胜利的时代里，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北朝不仅留下的关陇军事集团 也在北方留下了大量军户

但在唐初过后，战场的距离不断加大，战争的长时间也因此延长。原本维系府兵制度的根基，随之崩溃。简单来说，就是既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以分配给农夫，也不能保证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随着唐朝周围的威胁日渐增多，战线延长和戍守军队增加又使得府兵面对更多的经济压力。到了唐玄宗统治的初期，府兵制度已经破落到有名无实的地步。

另一方面，帝国本身的兵源扩大，也稀释了府兵们原本较高的个人战斗素养。由于北朝遗留的军户群体，大都在漫长的北方战乱中养成了射箭等武德文化。所以这些人在集中训练后，非常适合与骑兵配合作战。但在更多的南方地区，保有射箭文化的群体相对很少。于是，大量军户开始逐步用起了训练更方便的弩。这虽然有利于兵士们更快形成基础战斗力，却也在实际上限制了他们的武力上限。

骑兵与府兵构成了唐初的主力部队

城傍崛起

大量的突厥部落民成为了唐朝逐渐倚重的对象

为了弥补府兵持续退化的窘境，唐朝开始实行募兵制来进行补充。但并非所有的下里巴人，都可以像后来的宋朝那样，被大量扩招入伍。更准确的说法是：招募大量武艺精熟，并拥有一定战争经验的外族士兵。

在唐朝朝廷看来，这是一个很理智的选择。随着对外战争的持续不断，产生了很多胡人俘虏和内附的部族。唐朝为了安置他们，一般将其安置在军镇城池附近。这些人本来就缺乏土地，也没有很好的谋生手段，应募为兵是其最佳出路。况且，既有武艺又熟悉战场的士兵，较之需要训练和战争磨合的府兵，更受边地将领的青睐。

唐初的骑兵衰退后 成军迅速快的外族就来填补空缺

早在高宗武后的时代，边地的镇将们就已经小规模的招募胡族士兵作为精锐使用。唐玄宗继位后，唐朝将这种经验普及化和制度化。这也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城傍”制度。

城傍制度的普及，使得玄宗时代军队的战斗力有所恢复。唐军在这个阶段中，和西北劲敌的战争里夺回了战略优势。随着胡人士兵的增加，以战功拔擢起来的胡人将领，也逐渐进入唐军中高指挥层。

虽有怛罗斯这样的战败 唐军在西北大部分地方依然获得胜利

这一时期的外族名将，有着唐初前辈们所无法企及的名望。如高仙芝是高句丽人，哥舒翰是九姓特勒出身，安禄山出身源自中亚的粟特人，史思明是突厥后裔。在安史之乱中成长起来的李光弼、仆固怀恩、安太清、阿史那承庆等将领，也都是胡族出身。从基层士兵到最高级的地方节度使，唐军上下已经渲染了一层鲜明的内亚色彩。

胡人充任地方大将的连锁反应，就是唐朝出将入相的政治传统的瓦解。仅以开元年间而论。在李林甫之前，唐朝从地方镇将变为宰相的就有郭元振、张嘉贞、张说等十余人。前方统帅能够影响国家决策，就使得前后方人心统一。军队和国家联系紧密，皇帝也藉由控制近在咫尺的宰相，遥控远在边区的大军。

安禄山故土粟特地区的重骑兵

但李林甫劝说玄宗不用汉臣专用胡将的策略，最终阻塞了边将进入中央的管道。从玄宗个人角度来说，汉臣指挥的边区军队，已经难做到将帅一心。如王忠嗣不敢进攻吐蕃军把守的石堡，哥舒翰却能死战攻克。也就证明了汉臣统御胡人士兵的局限性。加之胡人将领因为目不识丁而无法晋升宰相，也就在中央政府内避免了结党的可能。

大量使用国际雇佣兵，提拔在本地没有根基的外来人才作为心腹使用，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既能强化皇权，又可以应对外来挑战的效果。但相应的代价就是军队和国家、职业武士和普通民众之间，被完全割裂开来。自边区的藩镇陆续任用蕃将以及以佣兵为主力后，边区军队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开始脱离皇权的控制独立运作。

主张使用外族部队的李林甫

按照唐玄宗本来的部署，位于北方的安禄山集团，除了地域外患，还要牵制和平衡在西北对敌第一线的朔方军集团。因为朔方军不但兵员数量和质量为诸军镇之冠，又是在开元天宝时代战争的中心。许多朔方军的将领，都通过和吐蕃、回鹘的交战累积起了威望与军功。要平衡西北军团的影响力，玄宗只能人为的在北方再树立起一个可以抗衡西北诸将的模范将军。安禄山因此顺应了时代的进程，一路平步青云。

玄宗将大量部队集中北方 作为平衡西北边区军队的手段

各种归化人组成的军团成为了玄宗难以控制的力量

北方和西北武士集团的活力来自部落间的残酷竞争环境，同样其危险也来自于旺盛的竞争意识。当意识到自身的实力超过了其雇主可以控制的范围后，无论玄宗提拔起来的是安禄山、史思明或者是高仙芝仆固怀恩，叛变是必然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