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导读–读懂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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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记 【导读】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注重历史文化的国家。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传统能否延续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记忆储存在每一个人心灵深处,不同的历史记忆确定了不同的根。当人们在心灵深处发掘它的时候就叫作“寻根”。历史是一棵大树,每个人都是这棵树的枝叶。尽管枝干伸向四面八方,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根。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着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作者司马迁(前145—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为了获得作史的第一手资料,在二十岁那年开始了漫游生活,并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民间调查。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乙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正当司马迁专心着述的时候,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着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着作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合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的着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着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鲁迅先生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肯定了它在史学与文学上的地位。日本研究《史记》专家斋藤正谦说《史记》是“入昆仑之山,满目莫不是精玉,然有千金之珍,有连城之宝”,认为本纪有《五帝本纪》、《项羽本纪》,世家则有陈涉、萧曹,留侯,列传则伯夷、范蔡、廉蔺、张陈、淮阴、李广、刺客、货殖诸篇是连城之宝。本书依据历代选择标准进行筛选,以及初学者兴趣与诵读的规范,本集精选《史记》十二大名篇。

《五帝本纪》是《史记》全书第一篇。本纪就是一部按年代次序编写的帝王简史或系统的编年大事记。本纪排在全书的最前头,历来被视为全书的纲,它保存了许多历代相传的历史资料,对于后人了解历史年代发展顺序有着重要的价值。《五帝本纪》记载的是远古传说中相继为帝的五个部落首领——黄帝、颛顼(zhuān xū,专须)、帝喾(kù,酷)、尧、舜的事迹,同时也记录了当时部落之间频繁的战争,部落联盟首领实行禅让,远古初民战勐兽、治洪水、开良田、种嘉谷、观测天文、推算历法、谱制音乐舞蹈等多方面的情况。这些虽为传说,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地下文物的发掘来看,有些记载亦属言之有征,它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远古社会,提供了某些线索或信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就是从这远古的传说开始的,黄帝和炎帝两个部落的联合,战争,最后融为一体,在黄河流域定居繁衍,从而构成了华夏族的主干,创造了我国远古时代的灿烂文化。

《项羽本纪》以描绘项羽这一人物的形象、刻划这一人物的性格为主,同时也生动地叙写了战争。披卷读之,既可以闻见战场上的血腥,听到战马的嘶鸣和勇士们的勐吼,又可以看见项羽披甲持戟,嗔目而叱,大唿驰下,溃围,斩将,刈旗的神态与身影。《项羽本纪》正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写人,在写人的过程中写战争,二者相得益彰。战争因人物而生动、壮观,人物因战争而更显生动、奇伟。《项羽本纪》是《史记》传记中最精彩的一篇,达到了思想和艺术的高度统一。它犹如一幅逼真传神的英雄肖像画,色彩鲜明;又像一张秦汉之际的政治军事形势图,错综有序。通篇文章气势磅礴,情节起伏,场面壮阔,脉络清楚,疏密相间,语言生动,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篇不朽佳作。文中破釜沉舟、鸿门宴、四面楚歌、乌江自刎等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历代传诵。

《陈涉世家》是记述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吴广的传记。文中真实、具体、完整地记述了爆发这次农民大起义的原因、经过和结局,从中反映了农民阶级的智慧、勇敢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文章也比较生动的描写了陈涉和吴广的形象。陈涉出身雇农,胸怀大志,有政治远见,他要求人民从“苦秦”中解放出来;他聪明果断,具有组织群众、制定策略、指挥战争的卓越才干,不愧是农民阶级的杰出领袖。吴广虽然刻画简略,但从他与谋起义、诱杀将尉等事迹中,也表现了非凡的机智勇敢和反抗精神。在他们身上,都充分地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以不甘忍受黑暗统治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气概。文章也写到了起义军内部的不和及自相残杀,陈涉称王后的贪图享受、信用奸邪、脱离群众,表明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萧相国世家》记述的萧何眼光远大,深谋远虑。作为刘邦的助手,他不仅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而且很多地方都能从宏观的战略着眼,为建立政权打下坚实的基础。司马迁运用对比的手法,写刘邦率军进入咸阳后,将领们忙于争分金帛财物,而萧何却首先收取秦王朝文献档案,将其珍藏,刘邦由此详尽地掌握了全国地理、户籍等方面的情况,为统一天下创造了条件。在楚汉相争期间,萧何虽然没有像韩信、曹参等人那样在前线冲锋陷阵,但他留守关中,制定法令,安抚民众,建设后方根据地,不断地将粮草、兵员补充前线,使刘邦多次转危为安。在论功行赏、评定位次的过程中,司马迁借助刘邦和关内侯鄂君的话,充分肯定了萧何的功绩。但司马迁对萧何的描写是多侧面的,文中在写萧何实绩的同时,又刻画了他的自私。萧何很会识别人才,曾极力保荐过韩信;但后来萧何为了保全个人,又与吕后定计杀害了韩信。“萧何追韩信”的历史佳话使萧何堪称识才惜才的典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史实又使萧何成为反复无常的败事典型。司马迁笔下的萧何就是这样立体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另外,对刘邦和萧何之间微妙的君臣关系,司马迁也做了较充分的描写。刘邦认为萧何的功劳卓着,但又时刻提防萧何反叛。汉三年、十一年、十二年,鲍生、召平以及那个不知名的说客,先后为萧何敲了警钟,提出了具体的防范措施。萧何为了保全自己,采纳了鲍生等人的建议,博得了刘邦的欢心;但因为民请命,又遭牢狱之灾;最后“素恭谨”的萧何又得到了刘邦的赦免。司马迁这些一波三折的描写,生动地刻画出了萧何的性格特点。

《曹相国世家》刻画了曹参跟随刘邦起兵以来,参加了对秦军、项羽及叛军的无数次战斗,立下了“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的显赫战功,为西汉政权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曹参任相国后,主张一切顺应自然,采取“无为而治”的做法。他“日夜饮醇酒”;他的下属及宾客想规劝他,他反倒一再地向他们劝酒;他甚至对周围的官员房舍中醉酒唿叫的吵闹声,不但不感到厌烦,反而“取酒张坐饮,亦歌唿与相应和”。司马迁写了他受黄老学说影响的一面,但更写了他积极的一面。他的“醉”不同于贪官污吏的醉生梦死,他的“无为”也不是真的什么事也不做(否则善于识别人才的萧何决不会推荐曹参做自己的继承人),他只是坚定地按照刘邦、萧何制定的方针政策办事。他重视官员的素质,提拔那些质朴忠厚之人,摒弃那些华而不实、沽名钓誉之徒。生活上的醉酒并没有掩盖他政治上的清醒。萧何制定的法令对西汉初年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曹参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接替萧何为相后,“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不轻易改变那些行之有效的法令政策(“萧规曹随”的成语一直流传至今)。他的政治头脑和治国方针,在他与孝惠皇帝的一番对话中更加显明地表露出来。司马迁交替地写他的“醉”与“醒”,生动地刻画了曹参的形象。当然,曹参战功的获得多借助了韩信的才干和力量,而他的治国方针又过多地依从萧何,这些从文中所述事实及司马迁对曹参的评价中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留侯世家》记述了青年时代的张良是一个血气方刚的豪侠人物,他不惜家财为韩报仇,行刺秦始皇。但司马迁又通过张良遇见圯上老人的情节,刻画了张良的隐忍,这是早年张良性格的又一个侧面。张良追随刘邦以后,处处表现出了他的政治远见和高超谋略,如设计击败秦军,劝谏刘邦撤出秦宫,争取黥布、彭越,笼络韩信,进而灭楚等。刘邦称帝后,他建议封赏与刘邦有宿怨的雍齿,从而安定了人心,加强了内部团结。他是刘邦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为刘邦出了很多主意,刘邦对他则言听计从。刘邦对张良的评价“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成了对古今高明军师的共同赞语。明哲保身是张良后半生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良深知“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在群臣争功的情况下,他“不敢当三万户”;刘邦对他的封赏,他极为知足;他称病杜门不出,行“道引”、“辟谷”之术;他扬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处处表现得急流勇退。因此,在汉初“三杰”中,韩信被杀,萧何被囚,张良却始终未伤豪毛。司马迁通过上述情节,把张良刻画成了一个城府极深、明哲保身的典型。我们如果把张良和《淮阴侯列传》中那位工于谋天下、拙于谋自身的韩信相比,就可看出司马迁笔下刘邦的两位大功臣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差。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廉颇蔺相如列传》为合传,以廉颇、蔺相如为主,并记述了赵奢父子及李牧的主要事迹。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今天已是家喻户晓,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过重要的教育作用。蔺相如是太史公所景仰的历史人物之一,因而在这篇传记中对这位杰出人物大力表彰、热情歌颂。一方面表彰他的大智大勇,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会”两个历史故事,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他面对强暴而无所畏惧的大无畏精神,也表现了他战胜强秦的威逼凌辱、维护赵国尊严的机智与果敢。另一方面又表彰了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尚品格。在“廉蔺交欢”一段中生动地记述了蔺相如对蓄意羞辱他的廉颇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与忍让,终于感动了廉颇,实现了将相和好,团结对敌。廉颇是本篇的另一主要人物。作为战国后期的名将之一,作者虽然也记述了一些有关他善于用兵的事迹,但都着墨不多。而对他的“负荆请罪”却作了细致的描写,因为这正是这位战功赫赫的名将身上难能可贵的美德。居功自傲,对相如不服,固然表现了他的狭隘,而一旦认识到错误,立即“肉袒负荆”前去谢罪,这比战场杀敌需要一种更大的勇气,因而为司马迁所敬佩。赵奢、李牧虽不是主要人物,但作者也着力突出他们各自的特点。如赵奢既善治赋又善治兵,李牧不求虚名,只重实绩,都给读者留下了鲜明印象。尤其是赵括,经司马迁的记述之后,早已成为一个纸上谈兵的典型。

《淮阴侯列传》写韩信一生的事迹,突出了他的军事才能和累累战功。功高于世,却落个夷灭宗族的下场。注入了作者无限同情和感慨。他登坛拜将后与刘邦的一篇宏论,使韩信崭露头角,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胸襟。井陉一战正面表现了卓绝而奇特的军事才能。诚如韩信所说:“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这正是韩信知己知彼,据实灵活地运用战策的结果,足见其胸中韬略之一斑了。

韩信受胯下之辱的细节,不仅画活了屠中少年的个性特征,而且也很好地描写出韩信的心理特征。大量的心理活动,都在他“熟视”、“蒲伏”之中表现出来。而刘邦见到韩信请求为假齐王的上书时,骂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用脚踩他以示意时,他突然醒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这一戏剧性的细节描写生动而又风趣地把刘邦不拘礼节,流氓成性,头脑绝顶聪明、灵活,以及他随机应变的能力、情态都画活了。刘邦的形象不是唿之欲出了吗?

《李将军列传》记述汉代名将李广的生平事迹。李广是英勇善战、智勇双全的英雄。他一生与匈奴战斗七十余次,常常以少胜多,险中取胜,以致匈奴人闻名丧胆,称之为“飞将军”,“避之数岁”。李广又是一位最能体恤士卒的将领。他治军简易,对士兵从不苟刻,尤其是他与士卒同甘共苦的作风,深得将士们的敬佩。正是由于李广这种战斗中身先士卒,生活中先人后己的品格,使士兵都甘愿在他麾下,“咸乐为之死”。然而,这位战功卓着、倍受士卒爱戴的名将,却一生坎坷,终身未得封爵。皇帝嫌他命运不好,不敢重用,贵戚也借机对他排挤,终于导致李广含愤自杀。李广是以自杀抗议朝廷对他的不公,控诉贵戚对他的无理。太史公也通过李广的悲剧结局揭露并谴责了统治者的任人唯亲、刻薄寡恩以及对贤能的压抑与扼杀,从而使这篇传记具有了更深一层的政治意义。

《李将军列传》是司马迁的一篇力作,这篇作品充分展示了作者在人物传记方面的杰出才能。抓住主要特征突出人物形象是司马迁最擅长的方法之一,在本文中作者就抓住李广最突出的特点,通过一些生动的故事和细节,着力加以描写,使人物形象极为鲜明。如写他以百骑机智地吓退匈奴数千骑,受伤被俘而能飞身夺马逃脱,率四千人被敌军四万人围困,仍能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等等。通过这几个惊险的战斗故事,突出表现了李广的智勇双全。尤其是对李广的善射,作者更是不厌其详地精心描写,如射杀匈奴射雕手,射杀敌军白马将,射退敌人的追骑,误以石为虎而力射没簇,甚至平时还常以射箭与将士赌赛饮酒等等。这些精彩的片断犹如一个个特写镜头,生动地展示了这位名将的丰采 。随着这篇杰作的问世,李广的英雄形象也就渐渐铭刻在人们的心上。“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燕歌行》)这些脍炙人口的唐诗佳句就生动地表达了后人对这位一代名将的景慕赞佩之情。

《货殖列传》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属类传。这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史学界公认:“历史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而简要地道出了写作本篇的动机与主旨。全文主要是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作传。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潘吟阁赞曰:“《货殖传》一篇,讲的是种种社会的情形,且一一说明它的原理。所写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汉代。所写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脚色,各地有各地的环境。可当游侠读,可当小说读。读中国书而未读《史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而未读《货殖传》,可算未读《史记》。美哉《货殖传》!”(《史记货殖列传新诠·编者弁言》)李景星评本传为:“举生财之法,图利之人,无贵无贱,无大无小,无远无近,无男无女,都纳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数百年之贩夫竖子,伧父财奴,皆赖以传,几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盖财货者,天地之精华,生民之命脉,困迫豪杰,颠倒众生,胥是物也。”(《史记评议》卷四)这些赞语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识,卓绝千古;史公之笔,精妙绝伦。总揽全文可见,传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怀其才;篇中叙事行云流水,自然流畅;文中说理鞭辟入里,无懈可击;全篇辞章奇传雄浑,波澜壮阔。可谓博大精深,浑然一体,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璀璨夺目的光辉篇章。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文章历述了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从重黎氏到司马氏的千余年家世,其父司马谈重老庄之学术思想,司马迁本人成长经历,继父志为太史公,及其着述《史记》之始末,无不具备于篇中。但作者娓娓道来,错落有致,累如贯珠。叙写司马迁千余年家世,不过数百字,而系次井然。耕牧壮游,磊落奇迈的倜傥少年形象跃然纸上。父子执手流涕,以史相托付,场面又何其凝重。草创未就,横被腐刑,愤懑不平之辞,又使读者不禁掩卷叹息。特别是作者用相当篇幅序写六家的要旨,论道六经的要义,充分而深刻地反映了司马父子的学术思想。对儒、墨、名、法、道及阴阳六家的分析精辟透彻,入木三分,指陈得失,有若案断,虽历百世而无可比拟。

《史记》导读–读懂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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