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至九世纪隋唐时期的襄阳杜氏

按金日磾乃西汉时匈奴休屠王太子,后降汉入侍武帝左右,数十年无过失,拜车骑将军。38杜坦以日磾自比,用意是十分明显的。由于南渡较晚,即便是出自魏晋著姓、“中华高族”,杜坦、杜骥终未能进入刘宋权力中枢,在宋武帝永初至元嘉年间,杜氏兄弟先后担任青州刺史,在宋魏对峙与相互征伐中,为刘宋捍卫北疆,战功卓著。39

然而,襄阳杜氏毕竟是根基深厚的“中华高族”,虽然未能如杜乂房支那样联姻王室,但他们很快就在主要来自西晋雍、司地区的晚渡士族中,建立起了相当广泛的婚姻关系,如《宋书·杜骥传》所云:“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韦华。华子玄有高名,见而异之,以女妻焉。”又据《南史》58《韦叡传》:

叡(韦玄孙),字怀文,京兆杜陵人也。世为三辅著姓……时内兄王憕、姨弟杜恽,并有乡里盛名……外兄杜幼文(杜骥子)为梁州刺史,要叡同行。

据此可知,杜骥、杜幼文两代均与韦氏通婚,而王氏也同时与韦、杜联姻。40其中韦氏、王氏与杜氏情况相近,同为晚渡侨姓士族。在宋、梁时期,他们的宗族势力也大都集中在荆梁地区。总之,韦杜、王杜家族之间世代联姻,多少带有政治盟友的意味。也反映出襄阳杜氏在南朝侨姓士族中仍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同时也说明南朝士族阶层内部的“身份内婚制”特点的普遍存在,说明门阀士族社会还处在相当强固的状态中。

至宋文、武帝时期,杜坦、杜骥子孙已从最初的边郡太守逐渐跻身政权中枢,如杜骥第五子幼文,泰始至元徽中,先后为散骑常侍、黄门侍郎等职,后出任梁、南秦二州刺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家族势力达到鼎盛。41史称“幼文所莅贪横,家累千金,女伎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42杜坦子叔宝则为右军参军,后挟制豫州刺史殷琰,成为左右豫州地方政治的“土豪乡望,内外诸军事并专之”。43襄阳杜氏家族势力的膨胀,最终招致刘宋皇室的不满,元徽五年,废帝刘昱“微行夜出,辄在幼文门墙之间,听其弦管,积久转不能平”,于是自率宿卫兵诛幼文等。幼文兄、长水校尉叔文及诸子侄在京邑方镇者并诛。唯幼文兄季文、弟希文等数人,逃亡得免。44有关此支杜氏的子嗣,在《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全无踪影,估计隋唐时代已是后继无人了。

灵启、乾光房支

东晋初年,北来侨姓中的魏晋高门尚受到优崇,但因离政治中心建康稍远,此支人物虽为“元凯后裔,家传学业”,45却未能进入权力中枢,在东晋政军两界,襄阳杜氏无甚建树,与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家族在政治、军事领域各领风骚的局面相比,不免有些逊色。史称杜顾为西海太守,杜逊为魏兴太守,但均无甚事功可言。灵启为南齐给事中,其事迹亦不详。46从灵启子怀珤开始,杜氏子嗣繁茂,子孙渐以武功显名。史称怀珤“少有志节”,累有军功,先后为梁、秦二州刺史。怀珤九子:嵩、岑、嶷、岌、巚、岸、崱、嵸、幼安,47其中多以军功武略闻名一时者,如号称“杜彪”的杜嶷,“膂力过人,便马善射……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杀伤数百人,敌人惮之,号为‘杜彪’”。48由于杜氏兄弟长期盘踞军事重镇,逐渐培植起了一方势力,成为远近闻名的“襄阳豪帅”。梁武帝太清二年(548)侯景作乱,杜巚、杜岸、杜崱特别是杜岑之子杜龛,在当时均处举足轻重地位,在平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9

然而也在平乱的过程中,襄阳杜氏子弟几乎全部参与了梁宗室的权力之争,在萧绎(后为梁元帝)与萧詧叔侄之间,呈一边倒之势投靠了萧绎,结果,除杜崱病死于战场外,杜氏兄弟巚、岸及其“母妻子女”,尽为岳阳王萧詧所获,詧“并于襄阳北门杀之。尽诛诸杜宗族亲者,其幼稚疏属下蚕室。又发掘其坟墓,烧其骸骨,灰而扬之”。50此后,杜龛岳父王僧辩为陈霸先所杀,杜龛后在吴兴拥兵自重,但未能扩大势力,也为陈霸先所败,“其妻王氏截发出家,杜氏一门覆矣”。51在唐代谱牒文献如《元和姓纂》中,襄阳杜氏怀珤九子,只有杜巌、杜崱两房尚存孑遗,其他七房可能在南朝即已断绝了香火。

杜逊另有一子乾光,仕齐为司徒右长史。乾光著有《春秋释例引序》,流行于齐梁间。52乾光子渐,为梁边城太守。渐生二子,君锡、叔毗。53据《周书·杜叔毗传》记载:

叔毗早岁而孤,事母以孝闻。性慷慨有志节。励精好学,尤善《左氏春秋》。仕梁,为宜丰侯萧循府中直兵参军……时叔毗兄君锡为循中记室参军,从子映录事参军,映弟晰中直兵参军,并有文武材略,各领部曲数百人。

叔毗“励精好学,尤善《左氏春秋》”,反映出这个房支一直保持着儒学传统;而叔毗叔侄四人“各领部曲数百”,则意味着拥有大宗田产以及强大的宗族武装势力(南北朝时期部曲多带有私人武装集团的性质),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其他士族家族的情况推知,如《颜氏家训·止足篇》云:“……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54可见在颜之推看来,有良田十顷、奴婢二十,即可“止足”。又《梁书》51《张孝秀传》称:孝秀“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远近归慕,赴之如市。”此外,梁时裴邃曾“与僮属数百人,于芍陂大营田墅,遂致殷积”。55由此看来,叔毗一支确是势力相当强大的地方豪强,难怪叔毗降周后,周闵帝仍下令保护杜氏家族在梁州故里的“旧田宅”。56总之,聚族而居,广占田产并拥有众多的佃客、部曲,为叔毗一支宗族形态的显著特点,也是其能在地方长期称雄的经济基础所在。

然而,侯景之乱和随后发生的江陵之变,是叔毗一支命运转变的契机,大统十七年(551),西魏大将达奚武围萧循于南郑,叔毗作为萧循使节至长安请和,从此留居长安。此后,杜叔毗一支比其它侨姓士族率先一步回归北土,进入北周统治集团。北周闵帝时,叔毗为都督、辅国将军、硖州刺史等职。天和二年(567),因率部南征伐陈,为陈人所害。57

下 篇 杜乾光后裔杜审言、杜甫房支的兴替

一、复归巩洛

自开皇九年隋文帝平陈,中国重新进入南北统一的时代,其间,士族家族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南北朝末年,选举制度开始发生了一些反映寒门士子政治要求的变化,58至北周末年颁六条诏书,其中“擢贤良”条已明确申明:“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59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科举制度的基本精神。隋文帝时废中正,创置科举,“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60加之全国统一,西晋以来持续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局面终于结束,为南北士子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于是乎“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61胡如雷先生在《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隋唐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列举了自北朝后期开始,原聚族而居的山东郡姓如博陵崔氏、范阳卢氏,关中郡姓如陇西“驼李”等大族,向洛阳、长安迁徙的众多实例。62总之,对士族家族来说,科举制度创置所带来的冲击是相当深刻的。唐末王定保《唐摭言》记载士族子弟背井离乡、追逐科第的故事很多,如先天年间,山东士子王泠然为猎取科场功名,“一年在长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坐家园”,辗转漂泊,居无定所,63就是时代潮流冲击下士族子弟处于普遍变动状态的典型。

那么,时代变革给襄阳杜氏家族的历史命运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如前所述,江陵之变后,襄阳杜氏叔毗一支实际上已经进入关中士族行列。据《元和姓纂》及《北史·杜叔毗传》,叔毗生廉卿、冯石、安石、鱼石、黄石五子,其中,鱼石为隋河内郡司功参军、获嘉县令,64其他四子仕宦不详。从叔毗在北周的职位――都督、辅国将军、硖州刺史来看,鱼石等人或许有可能由门荫入仕。但是北周至隋初恰是选举制度发生变化的时期,先是苏绰典吏部,“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慎”;入隋以后,“选无清浊”的趋向更为明显,直至进士科出现,科举制渐渐得到推广。在这个背景之下,鱼石之子依艺为河南巩县令,未必得益于祖父叔毗的门荫。当然,在缺少史料的情况下,这些也只能是推测而已。无论如何,自叔毗仕北周、鱼石仕隋,直至依艺任巩县令并定居巩洛,襄阳杜氏又完成了一次新的迁徙。自永嘉之乱前杜耽离开洛阳算起,在大约300年后,其子孙后代又复归中土,而此时襄阳杜氏的籍贯实际上已再次与郡望分离。这也是或称杜审言为河南洛阳人的原因。

二、家学与家风

入唐以后,乾光后裔的发展方向开始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由儒学世家演变为文学世家。众所周知,早在汉初杜氏家族兴起之际,杜周、杜延年父子以刑名之学闻名于世。汉魏之际,杜氏子孙开始归宗儒学。从杜畿开始,杜氏祖孙三代在《左传》研究方面独擅其长,特别是杜预,于平吴后“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65杜预的《左传》系列著作问世后,很快风行一时,尤其在东晋南朝,习《左传》者咸尊杜注,在南北朝时期经学的“南学”学派中独树一帜,被后人称为“左氏功臣”。66

从京兆本宗析出的襄阳杜氏,最初并未丢弃儒学传统,如杜坦、杜骥兄弟,“于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学,故齐地多习之”。67只是其子杜幼文辈渐为骠悍武人,终遭杀戮,儒学传统在此房支遂致废绝。相比之下,乾光家族仍旧保持着儒学传统,乾光、叔毗祖孙在学术渊源上继承了杜预《左氏春秋》学的传统,并有所成就。68然而大约在隋唐之际,亦即鱼石、依艺两代,襄阳家族开始由儒学世家转向文学世家。促成这个转变的,除去时代学术文化发生转变这一历史因素外,还与侨姓士族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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