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民国初年，客居武汉的宁波镇海籍客商唐爱陆便在汉口开设了一家名为爱国公司的百货商店，专售国货。这是自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后，开“专售国货”之先河的商店。唐氏在武昌首义时，曾担任民军后勤工作。首义之后，筹资2万，开设爱国公司，销售天津爱国布、景德镇瓷器、宜兴紫砂壶等国货精品，以引起国人对国货的重视。
正是秉承这一爱国传统，在上世纪30年代的武汉国货运动中，宁波籍客商身先士卒、奔走呼号，力促武汉中国国货公司（或国货商场）于1937年7月成立。由于时值抗战，公司西迁。1945年10月，在宁波人魏吉甫等人的精心筹划下，武汉国货公司正式成立。公司下设总务、会计、营业三部，营业部下分绸布、化妆、内衣、棉织、鞋帽、文具、搪瓷、五金、食品9个营业柜，有部主任、柜长、办事员、助理员、练习生，各司其责。商品进货必须由营业部主任亲自看质评价后，才能确定是否购进。
武汉国货公司所在地江汉路是一个繁华的门市区，地段好，商店多，既有专业绸布店，又有百货业同行。但是，作为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魏吉甫在经营武汉国货公司期间，大肆宣传国货，弘扬国货，为扩大国货的营销量，魏吉甫在花色品种上大做文章，力求式样新颖，品种齐全。在经营方式上，也非常讲究。如在服装、内衣柜的经营方面，以“名、新、全”取胜，当时社会流行的白府绸、条子衬衫都有，有高档品，也有大众化品种，同时规定顾客买去的商品可以退换，顾客在买东西挑选时，尽量帮助选好，避免顾客往返。比如白衬衫出售时，容易脏，他们就备有试穿衣，在量好大小后，让顾客尽情挑选。对于顾客的退换要求，也尽力满足。
武汉国货公司作为武汉地区最早实行现代化商业管理的企业，突破了封建家长式的管理，建立了武汉近代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以股东代替了店老板，以聘用制、练习生制取代学徒制，其人事、财务及商品管理和销售服务管理系列，均效仿近代企业模式。正因为如此，武汉国货公司在短短的几年中，便发展成为了武汉百货业的骄子。1949年后，该公司改为武汉中心百货商店，作为武汉百货界的骨干企业一直坚持到今天。
四
在汉口的实业界中，宁波帮的代表人物是宋炜臣，他是近代汉口实业界的巨子。他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筹建了燮昌火柴厂、既济水电公司、扬子机器厂、富池口等多家近代企业，成为汉口近代民族资本的巨头，在武汉近代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因此，谈宁波帮在武汉的实业，宋炜臣当是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
1896年，宋炜臣从上海来到武汉。此时，正是甲午战争之后，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日益高涨，筹办民族工业以拯救民族危机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汉口近代民族工业就是于此时发端的。而此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民族资本的创业不仅持一种宽容和灵活的态度，而且还给予积极的支持。因此，当宋炜臣提出开办燮昌火柴厂时，张之洞立即给予了10年的专利权。这10年的专利权，给予燮昌火柴厂充分扩展的空间和时间。为促进企业的发展，宋炜臣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投入充足的劳力资金，很快便使燮昌火柴发展壮大，垄断了湖北、河南、陕西一带的火柴销售。宁波帮实业界人士在汉口的创业从燮昌开始获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不仅如此，由于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中坚持支持民族企业，也给了宋炜臣第二次机会，使其可以放手创办既济水电公司这个公用事业。也是因为张之洞的支持，宋炜臣顺利地邀集朱葆三（宁波人，上海总商会会长）、万撝伯、王予坊等浙江、湖北、江西三地的11名巨商，共同发起筹办水电公司。对于宋炜臣申请创办水电公司的、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要求，张之洞大力赞赏，不仅全部答应了宋炜臣的要求，还从资金、政策等方面予以大力扶持，并“应即拨官款三十万元，作为股东”，再次给予既济专利，规定汉口地区除租界以外，不得另设电气灯、煤油气灯、自来水公司。同时批示“其用人理财诸事，官不干涉，以清权限。”完全可以这样说，正是在张之洞的全力支持下，“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才顺利成立。
1908年秋，既济电厂首先落成，两座欧式发电厂房在汉口大王庙汉江边建成。内装有500千瓦直流发电机3部，总装机容量达1500千瓦，占全国经营电厂总容量4449千瓦的1/3，居京、沪、穗、汉四大城市民营电业之冠，也大于汉口的英商电灯公司和德商、日商电灯公司。既济电厂的落成，让汉口武圣庙至黄陂街一带的繁华市区，因万家灯火而光彩夺目。汉口市民的生活由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今天的汉口六渡桥有一个著名的建筑——水塔。水塔的历史已经整整一百年了。这个从1908年开始动工建设的水塔，就是既济水电公司用来流转宗关水厂通往自市区中心的自来水之压力所用的。这个曾经鹤立在一片低矮的民房中的建筑，是当时汉口最高的建筑物，也是六渡桥江汉路一带的标志性建筑。1909年水塔竣工，汉口人在全国较早地喝上了自来水。自来水厂建立的意义还在于，水厂的建立，在时间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规模上也堪称第一。两年之后，既济水电公司把水管铺进了租界，那些高楼大厦间的洋人们，也开始喝上了中国人提供的自来水。
近代的武汉，是全国唯一的租界与华界并行发展的城市，也是近代亚洲一流的城市。作为亚洲一流城市的标志之一，便是公用事业的发展。既济水电公司的成立，既济水电公司电厂与水厂的建成与投入使用，让武汉公用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这是武汉近代工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更是武汉近代市政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个近代企业的兴建，还有更重大的意义，作为汉口公用水电业的发端，也推动了城市消防系统的建立，促使了城市管理机制的萌生。而这些，都与宁波帮宋炜臣、朱葆三有直接的关系。这是宁波人对近代武汉的一个重大贡献。
汉口历来号称九省通衢，长江、汉水养育了武汉。由于陆路交通的不甚发达，汉口商业的兴盛与水运密切相关。水运的发达促使了武汉商业贸易的兴盛，强化了本地区的商贸优势，吸引各地商人通过水路来汉导财运货，商业贸易和航运业便成了汉口商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柱。
由于宁波与汉口的地理条件相似，都是得水独优，因此，宁波的造船业也相当发达。在古代运输业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宁波人曾经靠内河帆船运输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汉口地区贩运了500余万石粮食，其运输能力可见一斑。汉口开埠之后，宁波帮依托汉口这一商业重镇和良好的区位优势，加上长期积累的商贸经验，在汉口开展了自己的水上营运活动。宁波帮在武汉的商业营运活动范围之大，面积之广，仅仅只次于当时的上海。
1861年汉口开埠，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依托武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自己的商贸经验，活跃于近代工商业的各个领域，大汉口成为上海之外宁波商帮主要活动区域，他们在宁汉之间从事航运、水产、银楼、火柴、水电、杂粮、银行等行业，其中属于独家经营的则为长江夹板船航运业。
由于宁波帮的船运业长年航行于长江中下游各口岸，更使宁波帮了解长江沿岸各大城市的商贸货物的需求，从而在长江沿线架构了一条由宁波帮主控的商业航线。至清末，宁波帮共有70多只夹板船在长江沿线从事货物运输。近代巨商叶澄衷就是靠木帆船起家的宁波商人，他也曾经营宁波、上海至武汉的航运业，自置帆船100余艘。直到20世纪，宁波帮依然控制着汉口和长江下游港口之间的水上货物的运输，并成为了汉口城市中最为重要的商业势力。他们向汉口输入棉纱、棉布、绸缎、海产，购回杂粮、黄豆、桐油、牛油、麻、棉花和大米，这种大规模的运输与销售，促成双方年贸易额在3500万两至4000万两之间，数额之巨甚为可观。宁波商人发达的航运业在武汉对外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有力推动了汉口与长江沿线各城市间的商贸往来与发展。
如此巨大的商业贸易，最终必然会出现资历雄厚的航运业的巨擘。在从传统帆船到近代轮船业的转变中，宁波帮顺应航运要求，及时调整营运思路，迅速从困境中走出。他们相继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经营长江中下游航线的客货运输，其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在武汉相当引人注目。其中以虞洽卿、陈薰、严义彬等合资创立的宁绍轮船公司和虞洽卿独资兴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及鸿安商轮公司最具代表性。其中宁绍轮船公司名列长江六大轮船公司之一，三北轮埠公司发展成为抗战爆发以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集团——三北航业集团，堪称民族航运业中的巨擘。
宁波帮在长江航运业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虞洽卿。虞洽卿兴办实业的想法萌生于1906年。这年，他从日本考察商务回国后，有感于西方势力不断侵夺长江航权并不平等地对待中国乘船者。为了与西方航运势力相对抗，经过两年的筹备，于1908年邀集陈薰、严义彬、方舜年等宁绍同乡，创办了宁绍商轮股份有限公司。1913年，宁绍轮船公司进入汉口，并于三北轮埠公司汉口分公司代理的鸿安公司一同来汉，于次年合作开辟了汉口至上海的航线。当年，宁绍公司的“宁绍”轮首航抵达汉口东方码头。当时，码头上下数千人前来欢迎第一艘与外商在长江航线上展开竞争的中国轮船。与外商轮船公司在长江航线上首开竞争先河的，就是宁绍公司。
与宁绍公司相比，三北航业集团下属有三北轮埠股份有限公司、鸿安商轮公司、宁兴轮船公司和鸿升码头堆栈公司，属于辛亥革命以后迅速崛起的民族航运企业。三北公司落户汉口之后，凭借其固有的实力和灵活的经营方式，开辟了多条航线，拓展了长江航运业务，推动了汉口埠际贸易的发展，并与国内多个重要城市，如上海、青岛等地建立了商贸联系。而且，由于他们在经营管理和船舶调配方面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可以根据长江水位的变化，适时调整舰艇的吨位，因此，在长江枯水季节也能解决湖滨及小港货物的集散运输。具有了良好的社会信誉。其经营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航线之广，都足以和外资及官办企业相抗衡。汉口的三北码头就是其公司的专用码头。
而且，宁波帮的这两个航运公司，在抗日战争期间，都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两家公司的近10多艘船只都被国民政府征用，在构筑长江御敌工程中，用来堵塞长江航道，以阻止日本海军溯江西进。在抗日战争武汉会战之前的大规模西迁过程中，三北公司与其他公司协作配合，抢运疏散了大批人员和物资，武汉沦陷后，又支援川江的运输。虞洽卿用自己的行动，在民族危难之际，实现了其实业救国的理想。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