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沿着”稻米之路”从中国传播到东南亚

也有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认为(并得到一些中国学者肯定和支持),亚洲稻作业起源于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经缅甸、泰国北部到云南的弧形地带的“阿萨姆—云南说”8。认为起源于阿萨姆,是因为“据说在印度的十四个邦中,稻的原始品种数量合计为二万个,而阿萨地区就占了相当的数量”,“在阿萨姆复杂的生态条件下分布着所有种类的稻种”。但是,“有的人类文化学者认为,阿萨姆的稻作栽培年代并没有.那么古老”,也没有考古资料可以支持阿萨姆起源说。日本和中国的一些学者则认为水稻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云南的植物种类多达1500余种,约占全国的一半,素有“植物王国”之称;云南稻现有3000个水稻品种,稻谷种植的垂直分布从海拔100米直到2600米由于地理、环境、气候的特点,使云南成为变异中心,因此,云南现代栽培的水稻的祖先很可能就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东南亚的大河流,都以云南的山地为中心,呈放射状流四方。这些大河流的河谷以及夹于河谷之间的隘道,自古来就是民族迁徙的通道。因此,云南作为稻米的起源地在亚洲稻米往东传播的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9但是,从考古材料看,包括云南在内的这一弧形地带出土的稻谷遗存最早的,是考古工作者2008年在云南大理州剑川海门口遗址发现的碳化稻,年代为距今约5300-3900年10。从考古学的资料和研究看,稻作业起源于云南这一观点难以得到证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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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贝尔伍德综合查尔斯·海厄姆等东南亚史前史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认为泰国北部和越南北部有关水稻遗存的年代,都不早于公元前3600年。至于东南亚诸岛屿,公元前3000年之后水稻栽培技术经台湾和菲律宾向南扩展到那里,这可从考古学和比较南岛语言学两方面的发现得到证实。但是,考古学还没有为水稻何时到达真正的赤道地区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提供明确的依据,但该过程不会早于公元前2300年。12贝尔伍德认为,在东南亚(可能除了越南北部沿海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并没有证据表明出现过任何原始农业的发展,当地原始农业似乎大多是那些已经熟悉了稻谷、粟类和其它亚热带作物如番薯、芋根和甘蔗的人引进的。现有的证据表明,进入东南亚地区的农业扩张主要开始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而在这种农耕体系南向扩展的过程中,介入了许多东南亚本土的热带水果和块茎,仍是相当重要的。东南亚当地的搜寻食物群体可能在农业植物种类方面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知识。13

贝尔伍德的这一看法符合已有的对东南亚和中国农业考古所提供的依据和所作的研究。1990年代担任美国安多夫考古基金会主任的著名农业考古学家理查德德德·麦克尼什(马尼士)也认为,“东南亚,诚然就象非洲一样,是一批驯化作物的发源地,如香蕉、甘蔗、芝麻、葡萄、柚、橘子、柠檬等,但我们已有的考古资料只能说明它是一个非中心区。这一地区实际上就是中国为核心的远东中心区的外围”。14

稻作业正是起源于东亚大陆农业中心的中国,并从南部中国传播到东南亚的。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农业考古已有相当充分和具有说服力的发现和相关的研究证明,中国大陆在距今1万年左右开始栽培谷物,出现原始农业。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到距今七八千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原始农业已经较为发展,并明显分化出两大农业系统,即南方的稻作农业和北方的粟作农业。与东南亚原始农业起源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国长江中下游的水稻栽培的形成和稻作农业的发展。著名的东南亚史学考古学者、新西兰奥塔兰大学教授查尔斯·海厄姆在2002年出版的《大陆东南亚的早期文化》中也认为,广泛、深入的研究表明,稻谷的驯化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有内在的过程,这一过程发生在公元前10千纪—公元前8千纪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亚的稻谷栽培技术从中国传入。15

三、水稻之路的起点: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

从生物学、古生物学的理论上分析,由于中国南方在自然地理环境方面与东南亚相似,如果说东南亚有可能是稻作业的发源地,那么,中国南方显然同样也有这种可能。因此,破解稻作栽培起源之谜,就不能仅仅依据生物学、古生物学的理论上分析,还需要考古学等方面的依据。

考古学上的大量资料证实。距今七八千年前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普遍种植水稻。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期中国南方种植水稻的遗址更是层出不穷,其年代远远在东南亚、南亚之前。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距今约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的水稻遗存,在当时这已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栽培水稻遗存。20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学家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了更早的距今约8000年的栽培稻遗存,把水稻的起源提前了1000年。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又在江西万年大源乡仙人洞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1万年的水稻,并找到了从野生稻驯化成栽培稻的证据。

河姆渡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在1970年代发现的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大面积种植水稻的考古遗址,距今约7000年。河姆渡遗址稻作遗存丰富,从河姆渡遗址第1期文化上部地层(即4A层),普遍发现有稻谷、稻秆、稻叶和木片等有机质堆积,一般厚20-50厘米,最厚处超过100厘米,有人曾以平均厚度100厘米计算,折成稻谷当在120吨以上。稻谷遗存之丰富在已发掘的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也居首位。而且,还有足够依据,可以证实河姆渡遗址北部平原地带有水田遗迹 。从生产工具看,河姆渡遗址出土相当数量的梯形和长方形石斧,共出土骨器达2900件之多,其中有作为翻土工具的骨耜约170件。河姆渡先民除使用骨耜外,还使用木耜、用鹿角叉做成的鹤嘴锄,一种用动物肋骨制作的锯齿状器,推测是件收割农具—镰刀。还发现木杵一件,是河姆渡先民的谷物加工工具。研究者认为,在众多的砺石当中,有石磨盘和石磨棒,是当时的粮食加工工具,反映出河姆渡先民的农业生产工具已经从简单走向多样,已出现专门化的农业工具。遗存中发现棚栏圈,可能是家畜圈,表明河姆渡先民驯化动物已进到圈养阶段,这是与定居农业相联系的。出土的有稻穗纹和猪纹的陶钵,反映了河姆渡先民的种稻和养猪已成为两项互相依存的重要生产活动。这些考古学上的依据表明,河姆渡先民从事的耜耕水田农业已离原始农业初创时期走了好长一段路程,已有了比较发达的水田稻作农业。16

迄止1970年代,河姆渡遗址可以说是亚洲最早的、数据最可靠的栽培稻谷的遗址。联系对河姆渡发掘和与之相距不远、时代相同的发现栽培稻的遗址桐乡县罗家角遗址的分析,童恩正认为“当时杭州湾区域的栽培稻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他当时就推测,“从这类遗址稻谷栽培和家畜驯养的规模及其技术成熟的程度来看,这并不是中国南方农业的起点。在此以前,应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可能不会短于2000年—3000年”。17

此后20年间中国的农业考古证实了童恩正教授的这一推测。从最初驯化水稻到更广大地域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水稻种植,确实经过二三千年的发展。农业考古证实,中国最早的栽培稻演化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最早的稻属植硅石遗存的材料来自江西万年县大源乡境内的仙人洞和吊桶环两处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仙人洞遗址早在1960年代初期就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1993年和1995年秋季,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AFAR)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对仙人洞遗址进行了系统采样,并在吊桶环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在仙人洞和吊桶环各层位都采到了木炭,并由中美双方利用AMS技术测定了34个样本,所得最晚的一个数据为12430±80BP。在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各个层位采集的近40个用于植硅石分析的样品中,找到了600余个稻属植硅石的个体,鉴别出了一定数量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形态的植硅石。这两个层次的年代大约在距今14000年至11000年之间。在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层中,还发现了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物蛋白石,已具有人工干预的痕迹,说明当时人们不但已经采集野生稻作为食物,而且可能已尝试人工种植。181995年在湖南道县玉蟾岩发掘出土的两枚1万年前的稻谷,被证明是一种由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古栽培稻类型,其年代参照道县三角岩C14资料在12060±120BP左右,大体与上述吊桶环E层和仙人洞3C1a层接近,说明栽培稻在这一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出现已非孤例。19

农业史专家陈文华据此肯定,栽培稻是从野生稻驯化来的,时间在1万多年前。从中国稻谷遗址的地域分布看,有几个特点,一是长江流域明显可分为下游、中游和上游三个部分。长江下游、中游的遗址数目最多,下游集中太湖地区,中游集中湖南、湖北两省,分布也最密集,因而长江中、下游近十余年来一直是稻作起源研究的热点,其余地区被视为扩散传播的结果。1970年代末最早的遗址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及桐乡罗家角遗址,距今7000年;这一记录被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距今8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所打破;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贾湖的记录又被距今9000-8000年的湖南澧县梦溪八十垱及澧县平原彭头山、安乡汤家岗等遗址的新发现所刷新。

与中国的长江流域相比,与东南亚比邻的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遗址数较少,分布也显得较散。1996年在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的31个文化层(年代距今12000-8000年)中发现7个样品有水稻硅酸体,共24粒。研究人员对遗址的扇形硅酸体进行聚类分析,主要结论认为牛栏洞遗址的硅酸体为一种非粳稻的类型,在水稻的演化序列上处于一种原始状态。桂北地区的稻作农业是新石器中期才出现的,重要的证据是晓锦遗址出土的大量炭化稻谷。晓锦遗址位于广西北部资源县晓锦村后龙山上,南距桂林甑皮岩遗址只有百余公里,碳14测定距今5000-3200年。这里的稻作农业很可能是从邻近的湖南传入的,是广西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史前稻作标本。

同样与东南亚比邻的长江上游地区云南的几处稻谷栽培遗址在时间也是比较晚的,距今3000多年前。就迄今已经发掘的材料来看,洱海地区以宾川白羊村遗址为代表。遗址下层经过碳14测定,年代距今3000多年。元谋大墩子早期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3000多年。20

农业史专家陈文华根据对中国水稻起源和发展相关研究总结道,到了8000年前左右,水稻的种植在长江流域中游和淮河上游都颇具规模。“已经越过选育、驯化阶段,形成了早期稻作农业文化。大约到了7000年前,中国的稻作农业已进入发展阶段。淮河流域下游、长江中下游都已发现很多稻作文化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距今7300-6800年。说明这一时期稻作已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普及,并且水稻品种也得到了初步的改良,已有稻和粳稻两个品种。到了6000年前,中国的原始稻作开始进入发达阶段,水稻种植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稻田的整治已初具规模。到了5000年前,水稻的种植已经遍布长江流域各地以及华南、闽台地区,甚至连黄河流域(如陕西、河南、山东)的一些地区都已开始种植水稻了。”21

以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为依据,结合生物学、古生物学的理论分析,考古学家认为: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兴起后,不断地向周边地区传播,向南传至云南、广西、广东;向北传到河南、陕西、山东等地。22

中国考古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1980年代以来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肯定。澳大利亚学者彼得·贝尔伍德认为,“稻谷(稻属sativa)是首先在中国培育成功的一年生植物。根据公认的考古证据,稻谷首先是在全新世早期气候比较温暖的条件下,在扬子江(长江中下游)低地地区的某个地方培育成功。由此证明浙江河姆渡那样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木构村寨的居民,从公元前5000年时就在当地生活。中国中部沿海地区出土了大量与这些发展相关联的器物,包括陶器、木工、石斧、木质的骨质的农业工具,船、桨,用于纺织(棉花?)的纺锤轮、席和绳,伴随出土的还有动物驯化的证据,包括猪、狗、鸡,可能还有牛和水牛”。23著名的世界史学者戴维·克里斯蒂也认为,大量研究表明,也许在大约9500年到8800年前,那些收获野生水稻的食物采集的民族就开始在中国南方长江一带栽培水稻了。到距今8000年的时候,中国北方以小米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中国南方以水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都已经确立起来了。24美国学者杰里·本特利等在他们所著的《新全球史》中也明确地肯定,“在东亚长江流域的居民早在公元前6500年就开始种植稻米。……东亚的人们也许早在公元6000年前,就饲养了猪和鸡,后来还把水牛驯养成家畜。”25

为什么是中国的长江流域,而不是普通野生稻较多的华南或东南亚的某些地区会成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呢?中国考古学者严文明认为,这是“因为长江流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那里冬季较长,食物比较缺乏,需要某种可以储存到冬季都可以享用的食物作为补充,稻米正好符合这种需要;长江流域虽然有普通野生稻,但数量比中心区少得多,自然状态的产量不可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有必要进行人工培植。也只有通过人工培植,稻种才能安全过冬而得以继续繁殖。所以,稻作农业的起源首先应在野生稻分布北部边缘的长江流域。尽管普通野生的分布范围包括了整个东南亚及其岛屿,它们的北界在温带北纬300上下、在为期近万年的历史长河中颇多徘徊移动,但栽培稻的起源为会么偏偏不在这一带?其重要原因可能就在于“长年炎热多雨的热带地区,植物终年都能生长,人们随时都可以直接从自然界获取食物,没有培植谷物的迫切需要,所以谷物农业在那些地方反而发展得较晚较慢”。26生物史和考古学研究表明,东南亚原始农业是从块根类芋头、木薯等开始的。继芋头木薯以后种植的是粟、黍、薏苡等,水稻是最后才取代粟类登上主粮地位的。讨论水稻起源地既不能没有野生稻存在这个大前提,但野生稻又不是唯一的在前提。“亚洲的包括泰国在内的热带季风雨林地带,有着含淀粉的植物粮食和野生的各种果实,鱼,贝类,鸟类等丰富的食物。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在农耕时代之前,曾经历了非常漫长的采集、狩猎时代。”27东南亚的原始农业首先出现在大陆东南亚北部山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里的居民仍然要通过狩猎获得动物性食物,而低地的环境条件并非理想的生活场所。食物来源既然通过林地采集、狩猎和少量种植可以充分满足,自然没有必要想到采集野生稻(加工麻烦),栽培水稻28。

由此可见,水稻农耕的发生除了需要有适宜的环境条件之外,还需要有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二者缺一不可。根据现有材料,在距今10000-7000年前,这些条件也只有中国长江中下游的一些地区才具备,包括野外食物供给季节的变化无常、环境变化造成的食物供给数量减少、甚至是人口数量的自然增长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类社会在水稻培植和耕种方面有更大的投入,从而最早利用自然资源发展了栽培水稻。

四、稻米之路:从中国长江中下游经华南和西南到东南亚

从对东南亚史前农业遗存的考古研究看,东南亚的稻作业最早起源于红河下游和泰国北部地区,在时间上最早在公元前4000多年前,要远远晚于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亚的稻作业是从中国传入的,这条稻米之路就是从中国长江中下游经华南和西南到东南亚。1970年代以来的研究表明,越北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五个千年以后。如果是那样,越北地区可能是东南亚原始农业最早发展起来的地区。在越南北方,继和平文化后出现了北山(Bac-Son)文化,由法国人曼修于1906年发现于谅山省的北山,共有45个遗址。北山文化已明显属于新石器早期的文化。较之和平文化,其重要的进步是有了手制陶器,出土的石器工具中有磨制的掘土工具,这些都表明当时的居民已从事原始的农业,但是,在北山文化遗址在还没有发现稻谷遗存。晚于北山的新石器文化,有冯原文化(Phung Nguyen)。冯原位于红河三角洲,在河内以北不远的地区,由越南考古学家在1960年代开始发掘。已发掘的冯原遗址的面积为38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达0.8米,反映出当时居民已长期定居当地。冯原出土的石器工具有石斧、锄头等。一些釜、瓮、盆既大且笨,显然只有定居的居民才制造这样的器物。在冯原,还发现了稻谷遗存,和狗、猪、牛、鸡等家养动物的骸骨。这反映出当时的稻作农业已有一定的发展。彼得·贝尔伍德认为,冯原文化的资料表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期或第二个千年早期,这里已有了稻作及更大范围的物质文化,包括石箭头和石刀,烘烤过的土纺锤和弓弹丸,以及有锯齿纹和蓖纹装饰的陶器。29这意味着红河流域下游在4000多年前已经发展了稻作文化。

较多地提供中南半岛北部地区农业发展的是泰国东北部呵叻高原的班青遗址。在呵叻高原西部边缘的低地山丘地区。班青遗址的主要发掘者认为,这里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期间已开始有人居住。这个断代此后一直受到责疑,但这些遗址出现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或第二个千年看来还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在距今4000年前,当地的农业社会已在此建立,这里的居民可能已在河流下游和季节雨水冲积的土地上种植稻谷。30曾参与班清遗址研究工作的考古学家怀特认为,“班清遗址发掘的最重要的贡献是考古学者们找到了今天东南亚到处可见四千年以来以耕作为基础的低地农耕社会之根。许多泰国现代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习俗—诸如稻作、饲养家蓄、水牛、狗和鸡,甚至制陶工艺,在某种形式上在数千年前的班清文化传统的遗址中都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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