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沿着”稻米之路”从中国传播到东南亚

水稻的起源和发展:水稻沿着”稻米之路”从中国传播到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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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稻在中国与东南亚历史和文化发展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稻米之路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最早形成的文化交往之路。由于一些学者对1960年代-1970年代东南亚主要是泰国北部考古新发现的解读,产生了栽培稻起源和发展于东南亚并且从东南亚传播到中国的观点,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对中国和东南亚大量农业考古资料的科学研究充分证实,栽培稻和以栽培稻为基础的稻作业在从大约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前6000年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产生并且逐渐得到发展,此后通过从中国东南沿海到东南亚的海路、江西湖南经广东广西进入中南半岛以及从中国云南南下这几条道路逐渐传入东南亚。公元前4000-3000年间, 中国到东南亚的稻米之路基本形成。

Abstract Rice industr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Rice Road is the earliest and oldest cultural-exchange road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Because of some scholar´s explanation on the archaeology discovery in Northern Thailand in 1960s and 1970s, the view on the rice was domesticated and developed originally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had been widely accepted .But the deep studies on both China´s and SEA´s archaeology has proved that the rice was domesticated originally in c.10000 B.C and then the rice industry had developed in China´s Yangtze river reaches .The rice cultivation had been introduced into Southeast Asia from Southern China´s eastern coast area、Guangdong、Guangxi and Yunnan. The Rice Road between China and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was established at least between .c.4000-3000B.C, and then extended to Island 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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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稻米之路 中国 东南亚

Key words rice road China Southeast

作者简介 贺圣达,男。1982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东南亚研究工作。东南亚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专著《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缅甸史》等;在《中国社会科学》、《亚太研究》、《东南亚研究》等刊物发表东南亚研究方面的论文百余篇;主持翻译《剑桥东南亚史》。现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

由于中国与东南亚所处的地理环境具有适宜于原始农业发展的特点,农业尤其是稻作业在中国与东南亚历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新石器时期文化发展和农业革命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稻作业的发展。东南亚早期的文明社会是在稻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稻作业不仅对早期东南亚文明而且对东南亚古代历史发展尤其是古代历史发展产生了生重大的影响。从史前时期的后期到19世纪中叶,东南亚较为发达地区社会的经济基础一直是农业,主要是稻作业。因此,东南亚的稻作业起源早就引起了学者包括植物学家的注意,而中国南方也被认为是稻作业的故乡,稻作业在中国南方古代农业、古代社会的发展中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东南亚在地理上、历史上、民族关系上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探讨稻作业的起源和发展,就需要对东南亚和中国的稻作业的起源和发展联系起来,作一个全面的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稻米之路—稻作业的起源和发展之路。

一、东南亚稻作栽培起源问题的探讨:从植物学到考古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南亚农业尤其是稻作业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并且由于对1960—1970年代泰国北部考古发现的不同解说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当时一些考古学家提出了稻作栽培起源于东南亚尤其是泰国北部,此后一些东南亚史、东亚史著作都采纳了这一观点。由于新石器时代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在地理环境上的相似性以及族群关系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探讨农业尤其是稻作业的起源,如果不联系并充分考虑196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考古取得的大量可信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仅就东南亚而言,显然难以对这一问题作出合乎历史实际的回答。因此,必须把东南亚农业尤其是稻作业的起源,放在中国—东南亚早期族群和文化联系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中来探讨。

正如学者们所指出,关于东南亚地区在人类栽培作物历史上的重要性,最初是由植物学家提出的。1951年,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N.I.Vavilov)将东南亚列入亚洲作物起源的一个中心,与中国、印度等并列。但他强调,“在其品种的丰富多样方面,在其所栽培植物的种类和范围内,中国在种植类型起源的其余中心里是引人注目的”。1952年,美国地理生物学家索尔(C.Sauer)在《农业的起源和传播》一书中则提出了全世界的农业都起源于东南亚,但他所说的东南亚也包括了中国的华南地区。1963年,英国植物学家达林顿(C.D.Darlington)对瓦维洛夫的分类作了修正,将东南亚正式定为全世界九个栽培作物中心之一。1966年,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学家李惠林将东亚栽培植物的地理分区分成四个地带,自北而南为:北华带、南华带、南亚带(包括自缅甸、泰国以至中南半岛)、南岛带,他认为稻、等谷物以及芋、海芋、薯蓣、地瓜、荸荠等块茎作物,均起源于南亚带2

以上这些说法还是基于东南亚的自然地理环境从植物学的角度提出的推测,虽然提出了东南亚在栽培作物起源中所处的地位,基本上还属于一种基于生物学理论的推测或假设,并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明。因此,除了在生物学界,并没有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多大的影响。

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一些考古学家对泰国北部农业考古的解读,他们对东南亚史前农业包括稻作业起源和发展及其在亚洲甚至世界农业发展史上地位提出的新的看法,令举世瞩目。1966年,美国考古学家切斯特·戈尔曼参加了在泰国西北部夜丰颂府(Mae Hongson Province)孔河(Khong Stream)西岸的神灵洞(Spirit Cave)考古发掘。1973年至1974年,根据对出土的一些植物种子的分析,他认为神灵洞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其时代约在9000年以前。他还认为,尽管在神灵洞并没有发现稻谷,但某些石器工具却是与稻谷栽培相联系,其时代在公元前7000年以前。1977年,戈尔曼更进一步提出了有关东南亚农业发展三阶段的设想。他认为:第一阶段开始于14000年前,此时人们居住在山区,使用的工具是砾石石片石器和竹木器,但已开始了有意识的照料和栽培野生植物。第二阶段始于11000年以前,是一个由狩猎采集经济转向农耕的阶段。大约在距今8000年至7000年以前,出现了定居的村落,开始了稻作栽培。泰国东北部的侬诺他(Non Nook Tha)和班清(Ban Chiang)均在距今7000-6500年左右,属于这一范畴。从距今4000年开始到距今2500年前,进入了第三阶段,人们进入冲积平原定居,采用稻作农业和家畜家禽饲养。

戈尔曼和索尔海姆的这些观点在美国等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后,经过媒体的宣染,在1970-1980年代得到广泛的传播,迄今一些很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仍采用了他们的看法。例如,美国学者墨菲在他2004年出版的那本颇有影响的《亚洲史》中就写道:“考古证据表明,稳定农业的最早发源地有两个,美索不达米亚……的西南高地,和东南亚大陆沿海部分乃至近海区。”“鸡、猪、水稻和水牛,从它们的东南亚大陆区发源地向北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南部。这一切,直到相当晚的时期,都发生在一个单一文化区的内部。总之,缺少来自南方的这些基本要素中的任何一个,中国的传统农业是难以想象的。”3其实,即使戈尔曼和索尔海姆所说的“考古材料”可以证实,墨非也作了错误的解读,因为他们所说的泰国北部较早的农业遗址如“神灵洞”“能诺他”和“班青”等遗址,都不在东南亚沿海而在内陆。尽管1980年代以来这些看法都遭到了责疑甚至否定,但是,在2008年出版的插图修订第6版《亚洲史》中,墨菲忽然把他所肯定东南亚农业起源地的“大陆沿海乃至近海”搬到了东南亚内陆(也可见墨菲在下结论时实在太轻率了!)他在2008年版的《亚洲史》中仍写道,“鸡、猪、水稻和水牛,起源于东南亚大陆部分,这一切,直到相当晚的时期,都发生在一个单一文化区内部。总之,缺少来自南方的这些基本要素中的任何一个,中国的传统农业是难以想象的。4”中国学者汪宁生也引用别的学者的论述说“新的发现表明,至少在公元前7000年,泰国已有明显的稻谷种植,”这当然5同样是缺乏根据的说法。

正如彼得·贝尔伍德在《剑桥东南亚史》中所指出的:“有人提出泰国农业和青铜器制造业开始的时间相当早,可能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都要早的看法,却造成整体理解上的混乱。近期的研究已经将这些发现放在它们应该在的位置,虽然偶尔还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但现在已经很清楚,早期的一些研究过度夸大了事实。其中一种看法就是认为在泰国西北神灵洞早在公元前7000年的和平文化地层中找到的植物遗存”。

神灵洞遗址位于泰国西北部与缅甸边境城市夜丰颂北郊接壤的海拔600至700米山上的石灰洞遗址。根据学者的分析,它由四个堆积层组成,根据C14年代测定,最下部的第四层大约在一万年前(11,690±560BP)。第二层是距今约八千年(8,142±390BP)的堆积层。第一层距今约7500年(7,622±300BP)。那里出土的文物除石器外,还出土了局部磨制的石斧和石刀及饰有绳纹的陶器,表明这个地区曾出现过不同的文化。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认为,由于仙人洞(神灵洞)发掘出来的植物残片很零碎,还缺乏断定为“栽培种”的证据,特别是关于植物残片的识别和确定尚有很多疑点。61977年,美国夏威夷毕晓普博物馆(Bishop Museum)的植物学家延(D.E.Yen)公布了对仙人洞植物种籽的研究结果。他的结论是:“关于更早期的和平文化以及其具有超过10000年以前的园圃农业的可能性,现有的证明是非常不足的。我们只能设想当时的洞穴居民对于其周围的环境已有广泛的利用。但是却难以证明这些种籽是出于有目的的种植,从而成为本地以后栽种稻谷的序幕。” 进一步的实地考察和相关的研究证实,实际上神灵洞或许是在东南亚寻找水稻栽培起源的最不适合的一个地点。它位于适合于狩猎的地区,而且高居于一个陡峭的斜坡上,距离最近的流动水源都很远。这种地势非常适合于狩猎者和采集者的生活需求。所以,直到进入历史时期,都有由狩猎者和采集者结成的许多小群组在这个地区内游猎活动,而且直至20世纪70年代当地尚有少数人仍然过着这样的生活。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以神灵洞为代表的早期和平文化动植物遗存代表了一种广泛的狩猎采集经济,并无栽培农业迹象,更不可能有水稻栽培。这一点已为绝大多数的学者所接受。7

1960—1970年代在发掘泰国东北部侬诺他(Non Nok Tha)和班清(Ban Chiang)遗址以后,一些学者又将注意力转向了泰国东北部。根据对这些发现的研究,戈尔曼、索尔海姆等人认为,从侬诺他遗址的最下层中出土的稻谷看,东南亚应该是古代栽培稻的中心。

侬诺他遗址位于泰国东北部南蓬河流域的低丘陵地带。美国和泰国的考古人员在1966年、1968年发掘出土了第一到第十一文化层。据参加考古发掘的贝阿德的报告,考古人员从最古老的第一文化层的坑里出土了土器。这种土器的胎土中含有少量的炭化稻壳。日本植物遗传学的权威木原均博士检验了这种标本,确定为稻子,但是还不清楚这一文化层的年代。对于该遗址出土的水稻种子问题,也有不同的版本。贝阿德起草的该遗址《发掘报告书》中说“土器的胎土中含有炭化稻谷”,而索尔海姆教授认为那是“稻谷的压痕”。据索尔海姆教授说,他把在侬诺他发掘的稻糠“寄给日本著名的植物遗传学家木原均博士,同样鉴定为人工种植稻”。可是,根据大冢发表于木原生物研究所主办的《Seiken Ziko》(1972年第67、68期)杂志上的报告,大冢对侬诺他出土的稻糠的外壳结构作了详细研究,认为根据所得到的标本判定虽是稻颖,但不能区别那是种植种还是野生种或杂草。日本京都大学的渡部忠世教授鉴定了一部分具有谷粒压痕的土陶片,鉴定结果是“在几个土陶片里明显有一个米粒(粗米,不是压痕)和一个不清楚的压痕。”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因而认为“上述报告者对水稻作出不同的鉴定结果,使我们不知所措。”

班清遗址距侬诺他遗址东北方向约三十公里左右,因出土青铜器和彩陶而闻名。在比出土青铜器和彩陶层更古老的一层地层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石器时代的稻糠。可是,关于发掘的报告,记载不够正确,也难以确定其年代所以详情不知。据说青铜器时代的初期地层和侬诺他的第三文化层的时间是平行的。所以,如果确定鉴定出了栽培稻,那么不妨可以把两个遗址的稻谷看成是时代大致相同的东西。因此,日木学者大冢认为,还难以对东南亚北部的稻作起源问题作出结论。

二 、从亚洲视角的考察:稻作业起源于中国

除了东南亚,印度和中国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栽培水稻的起源地。因此,显然不能仅就东南亚,而要从亚洲这一更广的地理范围内考察栽培稻的起源。

对于从亚洲的视角考察水稻栽培的出现,彼得·贝尔伍德在综合分析了已有的考古发掘的研究后提出,尽管印度北部乌塔·普拉答什(Uttar Pradesh)地区的康尔迪华(Koldihwa)遗址中发现有稻壳的绳纹陶器,其年代在以前曾被认为早到公元前4500年以前(Sharma et al.1890:198),但遗址的碳测年代并非来自稻谷遗存;而邻近的马哈嘎拉(Mahagara)和昆罕(Kunjhun)遗址出土的类似陶器,其年代只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000年之间。因而就水稻的栽培来说,康尔迪华遗址的年代尚有待证实,也理所当然地受到责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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