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全方位的听取各位大臣的意见，太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一位开国君王，纵横宇内，一统山河，没有自持其功，还能听得进意见，尤其难能可贵。

魏征是进谏的重要来源，从贞观初年到贞观十九年魏征薨，史书载有其事的魏征进谏就达三十次（不包括太宗提到的贞观初年的二百余次），占到史书有载的唐太宗纳谏次数的百分之四十七。其他大臣则数量有限，最多也仅有魏征的十分之一。褚遂良、戴胄史书有载也仅有三次，孙伏伽、长孙无忌等仅有二次。但是，其他大臣都能次第进谏，达到二十五人次，也属不易。

魏征长相，中人以下，老头一个，太宗对魏征的评价却是“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妩媚”二字，足见君臣之谐。早年的魏征，都没有跟对人，半生坎坷不顺。先跟李密，李密兵败降王世充，后又被窦建德所擒。窦建德兵败后，被唐太子李建成征为太子洗马，这是个家臣的职务，也算有个稳定职业。魏征到哪里都是忠心耿耿，然而没有人看重他，李建成算是尊重他的，但是对他提出的要对付李世民的策略却并不在意。玄武门兵变后，太子李建成被诛，李世民执政。按过去的规矩，家臣与主同罪，就算能保留性命，在政治上也根本没有翻身的机会。然而，太宗明知他是建成太子的幕后谋臣，还能不拘一格把他收留下来，颇有当年齐恒公对管仲的风格。太宗先任命他为詹事主簿，作自己的家臣，在太宗正式登基之前，他是不能任命朝廷的官员的。登基后，太宗才任命魏征为朝廷的谏议大夫，此后立即升至尚书左仆射，登朝拜相，至人臣之极。

魏征到太宗处，如鱼得水，其进谏如滔滔洪水，绵绵不绝；太宗也是如舟行水，从善如流。仅贞观初年就陈谏“前后二百余事”。太宗对魏征的相信可以说是到了迷信的程度，魏征退休后，太子承乾举止失德，太宗还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师，希望他能辅佐太子成才。幸好魏征当年即以六十四岁之龄去世，否则魏征到了太子承乾处，真是不知如何勉为其难。

魏征能在太宗那里直言犯谏，还是因为太宗愿意配合他。正如魏征所说的“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魏征希望做良臣而不是忠臣。良臣，如稷、契、皋陶。忠臣，如龙逢、比干。同样的魏征，落在李密、王世充、窦建德、李建成、太子承乾手里，就是忠臣，主败身死；落在太宗手里，就是良臣，君明臣直。

魏征通过不断的进谏来督促太宗离恶行善。他劝太宗不要收受鹦鹉、美人，不要封禅，不要大兴土木等等，他所履行的一如他过去的角色—家臣的角色，如此而已。魏征死后，太宗在他家里找到了一页纸，写着这样一段话：

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新唐书》卷110）

这件事情，魏征看得非常清楚。专制社会，以人治国，什么样的人来治国和用什么人治国，关系国家安危。法治社会是用制度治人，人为法律服务；人治社会是因人设法，法律为人服务。人治社会，好人也会做坏事，坏人更要做坏事；法治社会，好人不会做坏事，坏人难以做坏事。人治社会，需要不断督促好人不要做坏事，督促坏人变好；法治社会，通过健全的法律机制去鼓励好人做好事，惩罚坏人做坏事。人治社会，监督者的力量小于被监督者的力量，被监督者不希望也不允许监督者的力量大于自己；法治社会，监督者的力量小于被监督者的力量。这就是人治与法治的区别。